与鲁迅相遇

最新书摘:
  • 伊南
    2024-05-15
    我们在前面说到了精神界战士与“众庶(众数)”的对立,这里又谈到了精神界战士与“朴素之民”的亲和,这似乎有些矛盾。这矛盾是源于鲁迅对中国民众的复杂认知与态度的。他实际上是用两个不同的概念来揭示他眼中的中国民众的两个不同层面的。简单地说,普通民众在未受“圣人之徒作践”,存有本色的“白心”时,鲁迅称之为“朴素之民”;民众的“天性”一旦“在名教的斧钺底下”,被砍伐殆尽,[3]像阿Q那样,成了“正人”,半通不通地懂得了“圣贤”之道时,[4就构成了鲁迅所说的“众庶(众数)”。可以说,前者是本原、本性之民,也是理想状态的民众;后者才是现实存在的民众。精神界战士与前者有本源上的亲和,视其为自我生命之根;却不能不面对与现实中的后者的对立:鲁迅在这一时期的著述中,一再提到:梭格拉第(今译苏格拉底)被“众希腊人鸩之”,耶稣基督被“众犹太人磔之”,中国“汉晋以来”的文人“多受谤毁”的命运:这些先觉者们都是死于“众庶(众数)”之手的,所谓“窘戮天才,殆人群恒状”,“誉之者众数也,逐之者又众数也”5]一以后,这几乎成了鲁迅作品中的一个母题。这正是始终缠绕着中国的精神界战士,中国的启蒙主义者的巨大困惑。
  • 伊南
    2024-05-15
    既迎合权势,又迎合大众,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伪士总是和专制体制(既是国家的专制,又是众数的专制)联在一起的。鲁迅以后讲“帮忙”、“帮闲”、“帮凶”,以至“西崽”,都是从伪士概念中的这一内涵延伸开去的。前面所说的他们既无信仰,却自命为信仰的捍卫者,不断砍伐真正有信仰的“异端”,正是作为专制体制的“帮忙”、“帮凶”的必然表现。鲁迅又把这些伪士称之为“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这就是说,他们总是打着“新文明”的旗号一这个“新”是可以不断变换的,什么时髦就打什么旗号,这自然与他们本无信仰与原则有关,却使他们永远“领导潮流”,是他们任何时候都能够占据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但他们的目的却只在于“遂其私欲”,这是“伪士”最内在的特质,他们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而他们却要使出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伎俩来掩盖自己的私欲:伪士之“伪”,这是一个重要方面。
  • 伊南
    2024-05-15
    在这里可以看到鲁迅对东方“专制病”与西方“现代病”的双重疑惧,这其实是构成了中国(以及东方国家)知识分子一个基本的心理矛盾和情结的。在许多知识分子那里,就由此产生了一个“乌托邦情结”:希望既治愈东方专制病,又避免西方现代病。这当然是不大现实的理想,一劳永逸地避免灾患与弊端是不可能的。对这样的“乌托邦”情结,我想应该做两个方面的分析:一方面,要把这样的“乌托邦”理想作为一个彼岸的目标,如把它现实化、此岸化,就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在这方面,20世纪是有惨痛的教训的。但另一方面,却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否定这样的“乌托邦”的彼岸理想,这样一种双重忧患意识,它是能够产生对于现实的巨大的批判力量的。鲁迅正是如此:以后我们还会谈到,鲁迅的哲学是拒绝“一劳永逸”、“毫无弊端”这样的思路的,他确实从来不沉湎于任何,一种乌托邦情结之中;但他的“二患交伐”的双重忧虑,却使他避免了陷入将东方和西方文化与体制理想化的现代神话一这正是20世纪的一个“时代病”,他对任何美化东、西方文化与体制的理论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从而使自己始终坚守一种清醒的,独立的批判立场;而这样的“清醒”与“独立”是在20世纪初他提出“立人”思想时即已显示与确立的。
  • 伊南
    2024-05-15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
  • 赛林
    2020-10-21
    表面看来,好像他总是用很冷漠很平淡的字眼来谈论他自己的病,谈论死。……5月15日,鲁迅病大发,他请了医生来看,断定为肺结核,而且是“甚危”。第二天鲁迅就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却是这么说的:“肺结核对于青年人是险症,但对于老人却不是致命的。没有什么特殊的症候。”
  • 法雅和她的时间
    2019-03-10
    鲁迅是1920年12月24日才来北大担任讲师的。鲁迅在北大主要上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小说史”——这在中国大学中文系教育中尚属首创;后来又讲“文艺理论”,以《苦闷的象征》为主要教材。正当胡适急于出来“纠偏”、“引导学生”时,鲁迅却保持了沉默。翻阅《鲁迅年谱》就可以发现,在“五四”之后的几年间,大概到1924年,鲁迅主要精力在从事创作、翻译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从1920年他开始在北大上课也主要是讲小说史),杂文写得很少,也就是说,他很少对社会问题和思想文化界的问题发表意见,对于北大,也只是就讲义风潮发表了那一次颇为特别的看法:对于校方与学生群体他都提出了质疑,他关注与同情的只是作为牺牲品的学生个人。鲁迅的“沉默”是颇耐琢磨的,研究鲁迅,固然要注意他的言说,但他的“不言”恐怕也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