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

• 空白岸

  2020-12-11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实践会引发自我物化之态度？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我想在结尾至少指出一个也许可为我们提供答案的方向。如我先前所指出的，个体的自我关系也预设了先行的自我承认，因为自我关系会要求着我们，将自身愿望与企图理解为自我之中需要被表达的一部分；根据我的想法有当我们（后来）渐渐遗忘了先行的自我肯认，即，当我们将自身心理感受仅视为可观察的或待制造的对象物时，才会形成自我物化的倾向。因此，会造成自我物化态度的原因，很明显地存在于那些与主体之“自我展示”（ Selbstprasentation）——就其最广泛之意义而言——相关的社会实践中。虽然，所有的社会行动都必然包含主体对自身愿望与意向之关系，但我们却能够辨别出某些制度化了的社会实践领域，它们在功能上专门是为了展示自我而订造的，如：面试、特定的商业服务（如某些航空公司之空服员）、安排组织的伴侣中介，这些都是直接显见的例子。各种要求主体展现自我的建制，可能各有不同的特质，其中有些或许仍容许主体进行实验式的自我探索，有些则会迫使参与者必须假装他们有着某种意向。根据我的推测，主体越深地陷在这类自我表现的建制中，便愈容易倾向自我物化——所有这类的机构制度，其潜在地强迫主体假装表现出某些特定的感受，甚或强迫主体全心服膺这些感受，都会促使主体倾向于发展出自我物化的态度。若要举出今日某些制度化的社会实践为例，其确实显出此一发展趋势，那么职场面试或网络伴侣中介可以作为合适的例子。以前的职场面试，大多会依照书面文件和所要求具备的证照来检视面试者的特殊专长，但近年来，根据劳工社会学的研究，职场面试日趋倾向另一性质——面试如今越来越近似于一种销售式的对话，其要求应征者尽可能有说服力且使人印象深刻地描绘他们对未来工作参与之愿景，而不是说明自己至今获得之资格与技能。当面谈的重心从过去转移到未来，就极有可能迫使应征者采取一种视角，...
• 空白岸

  2020-12-11
  如我先前（参见第四章）已经指出的，之所以有人会对其他人（或其他群体）采取物化的态度，是因为这些人出于下列两个原因遗忘了先在的承认：或许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某种社会实践，在其中，全然旁观的态度被过度强化而自成目的，使得主体对先在之社会关系的意识皆被抹去；又或者，某种信念体系引领了他们的行动，此信念体系迫使人否认原初的承认。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中，都是某种先在的、直党上可把握者，在后来被遗忘，但在第一种情况中，是某种特定的实践活动本身造成遗忘，而在第二种情况中，遗忘则是因为主体采取了某种特定的世界观或是意识形态所致。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第二种情况中，物化是某种物化他者之信念体系（ verdinglichen des Uberzeugungssystem）在习惯上造成的行生物，在此，否定承认之根本动力源自于特定意识形态之内容，而不是由某种实践活动所造就产生。当卢卡奇视资本主义商品交易为所有型态之物化的唯一社会根源时，他想到的仅是先前这种情况，即，物化态度是因进行某种偏狭的实践活动而产生。不过，卢卡奇在此不只未能区分“去个人化”与“物化”，他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经济交易双方的法律地位会保护彼此免于受到全然物化态度之对待。因为，不论一方如何纯由追求个人最大利益之观点看待另一方，交易合约中的法律约束仍会保障对方享有最小的、但却具有强制性的要求，使人必须顾及对方之为人的各种根本特质（ persoale Eigenschaften）。法律的保护作用显示了，“承认先在”这一事实如何在一种最低限度上、但同时又是最有效力的方式上得到转译。而卢卡奇并未见到法律的保护作用，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现代的法律机构与制度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各种物化趋势之产物。不过，此处显出的两者之间的关联，可以从反方向使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当纯粹“观察”的实践活动不再受制于法律对承认的最小保障时，物...
• 空白岸

  2020-12-10
  在侦探模式上我们不难明此处所说的诠释观点转换。侦探模式认为我们应将自我关系描述为一种认识过程，此想法无意中勾勒出了一种社会人格类型（ Sozialtypus）——我们只需想象某个主体，他或她总是将自身愿望视为某种有待观察与发现的固定不变之物，就可对此类型得到一具体印象。同样的，建构主义所描述的模式也可解译为一种对特定社会人格类型的写照。我们可以想象，某些人活在一种假象中，以为他们经过计算考虑、特意对别人展现的感受与愿望，真的就会是他们自己的感受与愿望。这两个例子说明了，依侦探主义与建构主义所勾勒的模式，我们的确能设想不同的面对自我的方式。第一例中的主体关联到自身内心状态的方式，就像是关联到某种僵化固定的既与之物一样，第二例中的主体则视内心状态为可制造之产品，其性质可由主体随时机情境决定。当然，我在此处的措辞与陈述方式，也已经过挑选，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显示出这些模式与自我物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不论是侦探主义还是建构主义所描绘的自我关系，它们之所以同于某种自我物化的过程，是因为它们都以无生命的既与物为模本解释内心状态。而两种模式的差异仅仅在于，在第一个模式里，主体经历到自身感受时，仿佛经历着某种“内在的”、已完成的、仅待发现的固定对象物，而在第二种模式里，内在感受则像是可工具性产制之物。在上述这些说明之后，我们应会同意卢卡奇的观点：自我物化的确是可能的，而自我物化在此指的是，我们经验到自身感受与愿望的方式，像是经验到物质存在一样。在现今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对这类人格特质的描述——书中人物要不是困守于自我观察之循环，就是费尽心力造作各种策略上有利的动机与需求。与此发展同时的，乃是今日精神分析文化的渐趋式微。精神分析之文化要求个人以开拓未知之态度面对自己，以期在步步尝试中，探素自我的各种目标，而非纯然观察甚或操纵之。根据我们至今为止的讨论，要指出导致自我物化之趋势的主要...
• 空白岸

  2020-12-10
  ……然而，即便是在这些情况中，我们还是能怀着某种态度，从已经熟悉的情感视域出发，对照比较这些陌生的感受，藉此理解它们并将之表达出来。若依照此种模式来设想自我关系，就出现介于侦探主义与建构主义中间的另一可能模式，其可称之为“表达主义”（ Expressionismus）。在此，我们既不是像单纯觉察一个客体物那样觉察到自身的心灵状态，也不是借着语言陈述来建构此状态，而是根据内心已经熟知者来表达之。而当主体以此种独特的方式与自身建立关系时，他必然认为自身感受愿望有被表达的价值，所以，我们在此脉络下谈承认先在之必然性，应也是合适的。此种形式的承认，并不是以互动者为对象。面对互动者时互动者必然因其人格性（ Personseir）先被我们所承认，我们才有可能与他或她进行任何沟通。而此处的承认指的是，主体必须先已承认了自己，才有可能以表达的方式接触到自身的内在状态。若是自身的愿望或感受自始就被视为毫无表达价值，那么主体将无法寻得通往自身内心的途径，而后者应存于自我关系中。近来，这种对自我的承认常被类比于海德格尔的“自我挂念”（ Selbst sorge），即，主体在面对自我时，首先也带着一种挂念且投入的态度，而海徳格尔认为，人同样是以此种态度对待其他的人与物事。若我们将此种“自我挂念”的相处方式理解为先前所说的：将自身愿望与感受“视为有价值的”，且不投射任何额外的伦理学之企图于其上，那么它和我想以“自我承认”指称的态度乃是相同的——任何一个主体若要能与自身处于一种表达的关系，她或他必须先能肯认自我，肯认自己的心理经历值得被主动认识及表达。此种对自我承认的定义和哈利·法兰克福（ Harry Frank furt）在近作中提出的“对己之爱（ Selbstliebe）①十分相符。我与法兰克福皆预设，人会以某种方式认同或肯认自身愿望与意图，而这会近乎强制地使我们想要发现自己根本的、真正的或说“...
• 空白岸

  2020-12-10
  阿多诺在他的哲学中也主张，是情感上对重要照护者的认同、即原欲于具体他者之贯注充满，开启了我们在认知上通往客观世界的途径。但从这个发生学的论述中阿多诺还得出另一个结论，此结论将有助于厘清我们此处讨论的问题。根据阿多诺的想法，这种情感认同作为认知的前提要件，不只意味着幼儿能因此学会分辨我们对物的立场态度不同于物本身，并从而逐渐建立起关于客观独立的外在世界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曾经深深吸引幼ル的、所爱之人的种种观点，会从此长留于记忆中，当各种对象物随着时间只剩下僵滞的客观意义时，记忆里留下的他人观点会为之开启另一侧面。这也就是说，对具体他人的模仿——其由幼儿之欲力所滋养——在某种程度上会移情于客体——模仿活动会使我们将所爱之人在客体上曾经察觉到的各种意义要素，再次赋予客体，这使得客体的意义远不止于独立自存。主体若能在贯注欲力于对象的历程中，将越多不同他者之不同观点整合于个个别对象上，那么对象在客观现实中对此主体所展显的面向就越丰富。正因如此，阿多诺深信，存在着人对于人以外之客体的承认，只是对他而言，对客体的承认仅有转借之义——主体之所以会重视客体的各种独特面向与意义，是因为后者源出于他人之立场与态度。我们或许必须以更直截的方式重述阿多诺的结论，以呈现出其中道与认识的内在关联：对他人个体性的承认会要求着我们，就客体曾被他人所赋予之各种意义与面向来认识其独特性。①但此一极强的规范性要求，其实已经远超过我们此处所需，即，借助阿多诺思想以重新指出自然也可能是“物化”之对象。若我们循着阿多诺的思路，就有可能证成相关想法，而无需再臆想一种人与自然的互动之道并以此为论述凭据。如先前所说，物化他人，指的是遗忘或否认承认先在这一事实；借阿多诺我们则能补充说，对他人的先在承认同时也包含着尊重他人所赋予客体之各种意义面向。若此说为真，若我们对其他人的承认意味着，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他们对各种人以外之对象...
• FACT

  2020-12-06
  物化作为一种行为转变，渐渐渗人现代社会生活中所有的领域，卢卡奇将此种转变完全归咎于商品交易活动日益普及这一单一原因。此种看法预设了一个未经解释的马克思主乂前提，据之，只要参与经济交易活动，就必然使个体偏失，必然改变个体对自我及对外在世界的关系。在此脉络下的问题是，卢卡奇是否严重地低估了，任何高度分化的社会出于对效率之需求，都必然需要其社会成员学着策略性地面对自我与他者。倘若如此那么我们就不该跟卢卡奇一样以概括一切的方式进行物化批判，而是必须划分出某些特定的社会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旁观的、疏离的行为方式有着充分的正当性。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的目的并不是要一一处理卢卡奇文中所有不清楚之处及问题。我希望的是，以一种行动理论（ handlungsthcorctisch）的观点，重述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希望能藉此开启一个新的视角，使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不必读来如此极端，且使得我们能够提出有助于理解的推测性诠释。
• FACT

  2020-12-06
  卢卡奇在另一方面试着援引黑格尔与费希特来说明何为“真正的”实践；在这个脉络下，只有当客体是主体的产物时，只有当精神与世界合而为一时，才会有不受扭曲的真正的实践。
• FACT

  2020-12-06
  卢卡奇不同于努斯鲍姆（ Martha nussbaum），他并不界定对他人的物化态度严重到何种程度时，应被当作一种道德上可鄙的行为。在他看来，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都同样地被吸纳进物化的行为体系；工具式地对待他者是——社会事实，而不是道德上的不义。
• FACT

  2020-12-06
  不论卢卡奇对物化之普遍化的论证如何可议，这一思路终使卢卡奇得以提出他的核心论题，即，在资本主义下，物化已然成为人类的“第二自然”——所有参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主体，必然习惯成自然地、以看待无生命物之模式看待自己以及周遭的一切。
• FACT

  2020-12-06
  卢卡奇显然认为物化不仅只是一种范畴错误。因为物化的生发具有繁复的层面与久存之特质，不可能只以认识上的误解解释之。在卢卡奇看来物化现象之普遍化与常态化的主要社会原因，乃是在于商品交易的大幅扩展。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商品交易成了主体际行动中的主导模式，而一旦主体开始用交易等值商品的方式来处理他的人际关系，他就迫使自己置身于一种物化之处境，因为他不再能够以非自利算计的观点，来看待既与情境中的构成要素。
• FACT

  2020-12-06
  以纯自然科学的思考方式来讨论相关问题，本身就隐含了∫一种“物化”的态度。
• FACT

  2020-12-06
  在这些伦理学脉络下所谈的“物化”，有着确切的规范意义，它指的是损害道德或伦理原则的人类行为，亦即，一种不符于其他主体所具有的各种人之特质的、将他人当作无感受无生命之客体、当作“物”或“商品”的对待方式。而今日不论是对代理孕母日渐增高的需求、爱情之商业化或是性产业的兴盛发展，都是此种界定所涉及的经验现象。
• FACT

  2020-12-06
  如马莎·努斯鲍姆在近作中，用“物化”指称某种将他人视为工具的极端的对待方式
• FACT

  2020-12-06
  相较于在文学叙事作品中，物化还只是呈现为一种氛围，在新近的社会学分析中，物化指的则是在人类行为形式中所发生的变化。近来许多文化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研究皆发现一种日益加剧的倾向，就是主体会出于利害机宜之考虑，长期假装自己拥有某种感受或愿望，至久而久之，主体真的将这些感受或愿望经历为自己人格个性一部分。当卢卡奇将新闻I作比喻为一种对“自身经历与信念”的“娼卖”，并视之为社会物化的极致表现时，他所指的也就是这种对自我情感的操控
• sapientia

  2017-11-02
  I have made clear that we can use the term “reifi cation” in a direct sense only when referring to our relations to other persons, whereas our relation to nature can be called “reifi ed” only in an indirect or derivative sense of the term. When our relation to other persons is at issue, “reifi cation” means that we have lost sight of our antecedent recognition of these same persons; whereas when we speak of our relation to the objective world, the term signifi es our having lost sight of the multiplicity of ways in which the world has signifi cance for those we have antecedently recognized.
• sapientia

  2017-11-02
  Habermas, for instance, took this functionalist path in hi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attempting to conceive “reifi cation” as precisely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strategic, “contemplative” (beobachtende) modes of behavior penetrate into social spheres in which communicative orientations are “functionally necessary.”
• sapientia

  2017-11-02
  On this elementary level, the concept of recognition thus shares a fundamental notion not only with Dewey’s concept of practical involvement, but also with Heidegger’s care and Lukács’ engaged praxis; namely, the notion that the stance of empathetic engagement in the world, aris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world’s signifi cance and value (Werthaftigkeit),47 is prior to our acts of detached cognition. A recognitional stance therefore embodies our active and constant assessment of the value that persons or things have in themselves.
• sapientia

  2017-11-02
  We can connect up with our guiding topic by pointing out that the abandonment of the originally given affi rmative stance must result in a stance in which the elements of our surroundings are experienced as mere objective entities, as objects that are presentat-hand. “Reifi cation” correspondingly signifi es a habit of thought, a habitually ossifi ed perspective, which, when taken up by the subject, leads not only to the loss of her capacity for empathetic engagement, but also to the world’s loss of its qualitatively disclosed character.
• sapientia

  2017-11-02
  By discussing what Lukács cannot mean by reifi cation, it is starting to become clearer how he does in fact intend this key concept to be understood. If reifi cation constitutes neither a mere epistemic category mistake nor a form of moral misconduct, the only remaining possibility is that it be conceived as a form of praxis that is structurally false. The detached, neutrally observing mode of behavior, which Lukács attempts to conceptualize as “reifi cation,” must form an ensemble of habits and attitudes that deviates from a more genuine or better form of human praxis. This way of formulating the issue makes it clear that this conception of reifi cation is in no way free of all normative implications. Although we are not dealing with a simple violation of moral principles, we are indeed c...
• 空白岸

  2020-12-10
  （1）在发展心理学与社会化研究中早已普遍认为，幼儿思考及与人互动能力之发展乃是一个以观点认取机制（ Mechanismus der Perspektivibernahme）为中介的过程。这一想法可以说是融合皮亚杰（ Jean Piaget）与乔治H·米德（ George HMead），或说是融合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与弗洛伊徳所得来。根据此观点，在儿童发展的过程中，认知能力的习得和早期的沟通关系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紧密相关：儿童之所以能学会将自我关联到一个有着稳定且持存对象物的客观世界，是因为他藉助第二人的观看视角，慢慢地学会将自己原来的、自我中心的视角去中心化（ Dezentrisierung）——婴儿很早就开始和照护者建立起沟通关系，他会要照护者看着自己，并会将照护者的目光引向重要的对象物上。诸多理论认为，这种现象指向一个探索实验的阶段，在此阶段中，婴儿会试探其他的观看周遭世界的方式是否具有独立性。若婴儿要成功学会将自己设身置于第二人的观点，且能以此第二人观点看待周遭环境，他需要有一个和自己相系相应的他人为范准（ correlative natanz），透过这个重要他者，婴オ第一次能以一种去个人化的（ entpersonlicht）、客观的方式看待对象物。今日普遍认为，婴儿掌握此种“人际认知三角”（ Triangu lierung）的时间点是在九个月大的时候，新近的研究因此提出“九月革命”的说法，因为在这个年龄，小孩开始有能力觉察其他行动者的意向，知道其他人面对周遭世界时也带着目标，因此他人的立场和自己的立场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发展心理学的理论中——例如当米德或戴维森强调“观点认取”对于儿童发展符号性思考的必要性时——儿童与照护者关系中的情感层面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我们在米德的理论中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倾向。当米德描绘幼儿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