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与判断

• 水先

  2014-10-12
  因为，正如法官费很大劲去明白指出的，在法庭受审的不是体系、历史或历史潮流，不是各种主义，例如反犹主义，而是一个人，如果被告恰好是一个职员，他被控告就正是因为职员仍然是一个人，就是因为这种职位他才受到审判。显然，在大多数犯罪组织里，那些小零件实际上犯下了大罪行，而人们甚至可以主张，第三帝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需要所有职员犯罪牵连的切实证据，而不仅是梯队的基层人员。因此，法庭向被告提出的问题是，某某，你这个有名有姓、有出生时间和地点、可确定的并因此不可替换的人，是否犯下那些你被控告的罪行，而且，你因何犯下这些罪行？如果被告回答道：“那不是作为一个人的我做的，我既没有意志也没有权力自己主动做什么事；我只是一个零件，可替换的零件，任何人在我的位置都会这样做的；我站在这里受审，纯属偶然。”——这样的答复可以被当作无关紧要而被排除。如果允许罪犯代表一个系统而服罪或抗罪，他实际上就成了一只替罪羊。（艾希曼本人希望变成一只替罪羊——他提议把自己公开绞死，把所有的“罪”都加在他身上。法庭驳回了他这最后一次使自己感情兴奋的机会。）在每一个官僚体系中，责任的转嫁都是惯例，而如果有人根据政治科学来定义官僚制度，即把它看作一种征服形式——办公室统治，相对于人（一个人、少数人或者许多人）的统治——那么不幸的是，官僚制度是无名之人的统治，而且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是最不人性、最残酷的统治。但在法庭中，这些定义统统无效。因为对于这个答复：“不是我，而是那个体制犯下的，我在其中只是一个零件”，法庭马上提出了下一个问题：“那么，对不起，你为何成为一个零件，或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继续做一个零件呢？”如果被告想转嫁责任，他就必须再把其他人牵连进来，他必须提到更多名字，那么这些人就作为可能的共同被告出现，而不是作为官僚制度或其他必然性的体现者出现。艾希曼审判，像所有这种审判那样，如果它没有把零件或帝国安...
• Wolfeyes

  2014-06-24
  我试图标明，我们关于是非的决定将依赖于我们对同伴的选择，即那些我们愿意与其共度一生的人的选择。而且，这个同伴是通过这样的思考而被选择的：对典范的思考，对已逝或尚存的、真实或虚构的典范人物的思考，对过去或现在的典范之事的思考。……但也许也有这样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对同伴并不介意，无论什么样的同伴对他来说都挺好，我担心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从道德上，甚至从政治上说，这种冷漠，尽管相当平常，却是最危险的。而与此相关，危险稍小的是另一种非常普遍的现代现象，即那种完全拒绝判断的广泛倾向。从这种不愿或不能选择自己的典范和自己的同伴的情况中，从这种不愿或不能通过判断力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的状况中，产生了那种真正的skandala，那真正的绊脚石，人类的力量不能移动它，因为它们不是被人类和人类可以理解的动机所导致的。在那里存在着恐怖，同时，也存在着恶的平庸性。
• Wolfeyes

  2014-06-24
  意志是理性和欲望之间的仲裁者，就此来说，只有意志是自由的。况且，虽然理想展示了适用于所有人的东西，欲望展示了适用于所有生物的东西，但只有意志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 Wolfeyes

  2014-06-24
  道德问题的这种品质，即它在政治上的边缘性，在我们考虑下面的情况时就变得清楚了，即从“与整个世界相矛盾要比与自己相矛盾更好”中，我们所能期望的惟一劝告总是全然否定性的。它永远不会告诉你要去做什么，而只是阻止你做某些特定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是你周围每一个人都在做的。我们不应该忘记，思考过程本身与其他任何活动都不能相容。“停下来想想”这个日常说法却是完全正确。无论什么时候进行思考，我们总是要停下正在做的其他任何事情，而只要我们是二而一的，那么我们除了思考就不能做任何事情。
• Jim Moriarty

  2024-02-11
  极权政府曾发明这样一种方法，它可以挖掘出巨大的遗忘之洞穴，以埋葬那些不受欢迎的事实和事件，这是一项庞大的事业，只能通过数百万地屠杀那些亲历或见证过去事件的人才能成功。因为它要使过去像从没有存在过一样被忘掉。
• Jim Moriarty

  2024-02-11
  最后，有一位女证人，她因为在报纸上看到卢卡斯医生的名字，就从迈阿密来到法兰克福，她说：“这个杀害我母亲和我全家的凶手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讲述了杀害是如何发生的。她于1944年5月从匈牙利到达奥斯维辛。“我怀抱一个婴儿。他们说母亲可以和他们的孩子留下米，因此我母亲把孩子给了我，并把我装扮得看起来年龄大一些。（那位母亲手里抱着第三个孩子。）当卢卡斯医生看到我时，他可能意识到那个孩子不是我的。他把孩子从我那里夺走，把他推给我母亲。”法院马上知道了真相。“你也许是有勇气救这位证人？”沉默一会儿之后，卢卡斯否认了一切。而那位显然仍不知道奥斯维辛法则的妇女离开了法庭－这法则是，在那里，所有带孩子的母亲一到达就要被毒气毒死。她在寻找杀害全家的凶手，却不知道面前的人正是自己生命的拯救者。这就是当人决定要把世界颠倒过来时发生的事情。
• Ying

  2020-02-04
  如果允许罪犯代表一个系统而服罪或抗罪，他实际上就成了一只替罪羊。（艾希曼本人希望变成一只替罪羊一一他提议把自己公开绞死，把所有的“罪”都加在他身上。法庭驳回了他这最后一次使自己感情兴奋的机会。）在每一个官僚系统中，责任的转嫁都是惯例，而如果有人根据政治科学来定义官僚制度，即把它看作一种政府形式——办公室统治，相对于人（一个人、少数人或者许多人的统治——那么不幸的是，官僚制度是无名之人的统治，而且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是最不人性、最残酷的统治。但在法庭中，这些定义统统无效。因为对于这个答复：“不是我，而是那个体制犯下的，我在其中只是一个零件”，法庭马上提出了下一个问题：“那么，对不起，你为何成为一个零件，或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继续做一个零件呢？”如果被告想转嫁责任，他就必须再把其他人牵连进来，他必须提到更多名字，那么这些人就作为可能的共同被告出现，而不是作为官僚制度或其他必然性的体现者出现。
• Li Chih

  2019-12-29
  这时，思考活动在政治事务中就不再只是边缘性的了。当每个人都无思地被其他人所做的和所信奉的挟裹而去，那些思想者就从隐藏中凸显出来，因为他们的拒绝加入惹人注目，并因此成为一种行动。思考活动中的那种清洗成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隐含着政治性，它从未经审查的观点中引出其隐意并由此瓦解这些观点一一价值、教义、理论甚至信念。因为这种瓦解对人类的另一种能力、即判断能力有一种解放的效果。有人可能把这种判断能力称为人的心灵能力中最具政治性的一种，这有些道理。正是这种毋须把个别提交给一般而对其（个别）进行判断的能力，通常能被传授和学习，直到它们（一般）变成能被其他习惯和规则代替的习惯。判断个别事物的能力（正如康德首先发现它的那样），即说出“这是错的”、“这是美的”等等的能力，不同于思考能力。思考活动处理不可见者，处理不在场事物的表象；判断活动则关注个别和近在眼前的事物但是它们两者按照意识和良心相联结的方式联结。如果说，思考活动这种二而一的无声对话实现了意识被赋予的同一性中的差异，并产生了良知这个副产品，那么，判断活动这种思考的解放作用的副产品就使思考现实化了，使它出现在显象世界中，在这个显象世界中，我从不孤身人，总是太忙碌而不能思考。思想风暴的表征不是知识，而是分别善恶、辦识美丑的那种能力。而这在那罕见的危机时刻的确可能阻止灾难，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 Li Chih

  2019-12-29
  就其非认知和非专门化的意义来说，思考活动作为人生的一种自然需要和意识中的差异的具体化，它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永远可运用的能力；同样，不能思考也不是那些缺乏脑力的众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科学家、学者，包括其他从事心理研究的专经常存在的可能性，他们都逃避这种其可能性和重要性被苏格拉底首次现的与自己的对话。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宗教和文学已试图作出解释的凶残，而是恶；不是罪以及那些恶魔一一他们在文学中成为反面英雄通常出于妒忌和怨恨而行动一一我们关心的是不邪恶的普通人，他没有特殊的动机，然而却因此能做出无限的恶；与恶魔不同，他从不会在半夜受到其良心的折磨。
• Ixtab

  2019-08-28
  故而，向那些参与罪行并服从命令的人提出的问题绝不应该是“你为何服从”，而应该是“你为何支持”。这种用词的改变，对于那些知道单纯的“词语”对人（他们首先是说话的动物）的心灵具有奇怪而强大的影响的人来说，就绝非只是语义的区别了。如果我们能够把“服从”这个毁灭性的词语从我们的道德和政治思想词汇中剔除，那我们就会受益匪浅。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深思熟虑，我们就有可能重新获得一些自信，甚至骄傲——这是一笔财富，这就是说，重新获得从前时代被称为人的尊严或光荣的东西：它也许不是关于人类的，而是关于人之为人的地位的。
• 象

  2019-06-24
  尽管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一诱因，可以是使一个人免于遭受惩罚的合法借口，但它肯定不能被道德正当化
• Knut

  2014-07-07
  ...影响我的恰是那种自由，即不必付出被同化的代价就可以成为一名公民。
• INFJ筝吹旬

  2013-02-10
  在我们的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对做出判断的恐惧，这种判断与《圣经》中的“不要判断人，免得你被人判断”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这种恐惧是基于对“投下第一块石头”的恐惧，那它就辱没了判断这个词。因为在不愿判断的后面暗含着这一看法，既没有人是自由的行动者，还暗含着这一疑问，即是否有人可以为他所做的事情负责或者能够被期望对他所做的事情负责。在道德问题被提出，即便是被顺带提出时，提出这些问题的人都将面对这种可怕的缺乏自信和勇气的状态，还要面对那种虚假的谦虚，它体现在下述说法中：“我是谁，有什么资格去判断。”这个问题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大家是一样的，同等的邪恶，那些试图、或加装试图保持一些正派作风的人，或者是圣人或者是伪君子，而他们都与我们无关。因此，一旦有人责难某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以历史潮流和辩证运动为基础，简单地说就是以在人背后起作用并赋予他们所做的热河时请以某种更深层意义的神秘的必然性为基础，去责难所有的行为和事件时，就产生了那种喧嚣的抗议声。只要一个人吧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追溯到柏拉图、吉奥阿基诺·达菲奥雷、黑格尔或尼采，或者追溯到现代科技，追溯到虚无主义或法国大革命，那么就万事大吉了。
• 小屏风

  2015-03-03
  不论是黑手党，或者SS（党卫军），或者其他犯罪或政治组织的分子，当他们为自己的罪行辩解时，往往辩称自己只是一个小齿轮，全心全意为上级的命令效力。其他人若处于相同的处境，也会做一样的事。
• 颜悦

  2014-03-28
  人们越是在每个方面都变得平等，整个社会越是渗透着平等，差异就将越来越受到憎恨，那些明显地、天生地不同于别人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了。
• Wolfeyes

  2014-06-24
  换句话说，犯下最大的恶的是无名之人（nobody），即那些拒绝成为人格的人。在我们这些思考的概念框架内，可以说，那些拒绝思考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并且也拒绝回顾它，即返回去并记下他们所做的事情（即teshuvah，或说懊悔）的作恶者，实际上已无法把他们自己树立为某人。通过顽固地保持为无名之人，他们证实了，自己不适合与其他那些或好或坏或冷漠、但至少还有人格的人进行交流。
• Wolfeyes

  2014-06-24
  是非的标准，即对于我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既不依赖于我与周围的人们共同分享的习惯和风俗，也不依赖于一种有着神圣起源和人类起源的命令，而是依赖于我对我自己作出了什么决断。换句话说，我不能做某些事情，因为假如做了这些事情，我就不能再和自己生活在一起了。这种和自己一起生活（living-with-myself）不只是意识，不只是那种无论我做什么和无论我在什么状态下都陪伴着我的自我意识；在思想的过程中，自我存在和自主判断得到澄清和实现，而每一个思想过程都是一种活动，在其中我与自己谈论所发生的关于我的事情。那种呈现在这种无声的自我对话中的存在方式，我现在把它叫做独在（solitude）。故而，独在不仅仅超越也不同于其他单独存在（being alone）的方式——特别是孤独（loneliness）和孤立（isolation）。独在意味着，尽管独自一人，但我是和某人（即自我）在一起的。它意味着我是二而一的。
• 万有引力之后

  2017-01-22
  献身于一种理论生活、一种沉思式生活已经预示着对公共生活的离弃，虽然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一点。老伊壁鸠鲁给哲学家的那句劝告，即在‘隐藏中生活’常被误解为一种审慎的建议，实际上它却是非常自然地源于思想者的生活方式。因为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思本身不仅是一种看不见的活动----一种不向外展示自己的活动----而且它也没有显现的需要，甚至没有与他人交流这一非常有限的冲动，就此而言，它也许是独特的。
• 万有引力之后

  2017-01-22
  尽力像‘地道的美国人’那样做事、说话和感受，总是屈从于那种生活习惯，这是来自民族国家的单纯强迫，在这种民族国家，如果你想得到归属感，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国民的样儿。对我来说，麻烦在于我从不向往归属，即使在德国也不向往归属，所以我难以理解在所有移民中思乡病所自然发挥的那种巨大作用。特别是在美国，在那里，当民族归属失去其政治意义之后，它就成为社会和私人生活中最强大的联系纽带。
• 万有引力之后

  2017-01-22
  当我到达美国时，影响我的恰恰是那种自由，即不必付出被同化的代价就可以成为一名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