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社会之旅

• chaos

  2020-06-15
  我们能回答什么问販取决于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但是，问题的形式并不是答案的唯决定因素，否则我们的知识将永远不可能超越特定提问者的ま观观点。任何完全主观的观点都会从根本上损害其自身的有效性，因为其他任何人没有理由去接受它。
• chaos

  2020-06-15
  存在着一个客观性的领域，它以共享的观察与逻辑沟通的必需性为基础。
• 蓝道_RANDALL

  2020-06-03
  碑式的著作一一《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很喜欢美国，尽管它表面上似乎不太对一个贵族的胃口。这是一块“群氓统治”（ mob rule）的土地，那里，政治是由煽动性的夸夸其词和当权政客的操纵构成的，这些政客为他的追随者们提供庇护；那里到处充斥着无尽的各种交易那里几乎没有什么高雅文化和优雅的举止；那里法律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在西部地区的街道上，人们动辄相互射杀。换句话说，那时的美国与现在的美国近似，只是更朴野、更粗糙，总之，更清教徒化。“我原以为英国人是地球上最严肃的一个民族，当我见到美国人时，我的看法变了，”托克维尔说，“美国人在空闲时间里不会像欧洲大多数地区的同阶级者那样，去公众场所里就舞，而是自己在家里关起门来喝酒。这样，他们就拥有了两种央乐：他可以想自己的事，并且，即使醉倒也是在自己家里的炉不失尊严。”
• 蓝道_RANDALL

  2020-06-03
  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其表述本身就存在个困境：如果观念是物质利益的反映，那么底层阶级是如何接受了并不反映他们自身利益的观念的呢？这就需要马克斯・韦伯和爱弥尔・涂尔干来提供解决这个困境的钥匙：前者分析了观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后者则认识到了仪式所导致的团结效应。尽管直存在着我们的观念会被模塑为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正统保持致的危险，但由马克思所开启的这个初始问题从来没有退场过。
• 久别重逢爱丽丝

  2020-02-21
  一个平等的大众社会的个人主义是与国家的绝对权力并行的。在商业及其他纯个人事务性的领域，私人化的个体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利益，而政治方面的关注则降低为只竭望稳定一一个能维持秩序的政府，以使每个人能安心筹划他们各自的事务。大众社会中的个人愿意给予集权化的国家以巨大的权力，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丧失了抵制它的自由。
• 风撼斜阳

  2020-12-29
  在所有这些前沿阵地，尼采的思想仍给我们指引出一些通往解放的重要道路。尼采的一生本身就表明了这种突围如果半途而废会具有怎样的危险性。要揭示各种无意识驱动力，要攻击占统治地位的伪善，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能胆怯，否则将后果严重。因为会有这样的危险，即我们可能成为我们努力要从中解放出来的压迫势力的俘虏，就像尼采在疯狂状态时成为了他以前一直咒骂的反犹分子的俘虏一样。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是尼采第一个踏上了这条探索之路的，他探究社会和自我之中最肮脏、最隐蔽的部分。如果说，他最后成了他所揭示的东西的牺牲品，至少他首先有这个勇气去探索，而他所揭示的东西已成为路标，引导后来者继续前行。他的探索、他所遭遇的艰辛以及他最终的悲剧，使他跻身于社会发现者中最英勇者之列。
• 久别重逢爱丽丝

  2020-03-01
  理性化一步步坚定地把不确定的、神格的和诗意的东西击退。人们曾一度透过面纱一一仪式和典礼、女神和吐火龙、日常生活中无数可怕的意外来理解世界；甚至敬畏上帝的新教徒企业家也过时了，取而代本的是被雇用的官僚。现代体制一且建立，它就开始接照自身的率辑运行了。但新教伦理并没有消，它只是被世俗化了。其精神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每一种体制中，存在于被严格控制的人们的人格中，他们在一个充满规则、成绩考核和政府安全的世界中工作。
• 久别重逢爱丽丝

  2020-03-01
  只要这个世界还是在神和精灵的掌控之下，它就不具有可预见性人们只能试图通过仪式、供奉牺牲来安抚那些看不见的统治者，或者试图通过魔法来控制他们。但是一旦神灵世界作为另ー一个分离开的领域，那么人们就可能以种更为稳定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和社会。
• 吹吻橙

  2019-12-15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造成地球上任一点到另一点都可以确实达到即时沟通；观点、影像和信息可以无阻碍地传播到任何地方。世界已经联结成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共同上升到新的市场高度，并面临着同样的财政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威胁。商品和服务可以在任何地方生产出来并运送到任何地方。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边界不再重要，只有一个大的全球政治。全球化理论有悲观和乐观之分。我们是处在一个充满自由、创造力和发展，所有老旧的意识形态和偏见都被洗刷干净了的美好新时代吗？还是处于一个各种地方性问题会蔓延至所有地方的全球危机的时代？要回答这类问题，我们需要首先问问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传统是否已经过时。追随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戈夫曼和其他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家们会对全球化、计算机化和因特网做何评论？包括全球化在内的所有事物都至少包括三个主要方面：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这是对韦伯的分层范畴（阶级、地位和权力）的次序重组，因为在全球化境况下，从文化维度开始讨论是有益的。全球化理论倾向于最为关注文化，因为它最核心的理论是关于信息及其在全世界流动的理论。人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主要论题是，世界是否正在被一种单一的世界文化一一有时被称为麦当劳化一一所取代，或者说地方文化是否还能存续。就目前而言，据说答案是“全球本土化”"（ glocalization）一一地方对全球文化模式的适应。但这可能是暂时的，因为互联网的运用才不到20年，一些地方还更晚，因此再过更长的时间，比如说30年左右，可能出现同质化世界。但也存在着文化抵抗。全球文化主要是西方化，这在某地方遭到猛烈抵制，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攻击西方的商业主义，宣称并抨击西方丧失了性道德及宗教价值观。对全球文化滲透进传统主义社会的反抗引发了有时是暴力的反应。不过，即使是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者也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采用互联网，并在抵抗中使用现代武器。路边的炸弹可以由...
• 吹吻橙

  2019-12-15
  今天的全球文化所展示的是与之前各阶段存在过的世界sys霸权同样类型的支配。世界-体系理论认为，文化只是经济支配的一翼。我们不应将文化想象成飘浮在空气中自我维持的东西，而是需要从文化制造产业的角度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文化产业有两大内容：生产文化的技术，以及由它们传送出去的文化。今天物质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制造出诸如手持微型计算机这样的产品，这之前，有笔记本电脑、电视机、照相机电唱机和电话，这一长串的产品之流可以回溯到至少是19世纪，而自1920年代以来，这些产品一直是经济制造领域中一个爆发性增长的部分。就业（ employment）中另一重要的一块是文化的非物质部分一一电影和电视演播室、广告代理商以及所有其他信息技术的使用者们生产出的东西。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文化生产部门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增长部门（如果我们将旅游经济包括进来的话一这是一种通过旅行来出售文化的方式则更是如此）。它已经取代了所谓的烟囱经济或者“铁锈带经济（ rust-belt economy），后者是由工厂生产汽车、冰箱和其他大型消费品，这种方式在20世纪初占主导地位。但这只是内容上的一个变化，而不是世界经济形式的变化。世界一体系扩张的每一阶段，随着霸权中心的每一次转移，都有其首要的经济产品：在西班牙霸权时期是金银，早期殖民地时期是农业产品，19世纪是铁路、隧道和海运，然后是20c初的大型消费品，以及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的文化产业。今天所发生的众多革新是令人惊叹的，但没有什么是史无前例的例如在铁路环绕地球伸展的时期，对于经历这一变化的人们来说，这同样是令人惊叹的；当土著人首次遇见持枪的欧洲探险者时，他们同样无比惊讶。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变化速率在加快，也许并不确实；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一体系一直持续的变化似乎是保持同样的速率的。这里还有更深的一点。现代世界一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
• 吹吻橙

  2019-12-15
  对于沃勒斯坦来说，“世界”一词不是严格按照其字面意思来理解的。“世界一体系”并不指的是整个地球，而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 world-in-itself），是一系列既联结在一起，对于此系列之外的世界而言又相对自主的社会。有两种主要的世界一体系类型：一种是世界帝国（ world empires），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将其他国家联结起来，并从其他国家抽取经济贡赋；一种是世界经济体（ world ecnomies），是由战争和经济交换而联结在一起的各政治单位的复合体。还有第三种可能的类型，即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它现在还不存在，但沃勒斯坦相信它会在将来出现。沃勒斯坦对20世纪真正有过社会主义经济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所存在过的不过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的被社会主义者控制的国家。以上两种世界一体系状况的关键区別就在于，一种（世界帝国）是一个征服国家通过收纳贡赋而支配经济，另一种（世界经济体）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强大到做到这一点。像古罗马和中世纪的中国这样的帝国国家，会限制经济的自主发展。在这种国家，官吏高高在上，他们不用向地位低下的商人让步；由于缺乏军事上的竞争，也就没有激发国家机制及其经济政策向理性化发展的动力。在这点上，沃勒斯坦遵循了马克思关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因素的思想。从另一方面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意味着统治者必须向商业和金融利益让步。因此世界体系中纯粹政治权力多元化是至关重要的
• 吹吻橙

  2019-12-15
  布尔迪的历史观包括两种社会的类型，对应两种控制模式。一种是不断在个人互动中产生和再产生出来的控制，一种是由客观的、非个人化的中介所调节的控制。前者包括部落社会中的仪式交换和仇杀；控制后者的则是非个入化组织，它们分配各种资格，无论是财产契约还是各种学位。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的区别在于“所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的客观化程度”。在部落社会，权力是在代表自身的个人之间不断协商的。因此对现代的观察者来说，这种社会是个冲击，它较之他们的社会既更野蜜，又更个人化和人性化。在现代社会，控制是建立在客观的机制一一学校系统的竞争性结构、法院以及货币经济一一基础之上的，因此其产品看上去脱离于人，而呈现出“物体的不透明性和永久性”当文化不再是每一个使用它的人直接占有之物，而是变成由书写储存起来时，这两种类型之间就开始发生转换。于是专家们开始垄断了文化，并将其发展为宗教、艺术及各种专门知识的深奥的形式。布尔迪厄所说的这种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对应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它标志着向阶级社会的转化。（控制系统的进步客观化是与教育系统的精致化一同发生的。进行仪式交换的个人化社会是地方性和片段性的，而教育系统则将所有的文化资本统一成一个单一的市场。文化交换中的正式的教育学位就相当于物质经济中的货币；二者都创造出单一的价值标准，以保证自由和普遍的循环。布尔迪厄走得更远，他指出教育系统保证了人们总能依照客观确定的比率将文化资本转化为货币。
• 吹吻橙

  2019-12-15
  布尔迪厄的核心概念：符号暴力（ symbolicviolence）。这一概念的定义是在布尔迪厄与让一克劳德・帕斯隆合著的《再生产：在教育、社会和文化之中》中提出来的，即“它是一种成功地赋予意义的权力，并通过隐藏权力关系而成功地把这种意义赋予合法化，而这种权力关系正是其力量的基础。”这 种权力分布极其广泛。它构成了正式学校教育、孩子培养、人们在公共场所展示的风格、信仰和沟通媒介的内容。它们作为文化意义一一人们据此来定义世界并确定彼此在世界中的位置一一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但这种暴力是隐藏着的，而且必须如此。学校所传授的文化是由主导阶级批准的文化，但学校又必须宣称它在阶级冲突中是保持中立的，因为它只有显得中立オ能给主导阶级一方增添权力。布尔迪厄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文化的确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它为纯粹的武力和经济压制增加了份自己的力量。学校文化是从多种可能性中专断选取出的一种，但它必须隐藏起这种专断性，因为如果它教授的是文化相对主义，那它必然在根基上摧毁自己。 这一主题在布尔迪厄最理论化的著作《实践理论纲要》中被有力地提出来，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他的阿尔及利亚部落调査资料。布尔迪厄声称，社会是通过欺骗，或者说误认（ misrecognition）而整合的。这里，布尔迪厄对涂尔干的传统进行了自己的修正。涂尔干曾指出，社会是通过仪式性地创造出对上帝的信仰而维持团结的。在布尔迪厄看来，这里包含着一种基本的误认，因为社会创造了上帝，但它必须将这一事实隐藏起米，因为只有人们相信上帝是客观存在的，这一信仰才能有效。马塞尔・莫斯将涂尔干的仪式理论扩展为礼物的交换，后者是原始经济的基础。给予、接受和互换礼物是被社会义务所严格限定的，因为拒绝礼物是一种冒犯，而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礼尚往来，那么他就是在拒斥各种社会纽带。但是礼物这一观念正是让人觉...
• 体中何如

  2024-06-20
  社会学并不是一门不可能的科学，但的确是一门很艰难的科学。它的发展是一个逐步从日常信念之网中疏离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一个又一个想当然的假设被怀疑和被取代而一步步推进的。就像当年人们说到哲学一样，社会学也像是在漂浮于海面的一条船上替换一块块木板来重造这条船。社会学的历史是一个各种世界观发展的过程，每一步的向前拓展都在于它提出了一些以前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消除了以前的一些困惑，或者融进了一些以前未被观察到的事实。每一种世界观，包括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都存在着一些幻象，科学的旗号并不比其他东西更能作为真理的确实保证。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在理解社会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包括一些最近的成果，因而我们现在可以确信，我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 田季琰

  2024-04-28
  我们之所以把时间分成各种单位，是因为在我们复杂的现代文明中，我们的行动需要与其他人进行协调，而不是因为星期或小时是构成自然的真正框架。由于我们一直按照这些时间单位行事，它们就成了我们意识的基本框架的一部分，是我们主观地将它们变成了绝对的现实。而社会以同样方式暗中构建了我们的世界观的基础。公元1992年这种时间直接将我们置身于基督教历史观的背景中，因为这种耶稣纪元使我们与作为公元1年的基督出生之年联系在一起。而中国人———他们的年历已经到了4690年———则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宇宙中。
• 风撼斜阳

  2020-12-28
  也许，只要有足够多的人认识到政治幻象与政治压迫之间的联系，认识到加诸我们日常交往之上的各种精神幻觉所造成的麻木，我们的生活质量就能有极大地提高。新的一代人已表现出了他们的显著特征，即比他们的前辈更为现实——他们更能戳穿有关性及政治的社会谎言，戳穿各种地位等级仪式和各种个人关系的幻象。尽管我们尚不能确定，一种诚实和个人解放的新文化能否使我们控制现代社会的各种压迫和疏离（alienating）机制，但是，进一步照亮现实是我们手中不多的武器之一。
• 风撼斜阳

  2021-01-13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模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并不必然可得，除非他能执著地追求那些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到这点，而且他不仅应是领袖，还应是英雄——在这个词最为朴素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有一颗坚韧的心，以便能勇敢地承受即使是全部希望的破灭。现在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毫不气馁；尽管面对这种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 吹吻橙

  2019-12-15
  人们开始争存对它们的控制；大量的产业被制造出来；艺术、科学及其他象征文化出现了，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网络，它甚至支了统治者，在面对无生命的化学世界时，它包含了人类意识的螺旋式的复杂性。我们自身对这些过程的认识正在逐步形成一门社会学。如果说在很远的过去ーー马克思、斯宾塞和萨姆纳的时代一一的社会学家帮助创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的世界观，我们期望将来的普遍意识会从今天的社会学发展中得到一种新的娴熟和新的色调：对世界一一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彼此间随意发生冲突，尽管相互依赖之链将他们東在一起一一的困境和纷乱具有新的娴熟理解，以及对人类的新形象所呈致的新的色调以前的思想家将人类看作或者是遗传的造物，或者是历史因果轮回的产物，是由盲目的罪恶与错误导致之物，或者只是大型结构与环境中的一个齿轮。所有这些模式都具有一定的真理成分，但最杰出的社会学却给出了关于人类本质特性的另一种意象、创造出自己的行动及其意义，并构建出他们以前没未经历过的新的现实的生物。尽管我们受到我们能够轻易创造出或愿意创造出的东西的限制，但不管怎样，这个社会世界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坚固的世界瓦解，开启了一个可能性的世界
• 吹吻橙

  2019-12-15
  民族志方法学的观点在应用上是具有潜在的革命性的。社会结构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们存在；如果有人有足够权力和自信来推翻约定的共识，那他们就能成功地挑战这些信念。日常个人之间的礼节、尊重、礼貌和权威的整个结构的存在就是因为它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通常它所赖以支撑之物，除了那些相信其稳固性的人对违背者的潜在的社会遣责之外别无他物。那些把社会结构看作社会神话的人就能打破这一气泡；他们镇定地拒绝接受对于情境的惯常界定，这使他们具有了心理上的优势，因为这些传统的支持者的权力就来自他们确信他们的现实是客观的，而不是一个界定的问题。嬉皮土之能领导一场文化革命，反对对各种情境的约東性的正式界定，就在于他们能够很好地用对日常现实的反界定表述来“刺激刺激人们的脑子”。当然，并不是所有在实行的无形的社会结构都很容易受到战。一个商业组织就是一个由各种规则和角色组成的网络，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同意认为它存在，但由于通常人们并不健忘、那业运行这个组织的人也就不会突然否定其存在）不管怎么说，玩这场象征性的游戏会有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好处一那些这样做的人可以维持生计，获得一定的地位和权威。他以其典型的精致，通过阐述“框架”的概念及其内容，提出了他的主要观点。一个情境，就像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画框里面的东西，而我们是从围绕它的画框的角度上去看的。但是，我们也经常能够走出画框，将画框也作为我们观察的内容，这就在此内容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新的框架。因此，事实就像是盒子里的盒子如果我们不做出某种社会行动来将其置于一个可控框架中来聚焦的话。戈夫曼指出，人类行动者通常很注意保持他们的框架的秩序，即使我们在这些框架中出出进进，但我们无法逃脱我们的构造性行为的戏剧化影响。在戈夫曼这里，社会学和哲学融合了，在这一点上，对构成社会现实的舞合机制的研究进入更为敏锐的聚焦中微观社会学的影响戈夫曼和民族志方法...
• 吹吻橙

  2019-12-15
  为什么说生活像一场戏剧？戈夫曼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因：第一，控制让他人看到的现实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武器，几乎所有人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它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权力或者是自由。因此，贵族和上层阶级用他们的财富和闲暇来给自己披上尊费的色彩，使自己得到尊重；中产阶级则通过将自己置于工人阶级之上而获得受人尊敬的地位；管理者试图通过在下属面前表现出给人印象深刻的风度而提升他们的权力；工人则通过将他们与老板打交道的场合限制在被小心护卫着的前台区域而保护自己的自主性。将生活比作戏剧的第二个原因是：要有一个清晰的、一致的和公认的现实，那么表演就是必需的。各种境况并不会直接自我界定：他们必须通过象征交流而被构建出来；因此，不管社会生活还具有其他什么性质，它必须是可被表述的。这样，戈夫曼就将米德和涂尔干的观点向前推进了，涂尔干的社会良知观念是要以此显示出作为社会本质的共享意识之存在。戈夫曼将这一概念从抽象的高空拉下来，所以我们不用努力去想象一个意识的大气球笼罩在法国、英国或是美国的上空，构成这些社会的集体良知；相反，我们可以根据千百万小的社会现实来进行思考，只要人们聚在一起就会存在这些现实。 社会现实就是人们对它的表述，戈夫曼指出，我们所应该努力去关注的不是人们看上去在谈论的某些独立的事物，而应该在人们谈论时观察他们。终极的现实是个迷，有时是一种神话，我们所能把握的最“真实的”事物就是人们在构建现实中的种种行为。一群自称为“民族志方法学者”（ ethnomenthodologist）的激进经验主义者的运动继续从事着这一问题的研究：人们是怎样在他们的意识和谈话中构建出关于周围的社会世界的观念的。这一运动的领袖是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 HaroldGarfinkel），它建立在德国社会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 AlfredSchutz）的洞见（后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