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宋朝

• Ja

  2015-06-28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缠足始于宋代，并被宋朝理学家推波助澜，从缠足可见宋朝妇女深受礼教压迫云云。但实际上，缠足并非发端于宋，唐朝时已经出现了缠足的风气，有诗为证：温庭筠《锦鞋赋》：“耀粲织女之束足”；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从唐至宋，缠足只是流行于上层贵妇和妓女群体的风尚，社会绝大多数的女性是不缠足的。另外，宋人的缠足，指的是将女性足部缠得纤直一些，叫做“快上马”，并不是明清时代那种变态的“三寸金莲”。缠足的兴起，也跟宋代理学家毫无关系。我们在宋朝的理学著作中找不出任何支持女子缠足的言论。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理学家是明确反对缠足的。元代笔记《湛渊静语》说：“宋程伊川家妇女俱不裹足，不贯耳。后唐刘后不及履，跣而出。是可知宋与五代贵族妇女之不尽缠足也。”程伊川即北宋大理学家程颐。程氏家族直至元代，都坚持不缠足。南宋的车若水在他的《脚气集》中也提出，“妇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痛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缠足陋习的控诉。提出控诉的车若水可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再传弟子。大体来说，宋代的缠足风气，只是出于上层社会病态审美的产物，跟西欧的束腰、今日的隆胸时尚差不多。到元代时，才出现了性别压迫的意味。如元人伊世珍的《琅环记》称：“吾闻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内，欲出则有帏车之载，是以无事于足也。”但在宋代，妇女并不受禁锢。
• Ja

  2015-06-28
  考察历史，宋代女性的地位绝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低，甚至可能在历代王朝中，宋朝女性的地位是最高的。法律与习惯法明确了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夫妻离婚，或者妻子改嫁，女方有权带走她的全部奁产。宋朝的法律也保护女性的这一权利。……宋朝之后，女子就丧失了这种处分自己财产的自由了。宋朝的法律也保护妇女主诉离婚的部分权利，……这是前所未有的法律对妇女离婚权的承认。不过……离婚需要丈夫写一道“放妻书”，作为法律上的凭证。唐宋时代的“放妻书”写得非常温文尔雅，来看一道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盖闻伉俪情深，夫妇语义重，幽怀合卺之欢，念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共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求一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械恐舍结，更莫相谈，千万永辞，布施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年×月×日×乡百姓×甲放妻书一道。……（这是）流行于敦煌一带民间通用的“放妻书”样本。夫妻好聚好散，相离不出恶声，正是文明的表现。
• Ja

  2015-06-28
  赌博，英文为Gamble，宋人叫做“关扑”，发音相近。到元朝时，还是这么叫。我有点疑心英语Gamble就是“关扑”的音译，由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入欧洲。
• Ja

  2015-06-28
  宋王朝以开放的胸襟鼓励海外诸国来华贸易，也欢迎远人在华定居——我们现在都认为唐朝具有高度开放的气度，却不知道宋朝的开放性半点不亚于大唐，如果不是超过的话。在北宋的汴京，有犹太人的聚居点，宋人将他们信奉的犹太教称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在泉州与广州等口岸城市，则生活着大批阿拉伯人，当地的姓蒲之人，很有可能便是阿拉伯商人的后裔。“蒲”即阿拉伯语“阿卜”的发音。广州还有很多来自东南亚与东非的黑人，他们是被蕃商当成奴隶贩卖到中国的。
• Ja

  2015-06-28
  与明清时期相比，宋代的金融业呈现出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政府充当了开拓金融市场的先锋。不管是中国最早的“银行”——抵当所，还是最早的“信托机构”——检校库，都是宋政府率先创办出来的；而为了对冲民间交引铺对证券市场的控制，宋政府也不是动用权力禁止交引交易——像明清政府一样，而是设立官营的“买钞场”进行市场调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王朝表现了其他任何王朝所不具备的“国家资本主义”特质，宋政府比其他王朝的政府都懂得拥抱市场。
• Ja

  2015-06-28
  在宋代儒家已经明明白白提出“四民皆本”之后，明末的黄宗羲还发现了“世儒不察”的情形，说明宋后的儒家思想与政经制度出现了一轮倒退，重新回到“重本抑末”的老路，所以才需要黄氏提出批评。直到晚清，随着社会结构天翻地覆的大变迁，绅与商合流，在历史舞台集体登场，终于成为一支强大、独立的社会势力，并且从“孳孳求利”的理性经济人转型为自觉的社会新秩序构建者。在晚清绅商中，显赫者如“状元实业家”张謇，是立宪运动与地方自治的魅力领袖；平凡者也多以“商董”、“店董”的身份，成为主持市镇治理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晚清时代的地方自治、社会自治乃至国家立宪事业，都是绅商群体在发动、主持的。今日国有商人，却无绅商。
• Ja

  2015-06-28
  商业无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力量。……有人说中国儒家传统有抑制商业的习惯，这话其实不对，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富可敌国，……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孔子从来没有因为子贡的商人身份而对他有任何歧视，（相反认为他）是国家社稷的大器、良器。不过，后世的统治者，出于独尊皇权之需，对商人有可能与国君分庭抗礼的潜在力量很是顾忌，所以历代王朝几乎都制订了抑商、辱商、贱商的政策与法律（这一传统来自法家的思想），将商人列入市籍，视同贱民。
• Ja

  2015-06-28
  宋朝的政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大体上能保持着制衡性与竞争性，首先是政府—台谏的二权分立，台谏完全独立于政府，台谏官有点像现代议会政治中的议员。……另一个创造了政治制衡的机制，是表现为“异论相搅”的派系竞争。……我们现在知道宋朝的党争导致了很多恶果，不过也应承认，那是党争恶化的衍生品，良性的党争则可以创造一种政治压力，让执政团队保持警醒，以免被反对派抓住把柄。有完备的制度是一回事，制度能否得到执行则是另一回事。
• Ja

  2015-06-28
  中国古代的礼法，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双重标准”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与“春秋责备贤者”。按传统的伦理道德，寻花问柳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严格的礼法约束，这便是“礼不下庶人”的涵义。而官员，身为社会精英，当为万民表率，“君子（官员）之德风”，则应该接受更苛严的礼法束缚，此即“春秋责备贤者”之义。
• Ja

  2015-06-28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宋代的政治保持着明显的竞争性与制衡性，不仅表现为派系性的党争，还体现在‘执政-台谏’的二权分立结构上。
• Ja

  2015-06-28
  “官邸制”，指的是国家为重要官员在任期之内提供住房的制度，……秦汉时，国家实行的是“名田宅”制，……政府按照臣民的爵位高低，配给不同等级的住宅，很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分房。唐代之后，国家不再对官员进行制度化的“赐田宅”，而慢慢形成了类似于现代西方国家采用的“官邸制”。唐宋的官邸制分中央官与地方官两套系统：在地方一级，州衙与县衙通常都划分为办公区（外衙）与生活居（内衙），地方官员及其家眷一般都居住在内衙。而在京师，中央政府则只向高级别的少数高官提供官邸……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官舍，还是中央高级官僚的官邸，所有权都归国家，官员只能在任期内获得居住权，离任则必须搬走。宋朝立国后，中央政府在很长时间内都未建设官邸，京朝官只能自己租房子。……到宋神宗熙宁至元丰年间，朝廷便拨款在皇城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有资格入住“八位”官邸的都是副国级以上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三司使、三司副使、御史中丞（相当于议长）、知杂御史（相当于副议长）。……在地方一级，宋代的州县衙门通常都包含了居住区与办公区。……“廨舍合一”的地方衙门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清的县衙都由办公区与生活区组合而成，冯友兰先生小时候曾经随父亲在县衙居住过（他父亲在晚清时署理过崇阳知县），对县衙的构造很熟悉。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进了（县衙）大门，绕过仪门，就是大堂。大堂前面两侧各有一排房子，这是县衙门的六房办公之地。……大堂后边，就是‘宅门’。这个称号表示此门以内就是县官的私宅。宅门进去，是二堂。二堂后边，还有三堂。进了宅门，往西边拐，就是花厅，是县官会客的地方。花厅西头，有一个套间，叫签押房，是县官办公的地方。花厅后边，隔一个院子，就是上房。母亲领着我们都住在上房里面。还有厨房和其他零碎房屋，都在东边的院子里。这个格局和体制，大概各州县衙门都是一样。”中国古代实行流官制，官员离任，即交回房产...
• Ja

  2015-06-28
  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
• Ja

  2015-06-28
  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下誓约，要求赵氏君主“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 Ja

  2015-06-28
  宋人心仪的“共治”政体暗含了一个“君主—宰执—台谏”三权分立的结构：君主是名义上的权源，“以制命为职”，一切诏书均以君主的名义颁发；但诏令不可出自君主独断，而是“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即由宰相执掌具体的国家治理权；如果政令“有未当者”，则由“台谏劾举之”，换言之，台谏掌握着监察、审查、司法之权，以制衡宰执的执政大权。三权相对独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虚君共治”并不仅仅是宋代君臣的理想共识，而且被认为是合乎“古今之常理”（自然法）、并以非成文宪则（习惯法）确立下来、有宋一代大体上一直在运行的政体。在这样的政体内，我认为，皇权已经被关进了笼子里。
• Ja

  2015-06-28
  优良的国家治理框架，应当是君主象征主权，宰相执掌政事；而政局的败坏，都是由“身边人控制”引起的。宋代的国家治理框架，基本上能够保持“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二元分权，执政的法定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宰相团队手里。《宋史·职官志》这样形容宋代宰相的职权：“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宋会要·职官》也说宰相之权为“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 虽然从法理说，宋代的皇帝保留着最后的决策大权，可以直接颁布圣旨，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宋代又形成了这样一种惯例：皇帝旨意“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宋之“二府”，指政事堂与枢密院，为宰相机构。宋代之所以无女主、外戚、宦官窃柄乱政，没有出现“身边人控制”的乱象，当然也应归因于国家能够保持着这样一个“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治理框架。
• 小何才露新一角

  2015-03-08
  那么宋代政府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福利体系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大致而言，除了一部分来自赋税之外，还有几分来源：“内藏钱”，即皇室经费；公田的收入；常平仓的利息钱米；国营商业机构的收入，比如“僦舍钱”，即官设贷栈的租金收入。宋代有着相当发达的国企，“国企”红利用于国民福利，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