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与饥荒

• Ming 人

  2021-06-02
  军事化的水利控制必须调动和消耗大量的能量，但由于繁琐的劳动和对资源的汲取，人们对于这种军事化的控制普遍感到不满，这也使得它最终被证明是不成功的，甚至在政治上产生了反作用。劳动力稀缺、财政匮乏、资源枯竭、泥沙淤积和河流的漫荡倾向，都转化为了生态的不稳定。对于国民党来说，对抗日本的战争持久进行，而对抗河流的战争显然正在走向失败。当国民党军事领导人在1938年制造黄河洪水，并建造水利工程来阻止日本时，他们试图把黄河作为一个自然盟友。然而讽刺的是，他们的行动其实也释放出了一个天敌。在20世纪40年代初与日本人作战的同时，国民党也深陷于一场代价极其高昂的对抗黄河的斗争之中。这场冲突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对于被迫为这场冲突提供能量的河南受灾地区来说，战时水利维护的需求导致了生态破坏的加剧，排除了农业恢复的可能性。当地社会的能量一一他们做功的能力一一已经被耗尽。
• Ming 人

  2021-06-02
  共产党所设计的全新的能量和资源利用方式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联防活动使共产党在河南地方社会中建立起牢固的基础，这是之前国民党政权未曾有过的。共产党接管了原有的群落组织控制了河南黄泛区稀缺的粮食资源，使之免于落入敌手。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社会已经开始夺取政权，而取得这一成就的先决条件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地从人口和环境中提取能量。最终的事实证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力量，国民党是无法颠覆的。
• Ming 人

  2021-06-02
  尽管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了维系军队，都需要依赖河南当地的居民和脆弱的农业生态系统，但是战争形势对共产党更加有利。中共干部通过组织地方联防，抵御亲日和亲国民党的游击队抢劫粮食，从而保障了粮食的供应。
• Ming 人

  2021-06-02
  河南饥荒表明，国民政府无法确保发动战争所需的能量流动，这侵蚀了国民党的军事基础，也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至此，国民党政权在河南的权威几近瓦解，其在华北的灭亡亦因此埋下了种子。
• Ming 人

  2021-06-02
  饥荒也具有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国民政府无力创造某些体制结构来引导和协调大规模的能量流动，所以其军事力量陷入崩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部队则采取更为稳定和有效的方式从环境中获取能量，以应对1942-1943年的饥荒，这对中国共产党和百姓而言都是有利的。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饥荒为华北国民党军队的最终垮台埋下了伏笔，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却与其控制地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更为紧密的共生关系，事实上这也加强了黄泛区共产主义影响的扩大
• Ming 人

  2021-06-02
  从环境史角度看，战争对饥荒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军事冲突导致的破坏，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造成农业减产，或者严重扰乱粮食流通。战时征兵、迁移、死亡导致的人口减少，则严重削减了劳动力供应，从而进一步削减了农业产出。随着人们因饥饿而变得虚弱，单位劳动力产出就会直线下降。其次，军队对能量的巨大需求加大了食物供应的压力，这导致军队经常性地从平民身上摄取能量。战争立刻从根本上简化了生态系统，集中海量的能量是战争的要求。遭受战争破坏的农业仍面临着向军队提供食物的压力，这就很容易引发饥荒。第三，战争以各种方式增加食物的浪费。这些方式包括运送食物的船只、火车、卡车和手推车被毁掉，长时间的运输和储存使食物变质，在运动战中军队故意破坏粮食储备以免落入敌人手中。
• Ming 人

  2021-06-02
  战争产生的环境影响远远超出了战场范围，难民为适应战时条件而采取的许多生存策略对环境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了解这些变化的起点对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具有着十分关键的意义。战争的生态后果既不直接，也不明确。华北平原的环境退化并非始于抗日战争期间，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以前，这里就已经陷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生态危机之中。不过，军事冲突和人口迁移还是加剧了原有的环境问题，因此，抗日战争对这片脆弱、被过度开发的土地造成的破坏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 Ming 人

  2021-06-02
  军事冲突造成的损失和后续弥补，除了使难民更难获得能量以维持生存之外，还消耗了重建毁于战火的河南基础环境设施所需的人力和资源。所以，出于军事目的而改变能量流向实则加剧了战争所引发的生态灾难。
• Ming 人

  2021-06-02
  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决堤，此举造成水利基础设施破坏，河南117万多人流离失所。当中日军队和他们的民政部门出于军事战略目的争夺对黄河的控制权时，难民们却在拼尽全力保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能量。本章考察了河南黄泛区的难民是如何应对这些由战争引发的灾害的。面对被战争摧残之后的生态环境，流离失所的难民们的应对策略是怎样的，难民的活动又对这生态环境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将是本章关注的重点。
• Ming 人

  2021-06-02
  1938年，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政权存续，把黄河洪水当作一项战略计划，牺牲了黄河沿岸民众的福祉。此后，国民政府当局坚持认为促使黄河改道以对抗日军比推行救灾措施更为重要。中国军队利用黄河蕴藏的巨大能量进行了一场水利战争。而另一边，日军和伪政府则拼命地恢复秩序，现固政权。事实上，任何一方都没有成功，双方的目标也都未能实现。但是为发动战争和控制水道而抽调的人力物力，却使得原本就稀少的资源更加无法用于修复农业生态系统了。即使人口迁出了黄泛区，华北铁路网所遭受的破坏也使得当地无法再从其他地区输入物资。这导致的结果便是一场生态灾难。由于能量没有被投入救灾和重建，抗日战争期间的黄河水灾与和平稳定时期的同类灾害相比，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大。
• Ming 人

  2021-06-02
  国家故意破坏水利基础设施，为军事目的抽调有限能源，这些做法使这些战时灾害具有独特的性质。
• Ming 人

  2021-06-02
  从抗日战争初期开始，河南的军队、河流、水利工程和地方社会就形成了一个时而合作、时而竞争的互动网络。能量以各种形式在这些网络中流动。战争的第一年，日军依靠铁路运送军队和物资。铁路促进了能量跨时空流动，并最早定义了何为军事战略。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使黄河改道，将黄河的能量转化为武器，并借此破坏了交汇于河南的华北铁路网，从而暂时击退日军。洪水改变了环境景观，也重新塑造了军事空间。直至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之前，释放河流的能量，并改变它的流向都帮助国民政府维护了其统治地位。
• Ming 人

  2021-06-02
  最初，国民政府想要倚仗黄河不受控制的能量来支撑其日渐衰落的军事力量。但是，一旦黄河的力量被释放出来，不论人们如努力地控制它，它都会造成巨大的破坏。
• Ming 人

  2021-06-02
  1940年2月，黄河沿岸的军事冲突缓和下来，蒋介石致电黄河水利委员会，告诉他们应该如何通过控制洪水，达到“以黄治敌”的效果。他首先强调，洪水的作用是阻止日军入侵，保护豫西的南阳和洛阳免受攻击。同时，洪水也可为驻扎在黄河沿岸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提供后勤保障，此外，国民政府设在陕西的陪都西安的外围安全，也有赖于洪水保护。军事胜利是当前首要任务，有鉴于此，洪水就不能为了保障民生而分成一股股细流，因为那样势必会大大降低洪水对日军的防御作用。
• Ming 人

  2021-06-02
  纳・米特（Rana Mitter）也指出，“政府的集体心理中有一种冷醋无情的特质，这让官员们认为个体生命是可以被牺牲的”。黄河决堤事件就是这种心理的明证。国民政府不同于20世纪那些高度现代化的政权，在其领导人眼中，“救国”即正义，在这种正义下，他们可以要求部分民众为之无限牺牲。
• Ming 人

  2021-06-02
  中国的地理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线的走向。群山和丘陵分割了沦陷区和非沦陷区，日军无法在群山和丘陵中发动机械化战争，也无法在广阔的黄泛区建立起有效统治。
• Ming 人

  2021-06-02
  本书旨在通过考察战争引发的灾害及其后果，加深我们对军事冲突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将战争与环境联系起来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环境史领域成果丰厚的分支。这项研究把军事冲突的生态后果作为人与自然关系演化的核心要素予以考察，既从战争作为一种塑造环境变化的独特力量的角度把握其重要性，也关注环境在塑造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环境因素塑造了士兵与平民的战争经验，同时战争和军事化也改变了人们一直以来与环境的关系。本书将从环境史的角度深人研究这些事件，为这些事件以及事件背后的军事冲突提供新的解读。战争如何影响中国的环境？又如何影响人们与环境的互动？战斗以及由此造成的混乱对动植物群落和土地造成了什么样的直接影响？战时动员对资源的调配给环境带来了何种影响？战争的生态后果如何改变了军事和政治背景？战争的环境影响会持续多久？
• 言西早谭

  2021-04-13
  本书的研究以能量和能量流动的观点为中心，认为军队和社会的新陈代谢决定了指挥官的选择、地方社会的命运和环境变化的过程。
• Ming 人

  2021-06-02
  威廉・麦克尼尔（ Wiliam Mcneill）把军队消耗粮食比作“军事寄生”。为了维持部队运转，军队必须掠夺农民的部分收成。如果为了维持军队运转而夺取收成，进而“导致农业劳动力因饥俄而迅速死亡，那么这就是一种不稳定的寄生”。如果寄生虫杀死了它的宿主，那么它也活不久。正如一些致命病毒进化出毒性较弱的毒株，便可以利用宿主而不杀死它们一样，军队通常也会保护它们所利用的农民，并为了某些共同的利益而减少对他们的剥削和掠夺。在某些情况下，初级生产者对军队的依赖程度不亚于军队对初级生产者的依赖程度。但是这种共生的生态平衡并不总是存在的。通常情况是，军队提取了农作物，却没有留下足够的能量供耕种者生存。大卫克里斯蒂安（ David Christian）认为，在严重的危机时期，“即使是最能干的统治者，也会变成残暴而且具有破坏性的掠食者。那些能力较弱的统治者，则会理所当然地使用毁灭性的财政手段，即使他们或他们的顾问明白这种做法会破坏自己的权力基础”。对中国国民党政权来说1942-1943年的河南饥荒就是一个“军事寄生”的例子，它对本国社会造成了致命的破坏。与国民党军队不同的是，随着饥荒平息，河南黄泛区的共产党部队成功地从掠夺性战略过渡到了保护性战略。借用裴宜理（ Elizabeth Perry）的话说，中共地方部队进化出了一种更稳定的生存方式，他们为其赖以为生的农民提供保护，从而现固了中共的地方权力基础。河南农村的中共干部必须灵活应变，根据战争带来的新环境调整其组织策略。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地方部队与复杂的、官僚化的、笨拙的国民党军事组织相比，规模更小，这使他们更容易采用新的方法去利用能量以投入战争。这种创新能力和从环境中获取更多能量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在豫东取得胜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