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职官漫话

• Leslie Shaw

  2020-01-07
  司马光所署的结衔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实封一千户”。“端明殿学士”，我们在考察欧阳修的结衔时已谈过，宋代殿阁学士都是高级文官的荣誉性职衔，“端明殿学士”也正是如此。“翰林侍读学士”，在宋代翰林院中是仅次于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的居第三位的学士，可以充任皇帝的经筵讲官。“太中大夫”，宋代文官阶第八级，相当于从四品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前文已经讲过，这是宋代所特有的宫观“祠禄官”，用于安置因各种原因去职或暂时去职的高级官员。“提举”纯属挂名，根本不用去宫观之中“提举”。“上柱国”，我们在前文中曾经提到过，这是“勋”，在宋代属于十二级勋级的第一级。“河内郡开国公”，这是爵，“开国公”是宋代爵级的第三级。“食邑二千六百户实封一千户”，前文已经讲过，宋代的封爵，一般都有“食邑”，但实际上宋代的食邑乃是虚名，“实封”才有一定的实际收入。将司马光这一大串结衔进行考察之后，可以看出什么问题呢？司马光这个结衔，有官、有阶、有勋、有爵，是有相当代表性的。但是仔细一考察，司马光此时所有的官衔全是虚的，没有一项实职（宋代称为“差遣”），就是说，他在这段时期严格来说是无公可办、无官署可居、无须上班问事的。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此时是退居二线，也可以说是因朝中政见分歧而靠边站。司马光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就“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一直到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共十二年未问政事，住在洛阳集力编写《资治通鉴》。他的《进书表》是元丰七年十一月写成进呈的，所以才会写这样一个长达四十六字却无实职的结衔来。
• Leslie Shaw

  2020-01-07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明史》，是依据《明史稿》修订而成。《明史稿》的作者署名为王鸿绪，实际的作者却是万斯同等人。至于《明史》的作者，署名为张廷玉，更不是真正的作者了。张廷玉只是乾隆初年的史馆总裁，是修订《明史》的主持者而已。张廷玉的结衔是“经筵日讲官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议政大臣兼管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世袭三等伯”。这里的“经筵日讲官”，或省“日”字，只称“经筵讲官”。“经筵”是宋代为皇帝讲解经史的讲席，由高级文职官员充任讲官，此制被后代所继承。但清代的“讲官”已是虚衔，任讲官者并不是每日都去经筵侍讲经史，只是偶尔为之，一般一年只讲两次，成为元老重臣一种最高级的荣誉性虚衔。清代规定，经筵日讲官满汉各八人，满员由大学士至左都御史等高级官员兼充，汉员由翰林出身的高级官员兼充。清代真正给皇帝定期讲课，这只能是皇帝年幼时，即康熙、同治、光绪帝三人。康熙和同治读书在弘德殿，光绪以及只读了几月书就退位的宣统读书在毓庆宫，所以他们的老师是简选文臣加“弘德殿行走”和“毓庆宫行走”衔来担任的。“太保”，前文已讲过，清代属“三公”之一，是给元老重臣的高级荣誉性虚衔。“保和殿大学士”，前文也已讲过，是清代殿阁大学士中地位最高者。殿阁大学士在清代是地位最高的官员，但已不如明代那样可以行使相权，基本上已无实职，是高级荣誉性职务。“议政大臣”，前文已经提到，清代初年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军国大事均由会议讨论之后再由皇帝决定。随着康熙设“南书房行走”、雍正设“军机处”之后，议政王大臣的作用日益降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时被撤消。张廷玉时的议政大臣已基本是名存实亡。“兼管吏部尚书”，前文已经提到，清代大学士一般都兼管六部中一个部的部务，在他之下另设满汉尚书各一人。大学士就成为所管部的实际最高长官。“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也是兼职。前文曾经提到，清代翰林院的最高长官称为“翰林院掌院学士”，...
• Leslie Shaw

  2020-01-06
  魏征所署结衔是“太子太师特进谏议大夫秘书监知门下事郑国公”。这里的“太子太师”，同房玄龄所任的“太子太傅”一样，为“东宫三师”之一，是加给大臣的荣誉性虚衔。“特进”是唐代文阶官第二级，相当于正二品。对古代职官制度不太熟悉的读者对这一个阶官称呼往往会产生误解，将“特进”二字作为动词与后面的官衔连读，如将此处魏征的官衔误解为“特进谏议大夫”。这一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谏议大夫”，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到，这是唐代的谏官，属门下省，掌侍从规谏，是唐代中央很有地位的文职官员。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要将“谏议大夫”误为文阶官。唐代文阶官有正议大夫、通议大夫、朝议大夫，很容易与“谏议大夫”相混。可以这样来区别：谏议大夫是谏官，自汉至明初，一直设置；文阶官中无谏议大夫，历代均然。“秘书监”，秘书省的主官。上面考察《汉书》注者颜师古时，已经谈过。“知”，前文已经讲过，古代兼官之称，“知”是主持之义。“门下事”，要与“知”字连读，“知门下事”就是兼理门下省事务。我们在前文已经谈过，唐代三省长官均为宰相，但尚书令从来不授，中书令和侍中（门下省长官）也很少授人，而是用较低之官加上“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来担任宰相。魏征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以“秘书监参预朝政”衔担任宰相，因目疾，多次力求辞去相职。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勉强同意他不再“参预朝政”，辞去相职，但仍让他以秘书监“知门下事”，继续发挥其门下省驳议违失、直言极谏的作用，让魏征“知门下省事，朝章国典，参议得失”（《新唐书·宰相表上·贞观十年》），当不是宰相的宰相。所以，这里的“知门下事”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务。“郑国公”，这是魏征的爵号。“国公”是唐代封爵的第二级。
• Leslie Shaw

  2020-01-06
  房玄龄所署的结衔是“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傅司空尚书左仆射魏国公”。这里的“开府仪同三司”古代常见，从唐代到元代，一直是文阶官的第一级，在唐代相当于从一品。“太子太傅”，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这是所谓“东宫三师”之一，是对大臣加的荣誉性虚衔。“司空”，唐代“三公”之一，荣誉性虚衔，无实职。“尚书左仆射”，这是房玄龄所任的实职。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唐代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长期不设尚书令，而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实际长官，所以尚书左仆射也就是宰相。
• Leslie Shaw

  2020-01-06
  “唐正议大夫行秘书少监琅琊县开国子颜师古”。这里的“正议大夫”是唐代文阶官第六级，相当于正四品上。“行”，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兼理比自己品阶为低的官职，就叫“行”。“秘书少监”，是“秘书省”的副主官。“秘书省”在唐代负责管理朝廷的图籍艺文等事，下领太史、著作二局。主官称“秘书监”，副主官为“秘书少监”。秘书少监的官阶为从四品上，颜师古此时已是“正议大夫”，即正四品上，被任命兼任秘书少监，故而称为“行”。“琅琊县开国子”，这是爵称。前文已经讲到，唐代爵级的第八级为县子，或加“开国”二字。“琅琊县”表示封爵的封地，亦即食邑在山东琅琊县。当然，唐代的食封制往往只是名义。
• Leslie Shaw

  2020-01-06
  “朝散大夫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河内司马贞”。“朝散大夫”，是唐代文阶官第十三级，相当于从五品下。“国子博士”，就是“国子监”的博士。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唐代中央所办学校总称国子监，学官中最高一级的就叫博士。“弘文馆”，是唐代国子监下所属六学二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弘文馆、崇文馆）之一，而且地位最高，只收皇亲高官子弟，有如贵族大学。弘文馆由馆主一人主持，学士数人相助。“弘文馆学士”既是教师，又是国家官员。《新唐书·百官志》：“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权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皆参议焉。”“河内”，是司马贞的籍贯，即今河南沁阳。不是官名。
• Leslie Shaw

  2020-01-06
  “诸王侍读宣议郎守右清道率长史张守节”。“侍读”、“侍讲”，我们在前文都已提到，是名义上给皇帝进讲文史之官，而实际上并不是要去讲书的，大多都是加给文臣的一种荣誉性虚衔。“诸王侍读”，较之“侍读”又低一等，是可以给诸王（唐代皇子一般都封王，这里的诸王就是指皇子而言的）进讲的文臣。“宣议郎”，前文已经提到，是唐代文阶官第二十一级，相当于从七品下。“守”，前文已经提到，凡兼任较自己官阶要高的兼职，就称为“守”。“右清道率”，“率”是“率府”之省称，率府是唐代太子属官，共有十率府，右清道率府是十率府之一。“长史”，颇与“参军”相似，使用很广，是官府中的僚属，文职办事人员，其身份品阶则视其所在官府、所在部门不同而不同。唐代的“率府长史”品阶为正七品上。此时张守节名义上是诸王侍读，阶官是宣议郎，只有从七品下，要他担任正七品上的率府长史，所以必须加一个“守”字。
• Leslie Shaw

  2020-01-03
  （司马光）从他自署的职衔中可知，他的官职是“右谏议大夫”，但官阶是“朝散大夫”，这在宋代是从五品下，按规定，五品官只能穿绯色，佩银鱼袋。但他已被皇上给予穿紫色袍服、佩金鱼袋，即四品官的荣誉，所以特地在职衔的后面加上“赐紫、金鱼袋”，以示荣耀。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会避免以下两种误解：一是误将“赐紫金鱼袋”连读，以为“紫金鱼袋”是一种东西，不知应是“赐紫、金鱼袋”，这是两样东西；二是误将汉魏的“金紫”与唐宋的“金紫”、“紫金”混为一谈。我们在前面谈过，汉魏的“金紫”是指金印紫绥，而唐代的“紫金”、“金紫”是指紫色袍服和金鱼袋，如《新唐书·李泌传》有“入议国事，出陪舆辇……因赐金紫”，当然就是指的后者了。这种误解早在唐代就有，如颜师古在给《汉书·夏侯胜传》作注时，谓“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的“青紫”为“青紫，卿大夫之服也”，这就错了。汉代官吏还和秦代一样穿“皂衣”，这里的“青紫”是银印青绶与金印紫缓的简化。所以，宋人袁文在《瓮牖闲评》卷六中为此专门作了纠正，谓“师古岂不知当时尚服皂衣而未有青紫也，何谬误乃尔耶！”宋代的周密在《癸辛杂识》中又误以为“官品有金紫银青之目，盖金至于紫，银至于青，为绝品也”。故而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九中也特地作了纠正。古人尚且有这些误说，我们今天如不注意，就更容易误解了。
• Leslie Shaw

  2020-01-02
  到了清代，幕僚的数量大增，作用也大增，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顶峰。这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满蒙贵族被委任以各种官职，而他们之中很多人不熟汉俗，不谙民情，不悉政务，必须要有一些了解时务、熟悉政事的汉族知识分子为之出谋划策，帮办文墨。第二，明代为了处理若干重大的军政事务，往往派中央的大臣临时担任钦差大臣，称为各种总督或巡抚。以后逐渐成为固定设置，并为清代官制继承沿用，但在名义上仍是中央大员兼理地方事务，所以总督、巡抚下面都没有固定的属官编制，这与当时的其它地方长官是大不相同的。而督抚事实上是地方官中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职务，军政事务十分繁重，所以就必须延聘若干有各种专长的文士入幕，帮办军政事务。上述两条，是清代所特有的，以下几条，则是清代与前代所共有的：第一，除督抚之外的其他地方官，或因为自己不谙新政（如清中叶以后，地方官往往要办洋务、搞外事），或因为自己才力不济（如大量捐班出身的官员，就根本无理政之才），或为了任用私人，结成党羽，方能在官场的明争暗斗中立足，也往往愿意聘用一些文士为自己服务，不受上司控制。第二，明清时期的科举制是严格地以八股文取士，那些成年只读四书五经、只做八股文章的科举优胜者，往往是颇为迂腐的蛀书虫，无论理政理财，都没多大能耐。这些人来当地方官的佐贰，其作用远远不如那些对社会情况了解较多、处理实际问题能力较强的幕僚。第三，按当时做官必须回避的规定，文官不能在本省当官，连退休官员也不准过问地方政务，从外省来的各地地方官员要了解本地情况，就只能从本地罗织幕僚，所以往往有地方官换了几任，而当地衙门中主要幕僚却原封不动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明代就已相当突出了，如顾炎武所说：“赴任之人，动数千里，必须举债方得到官，而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日知录》卷八）正是由于以上的历史原因，清代幕僚的数目之多，作用之大，在我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以至清代先...
• Leslie Shaw

  2019-12-25
  翰字从羽，其本义是锦鸡，《说文》训“天鸡赤羽也”，就是今天在山区还可以见到的以红色羽毛为主的野鸡。这是四川几千年来的特产，《逸周书·王会》中叙述各地向周王进贡的方物，就说“蜀人以文翰”，这里的“文”是纹彰之义。引申之，鸟的羽毛称翰，以羽制成的笔称翰，而以毛笔所写的文辞也就称翰。故而《南史·萧介传》有“染翰便成”之文，这里的“翰”应当训为笔；同书《王俭传》有“甚娴词翰”之文，这里的“翰”就应训为文辞了。四川的大文豪扬雄在《长杨赋》中第一次以“翰林”二字为词，表示文章词赋之多如林。以后陆机在《文赋》中再有“郁云起乎翰林”之语。于是，“翰林”一词日渐流行，凡文章或文士之盛均可称为“翰林”，有如今日之“文荟”“文汇”“文坛”“士林”。与此同时，“翰墨”一词亦逐渐流行。
• Leslie Shaw

  2019-12-18
  这里顺便交待一下，为什么古代官署叫“寺”，而佛教庙宇也叫“寺”呢？……汉明帝永平年间，蔡愔等人到西域求佛法，在月氏（今新疆伊犁河一带）见到天竺（今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便迎入中国，用一匹白马驮着佛经佛像到达洛阳。由于是外国的贵宾，照例由大鸿胪负责接待。据北宋学者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所载：“东汉以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与省台并称，鸿胪其一也。本以待四夷宾客，故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佛经至，舍于鸿庐。今洛中白马寺，摩腾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汉鸿胪旧地。摩腾初来，以白马负经，既死，尸不坏，因留寺中，后遂以为浮屠之居，因名‘白马’。今僧居概称寺，盖本此也。”就是说，因为僧人要在中国传授佛法和翻译经书，由大鸿胪负责接待，先住在大鸿胪的官署鸿胪寺中，后来专门为僧人修了一处类似今天国家招待所性质的住所，也叫做“寺”，并以驮经来华的白马命名，就叫“白马寺”。这样，就产生了我国第一所佛寺。以后，逐渐由招待所发展为庙宇，而且，其他佛教庙寺也都叫寺了。直到今天，白马寺仍在洛阳东郊，是我国佛教胜地之一。
• Leslie Shaw

  2019-12-18
  从北齐开始，九卿各机构均改名为“寺”，共有十二“寺”，长官都称为“寺卿”。寺者，侍也，侍奉皇帝，为朝廷办事之谓也。先秦时常称侍奉皇帝之人为“寺人”，如《左传》中的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张等。所以到了秦汉时就以“官舍通谓之寺”（《日知录》卷28《寺》）。从北齐之后，就正式成为官署之称，一直沿用到明清。其中，唐、宋、元代均为九寺，明清只保存五寺。它们是：“大理寺”，掌刑狱；“太常寺”，掌祭祀、礼乐；“光禄寺”，掌宴享；“太仆寺”，掌马政；“鸿胪寺”，掌接待宾客。总之，各寺是在三省六部之下分管一些方面的具体事务，如《旧唐书·刘祥道传》所载：“总群官而听曰省，分务而专治曰寺。”这其中，大理寺是在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又称为“棘寺”，寺卿被称为“棘卿”（狱治之处树棘，乃先秦古俗，取其棘“赤心而外刺”，既不失“原其心不失赤实”，又能“刺入其情”。见《周礼·秋官·朝士》及郑玄注与孙诒让《正义》）。
• Leslie Shaw

  2019-12-18
  明代以前，六部是宰执之下的办事机构，品阶不高，唐代六部尚书为正三品，宋代为从二品。明代废宰相，六部由皇帝直接指挥，品级升高，尚书为正二品，到清代就升为从一品。由此可见，六部的地位是越来越高的。不过从真正的实际权力而言，则不完全与官品的高低一致，宋代六部的权力比唐代小，因为宋代设有主管军事与财政的枢密院与三司，故而兵部与户部之权被削去大半。宋代一直未将六部所辖的二十四司配备完整，各部尚书又多由他官兼理，其权力当然不如唐代。明代废宰相，六部直属皇帝，其权力在历代是最大的。清代的六部权力较之明代又大为降低，这是因为：1，清代的总督巡抚权力很大，都有兵部与都察院长官的加衔，六部无法对总督巡抚发号司令。2，清代中央军机处权力很大，很多事情不通过六部，直接指挥全国。3.清代每部有满汉尚书各一人，满汉左右侍郎各一人，共六人，难以统一步调，往往相互削弱。
• Leslie Shaw

  2019-12-18
  由于吏部主管人事升降，全国官吏任免均由其管理，故而在六部之中一向居于更重要的地位，正如《通典》卷23《职官五》所说：“自魏晋以来，凡吏部官属，悉高于诸曹。”这种情况，一直到明清时仍然如此（详《廿二史札记·明吏部权重》）。在一般情况下，六部有一个次序，即吏、兵、户、刑、礼、工，若改职即含升降（据洪迈《容斋四笔》卷九《欧阳公辞官》）。
• Leslie Shaw

  2019-12-18
  汉代仍设九卿，而且其职能大体不变，只是将奉常改名“太常”，郎中令改名“光禄勋”，典客改名“大鸿胪”，治粟内史改名“大司农”。九卿中只有少府的职能有较大的变化，因为少府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它所管理的皇室财产包括由地方官正式收缴田赋的农田之外的天下所有“山海地泽之税”，其财力往往超过大司农（大司农的财力要按规定供国家军政开支），故而其机构之大，属官之多，在九卿中名列第一。特别是因为它掌管皇室文书符节，参与机要，还管理宫中宦官（少府中不少职务本身就由宦官担任），所以，随着君权的扩大，皇帝身边原属少府之下的近侍皇帝的尚书、中书等官职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宫中的政务中枢。到东汉时，终于建立了名义上还属于少府、其实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尚书台，逐渐取代了原来丞相的位置，成为真正的中央行政机关。……由于尚书台权力日益扩大，到东汉时就已成为“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通典》卷22《职官四》）的重要机构，执掌军政大权。于是在西汉成帝时将尚书分置五曹、每曹一人的基础上，正式在尚书台之下设立六曹……每曹均设左右丞各一人，侍郎六人。……这六曹就成为以后近二千年间六部的雏形。因为六曹属于尚书台，统率于尚书令之下，故六曹之首长亦称尚书，如“民曹尚书”之类，这种官职也就长期沿用不变。魏晋南北朝时期，六曹制基本保持，或四曹，或五曹，或六曹，变化不大。隋朝建立后，在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礼部、兵部、都官部、度支部、工部。各部首长称尚书，副职称侍郎。每部之下再辖四司，如吏部之下辖吏部、主爵、司勋、考功四司，每部均以第一司（如吏部之吏部司、户部之户部司）为本司或头司，余为子司。每司以郎中、员外郎为其正副长官。这类设置沿历千余年。直到今天，我国中央各部其下设司，犹是古之余绪。当然，历代在各部之下设司的名称时有不同，数目到明清以后也有变化，如明代在户部与刑部之下设十三...
• Leslie Shaw

  2019-11-12
  在殷代奴隶制国家中，见于甲骨文中的“尹”和“宰”，以及《史记》中的“冢宰”，就是这样的官职。正如《书•说命》所说:“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伊尹和傅说，就是其中的杰出人物，故而后代称他们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两位“贤相”。西周时，类似于宰相的职务是“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和太宰。其中著名的如“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左传•定公四年》），还有一位最著名的是辅佐周武王的吕尚，又称姜尚或姜望，就是相传曾在渭水钓鱼的姜太公。在殷周时期，辅佐帝王的大臣本来还有若干高级贵族，如“卿士”之类，由于这些世袭大贵族与帝王往往有宗族联系，又有若干内部的权力之争，帝王很难支配他们，也难以信任他们。所以，一些有所作为的帝王往往起用一些非世袭的有能力的臣僚来作为自己的助手（上面提到的殷代的伊尹和傅说就都是从下层选拔出来的），这就出现了专门辅佐帝王而又必须服从帝王可由帝王任免的“相”这样的官职。“相”也就由初期“辅佐”“襄助”之义的动词，转变为“辅佐者”“襄助者”，成为名词。春秋时，正式出现了“相”这一名称，而且有“左相”和“右相”。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齐景公）而相之，庆封为左相。”所以称“相”，根据著名学者刘师培的训释，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辅佐、襄赞，一是省视、观察。春秋时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著名政治家管仲，就是当时最有名气的“相”，也是我国古代其政治建树有明确史实可考的、真正发挥了“相”作用的最早一位“相”。到战国时，几乎各国都有“相”这一设置了。“相”，从青铜器铭文中考察。很可能本来叫“相邦”，就是辅佐国家之义。西汉避刘邦之讳，改为“相国”，“相”应是其简称。它的作用，《荀子•王霸》讲得很清楚：“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吕氏春秋•举难》也说:“相也者，百官之长也。”...
• Leslie Shaw

  2020-01-07
  “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朝散大夫给事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翰林学士”，就是翰林学士院中的学士，是皇帝的高级文学侍从，起参谋顾问和高级秘书的作用，常为皇帝草写诏令。需注意的是，唐代的翰林学士不是正式官职，而是其他官的加衔；宋代的翰林学士则是正式的官职。“龙图阁学士”，这是宋代馆阁学士之一，是文学侍从之臣的荣誉性兼职。宋代很多中央官员或由朝官出任外官的，都加昭文馆、史馆、集贤院、观文殿、端明殿、龙图阁、天章阁之大学士、学士、直学士、待制等职衔，宋代统称为“职”或“贴职”，无具体职掌，只表示对文臣的恩宠。“朝散大夫”，这是宋代文官阶第十二级，相当于从五品上。“给事中”，我们在前面谈过，“给事中”是门下省的谏官。但在宋代，如果在前面不加上“知”、“判”这类表示实际差遣的任用词语，则这类官职并不要求承担其责任，而只是表示身份的职衔而已。欧阳修这时还有“充史馆修撰”的差遣，就更可证“给事中”不是实职。“知制诰”，加职之名。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翰林学士若加上“知制诰”，就表示在中央参加起草诏令等等，是参与机要之人，地位较一般翰林学士要高。“充史馆修撰”，就是以其他官衔来担任史馆修撰。宋代的史馆地位颇高，与昭文馆、集贤殿、秘阁并称馆职，掌监修国史，“修撰”是史馆的长官之一。由以上考察可知，欧阳修此时所任的实际职务是史馆修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