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

• 煜茗

  2014-05-26
  在十九世纪，以天才无意识创造的理论为基础，施莱尔马赫曾说，阐释的任务是最终比作者本人理解得更好，但在二十世纪的阐释学理论中，伽达默尔强调理解者各自的视野和阐释的多元，认为只要有理解，就一定是不同的理解，但不必是更好的理解。如果阐释知识让我们知道理解和解释有多种可能，既不提供一个唯一可靠的理解，也不提供一个可以让人依从的方法，也许有人会问：了解阐释学还有什么用呢？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哲学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老子出关前，关令尹要他著书立说，以明道德之意，而他一开始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是说，道德之意不是可以言说的，所以读书大概是无用的。《庄子·知北游》说得更清楚：“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既然不可言说，读书讨论还有用吗？《天道》篇里说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在堂下做车轮的轮扁不是就对他说：“君之所读书，古人之糟粕已夫？”然而《庄子·外物》很有趣的一段，又讲出了另一个道理，或者说道理的另一面，那就是用与无用的辩证关系。庄子常说语言无用，惠子就针锋相对地说，你的语言也无用。庄子却回答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他接着还举例说，地虽广大，”人之所用容足耳“，脚踏的一片地方很小，其他的地方就”容足“而言，都是无用的。可是把脚踏的一片地方都去掉，人还能动吗？所以庄子总结说：”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从实用的眼光看来，人文研究的东西大概都没有用，既不能产生杀人的武器，也不能生产救人的药物，既无补于家常日用，又无助于技能工巧。但换一个角度看来，人文研究也许”生产“的是最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训练人的头脑和思维，培养人的性情和伦理观念，使人的生命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伽达默尔在阐释学中强调的，就正是这样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