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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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bysalk2013-02-05动不动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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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2012-12-08法制:用法律作为工具去统治老百姓;法治:法律高于一切,所有人都要受法律的治约。编辑答复说,本台规矩很严,字典上没有的词一律不得使用,他查了新华字典,上面只有“法制”一词,而没有“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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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2-10-24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既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也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又全走向另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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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2-10-23我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由于受到某些社会力量的阻碍和反对,改革形势有可能出现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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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2-10-23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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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2-10-211991年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先后发表3篇署名"皇甫平"的社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日后人们知道,这组社论是根据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时的一系列讲话精神而写作的,而在当时,因为它并未标注出思想的来源,文章一刊登,便在舆论界掀起喧天大波,引来指责和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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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2-10-16马洪(1920-2007)是当代改革史上一个十分传奇的人物。他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年得到东北局书记高岗的重用,29岁时就出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当时在他的麾下就有一位年轻干部叫朱镕基,朱自1951年秋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到马洪手下工作,23岁时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高岗被任命为统管经济工作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32岁的马洪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权重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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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2-10-15当人们反抗一个暴政时,往往以推翻它为成功的终点,却很少从制度上去思考和设计,如何防止它再度发生,这便造成了国家悲剧的循环式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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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福社2012-07-02在中国,1978年之前,企业完全是国营的,被捆得死死的,无所谓权力下放的问题。所以,分权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分权的逻辑和办法是紊乱的,而且集了又分,分了又集,数度反复:——先是中央高度集权,建国之后的1950年,政务院颁布法令,决定实行集权管理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制定地方的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地方的支出一律由中央拨付,实行收支两条线,地方财权几乎为零。——接着是充分放权。1956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中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部分,他提出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于是两年后,中央向地方大规模放权,其中包括向地方政府下放计划权利、企业管辖权、物资分配权和劳动管理权、财政和税收权,以及投资和信贷的审批权。总之,能放的权都放了。——就在中央向地方大分权的同时,在工商界和农村则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运动。前者是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私人资本在中国从此“绝种”。后者搞的是“归大社”运动,把原来只有15—20户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归并为“大社”,到1958年就变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民从此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两个运动造成的后果就是企业及农村生产积极性的全然丧失。日后吴敬琏在《共和国经济50年》一文中论证说,这是1958年之后国民经济陷入混乱的重要成因。——然后又是一次大集权。在经历了荒唐的“大跃进”及可怕的三年大灾害后,1962年中央政策再度大转弯,在1月份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强化了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的思路,随后从地方收回了绝大多数原来下放的权利。——接着又是大放权。1966年,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在他看来,中央政府只应是个象征性的“虚君”,经济实权还是应分散到各地区去,用他的话说就是“连人带马全出去”。于是,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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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福社2012-07-02尽管他是孙治方的晚辈,却一样是因为向往民主自由而投身到对国民党政权的抗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中,早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民主主义者,而后来的现实和形成的体制却与他们的理想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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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福社2012-07-02中国的国民性中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当人们反抗一个暴政时,往往以推翻它为成功的终点,却很少从制度上去思考和设计,如何防止它再度发生,这便造成了国家悲剧的循环式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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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福社2012-06-28头容直,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南开教育之所谓“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于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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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2-06-03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逐渐可以看到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支持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端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主张回到集权计划经济和‘左’的政策。这两种相互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相互加加强。由于制度变迁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的越远,退出成本就越告,甚至锁定在这个路径内。一旦锁定,就会像诺斯(199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说,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动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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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2-06-02这种复杂和矛盾所带来的痛苦,是后来者很难感同身受的,它意味着,一代天资卓越、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压抑住内心所有的怀疑,以空前的热情去构筑和论证一系列日后被证明是完全荒谬的思想体系。而更可悲的是,在他们生命进入中年或晚年之后,又不得不转身,以更大的道德勇气和思想武器,对那个他们亲自参与构筑的、无比顽固的体系进行毁灭性的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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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reeze2011-06-12我一直沉浸在《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的创作中,在那场马拉松式的写作过程中,我一再地与吴敬琏“相遇”,我发现他几乎参与了 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在很多人看来,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史上,吴敬琏是经济学家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他达到了他那个专业领域里可能达到的济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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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福社2012-07-02哈佛大学的德怀特。帕金斯教授便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遵循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在十年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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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福社2012-06-29哲人说,苦难是生命最大的财富,这句话其实因人而异。没有人会主动追求和拥抱苦难,但是当它到来的时候,却会涤荡出不同的底色,有人消沉,有人麻木,有人背叛,有人随波逐流,也有人从此警醒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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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2-06-03最近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环境方面面临双重的威胁。第一重威胁来自市场早期发展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由于市场的自由竞争体制要求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这些拥有特权的人生怕自由市场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的确立会危及自己的既得权力,于是就极力鼓动运用政府的力量限制来自国内外的竞争,阻碍市场竞争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的进一步健全。第二重威胁来自在市场前期发展中受损的弱势群体,当这些弱势群体受到蒙蔽,他们对种种不公正现象的正当不满被别人所利用,就常常会把矛头指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这种做法恰好迎合了既得利益势力的需要。在这种情势下,既得利益势力就能够躲在大众的身后,要求扩大政府干预,摒弃对外开放,压制市场竞争。弄得不好,就会出现下面这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糟糕场景”:“在保护贫困人群安全的幌子之下,既得利益集团压制了市场机制,保证了自己的安全,而受害者则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所有可以从中获得机会的人。”(R.拉詹,L.津加莱斯,200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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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字2014-12-21中国的国民性中有一个十分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当人们反抗一个暴政时,往往以推翻它为成功的终点,却很少从制度上去思考和设计,如何防止它再度发生,这便造成了国家悲剧的循环式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