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 目送飞鸿

  2021-01-08
  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不足（犹如法国大革命）是误以为工业化的先决条件是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自由选举。结果是随之而来的社会长期动荡和官场的争权夺利，以致在孙中山死后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破坏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条件——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为日本后来大举侵略中国提供了机会。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必须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但是这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并没有被辛亥革命带来。
• 目送飞鸿

  2021-01-08
  因此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不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在于没有采纳重商主义的发展战略，利用全球贸易契机，在政府统一领导下为民族手工业开辟和创造世界市场，让全民经商致富。清政府鼠目寸光，只单纯官办一些现代企业（虽然后来由于财政压力也开始吸纳民间资金），而不是通过模仿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发生的大众纺织和乡村工业化来实现“富国、富民、强兵”的目标。而这一不同的发展路线一定会催生相应的（温和而非激进的）政治改革。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并非工业革命先决条件，而是伴随结果。
• 目送飞鸿

  2021-01-08
  因此日本的工业化运动与中国的洋务运动虽然基本同时展开，但是其着眼点和手段却十分不同。日本是全民运动，大清帝国是政府官员运动；日本是先靠商业和“小康”社会立国，大清是靠军事重工业立国。
• 目送飞鸿

  2021-01-08
  工业革命绝不仅仅是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由一系列新技术发明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它还更是一场由统一国家意志和强大重商主义政府组织起来的参与全球贸易和市场占领的国家竞赛。
• 目送飞鸿

  2021-01-08
  所以确如社会学家Liah Greenfeld所说，荷兰失去了工业化的“国家意志”；因此它纵然徒有“完美”政治制度和私有产权保护，“完美”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但它却在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浪潮中衰落，毫无声息地留在了沙滩上。但这不是由于“理性选择”的“退却”，而很可能是中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诡计。 因此，对于彭慕兰“大分流”之谜的解释是清楚的：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不是因为发生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North），不是因为有比别的欧洲和亚洲国家更好的私有产权制度（Acemoglu），也不是因为有比别国更高的工资（Allen），更不是因为拥有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廉价的煤炭（Pomeranz）。 同样，中国和印度没能够在17世纪和18世纪开启工业革命也并不是因为缺乏君主立宪，缺乏私有产权，缺乏高工资，或缺乏廉价煤炭。
• 目送飞鸿

  2021-01-08
  但是从本书勾画的由正确国家产业政策主导的市场“胚胎发育”理论的角度，荷兰的衰落完全可以解释，因为它在成功完成原始工业化的后期，缺乏一系列政府引导的产业升级政策，尤其没有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正确切入点——棉纺织品。只有棉纺织品才具备几乎无限大的世界消费市场，才对劳动力要素具备几乎不变的规模报酬，才能够对其生产环节实行最细密的劳动分工并通过分工成倍以至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也才能为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机器代替人）提供正确的切入点和利润回报。
• 目送飞鸿

  2021-01-08
  这些分析表明，英国的廉价煤炭并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1750—1830年）的先决条件或原因，不论著名经济史学家Robert Allen（2009），K. Pomeranz（2001）和其他人的观点如何。相反，以煤炭—铁路—蒸汽机“三位一体”为特征的重工业起飞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果。它是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局和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兆。... 如果世界没有煤炭、蒸汽机和铁路，第一次工业革命当然不会持续，然后变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但如果煤炭没有在英国发现，它仍然可以通过进口或者从其他殖民地窃取获得。
• 目送飞鸿

  2021-01-08
  荷兰拥有前工业时代最精巧的造船技术，最具开拓精神的商人和重视商业的政府和最发达的商业金融机构。但它没有重视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没有一个强大和集权的政府来刻意培育和控制全球棉纺织品的投入产出供应链和市场——它没有印度纺织作坊来教他们棉花纺织技术，也没有美洲殖民地几乎无限供应的棉花。
• 目送飞鸿

  2021-01-08
  是什么阻碍今天的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模仿1978年以后的中国或当年的英国引爆一场工业革命？是无法获得技术吗？不是。印度已经能发送飞船到火星。是缺乏民主吗？不是。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是没有私有产权吗？不是。印度千百年来一直保护私有财产权。是没有法制吗？也不是。印度在18世纪就继承了英国普通法。那印度为什么选择进口玩具而不是自己生产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忘掉制度经济学关于榨取与包容性制度的花言巧语和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概念。我们必须考虑市场创造成本和市场协作失灵。印度没有自己的玩具供应链是因为缺少良好发酵的日用品市场和市场创造者，以使印度千百万自给自足、自由放任的农民能在基于劳动分工的原理上组织起来从事规模生产和销售。正是由于缺少这样的市场创造者，阻碍了农业社会的印度用规模化生产的工厂替代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简而言之，印度缺了一个原始工业化“胚胎发育”阶段来开启它自身的工业革命，来创造和培养一个广大的商人阶层，来提高草根民众的购买力，来将农村剩余人口转变为有组织的劳动大军，来推动劳动分工并形成全国性的产业链和分销网络，来投资国家和地方性基础设施建设。
• 目送飞鸿

  2021-01-08
  注7与本书的观点一致，Boldrin，Levine and Modica（2014）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理论更像是一种同义反复——它实际上是将成功发达国家的制度定义为“包容性”的，而将失败国家的制度定义为“榨取性”的。事实上对于任何社会制度，我们总可以看到“包容性”或“榨取性”的要素共存。因此对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来说，剩下的简单任务就是选择哪些要素加以强调，哪些则选择性忽略。这当然不是说制度对经济发展是不相关的或者不重要的。问题在于，制度理论并未对其核心概念“制度”加以定义，在使用上过于灵活多变。比如私有产权制度，其实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制度，在远古的农业社会就已经存在并相当完善，因此它不可能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比如民主普选制度，是一个工业革命后期才采纳的政治形式。并且，制度学派混淆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体制和政策的不同，并常常颠倒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它错误的断言——民主包容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集权是贫困的一般性根源——已走得太远并可能成为蛊惑人心的穿着“经济科学”外衣的政治工具。
• 目送飞鸿

  2021-01-08
  交易成本的高低其实主要受市场大小决定（或以市场大小为基础），而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市场大小并不是由产权制度决定的，因为除了在20世纪才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外，人类历史上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都一直基于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因此这些国家无法实现工业化是由于无法为广大农村的小农经济提供一个能使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盈利的市场，因为这些地方的交通运输、政治稳定、社会治安、社会诚信、购买力等条件实在太差了。而向这些贫穷国家输送民主制度和现代金融制度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使得政治稳定性和社会秩序更加恶化。因此发展中国家为了降低所谓交易成本（或扩展工业品市场），首先要做的就是像所有欧洲列强当年所做的那样去为本国制造业和敢于冒险的商人阶层大力开辟统一的国内国际市场。只是欧洲列强当年为开辟世界市场采用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的手段已经不适用了，而当代中国却提供了和平开创国内与世界市场的新模式和经验。
• 目送飞鸿

  2021-01-08
  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尤其是北美）经济学家在西方完成工业革命并进入福利社会以后，为了追求经济学的“科学性”和数学化，抛弃和忘记了历史，把经济史赶出了经济学的殿堂，将其拱手交给了被数理经济学家歧视的历史系和社会学系，以至于让制度经济学家们天马行空地勾画历史如入无人之境，使得“二战”后一代又一代在北美毕业的经济学PhD（博士）们在被新古典经济学“科学范式”盲目地、机械地、千篇一律地训练下（批量生产下），变成了黑板作业和权威杂志的奴隶。因而不是陷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泥潭就是堕入制度经济学的陷阱，却不知道制度经济学家的历史观和理论实际上并不被经济史学家所广泛接受，而是不断遭到经济史学家们的批驳。
• Atlas

  2017-03-23
  一个国家人寿保险的市值衡量了其人权的程度和价值。对于发达工业国和落后农业国，这一市值差可以达数百万倍，就如同其人权价值一样。但因果关系是前者导致了后者，而不是反过来。
• 目送飞鸿

  2021-01-07
  国家不只是控制暴力和提供社会秩序的工具（North and Wallis，2009），它还应该是发展中国家消除或克服市场失灵、解决市场缺失和市场创造者缺失的工具和强大社会力量。一个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无法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自然产生，并不总是由于“榨取性”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因为建立这些市场所面临的巨大的社会协调成本和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缺失问题，反映更多的是政府（国家能力）缺失问题：把大量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庭手工作坊，转化为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化大企业，需要克服巨大的社会协调成本。这个成本，在没有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来克服的情况下（如16～19世纪的欧洲和英国那样），只能够通过国家意志和政府的帮助来解决。靠引进少数资本密集型企业或大的国际公司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工业化。中国（继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奇迹之后）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通过积极的市场创造和全球市场开拓来快速引爆工业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企业成长和商业繁荣，意味着更多的是政府失灵（或国家能力缺失），而不单是市场本身失灵（或市场缺失），更不是由于缺乏普选式民主和公民投票。
• 目送飞鸿

  2021-01-07
  这个观点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当今世界的所有农业国家。希望依靠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发酵过程来开启工业革命就算20世纪以前可行，现在也已经不可行了。这个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是一个非常缓慢和崎岖的过程，花费了老牌工业强国几个世纪的时间，甚至是在国家大力支持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下才完成的，而且还是在掠夺性殖民政策和奴隶贸易的基础上。但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领导下组织农民完成的市场发酵（像中国那样），在当今战后的和平秩序下，是实现在不发达农业国快速工业化的一个更好的方式，且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 目送飞鸿

  2021-01-07
  这种新的强大的商人阶层的出现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但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和印度没有创造出这样的条件（即一大批代表国家的强大富有的商人阶层和他们开拓的海外市场），因为中国和印度商人缺乏国家支持的重商主义意识形态及在由国家出面组织和保护的半军事化的全球贸易中获得暴利和市场份额的激励。
• 目送飞鸿

  2021-01-07
  因此，大众商业或（超过本地范围的）远距离大众贸易是在市场体制下实现原始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
• 目送飞鸿

  2021-01-07
  然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由于缺乏这样一个庞大的商人阶级来开辟国内和国际市场，创造远距离市场和组织原始工业生产的重任主要是由中央、地方和村镇一级的政府承担（这一点还将在后面详细分析）。
• 目送飞鸿

  2021-01-07
  因此，在开始阶段，大面积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的空闲时间来“就地”生产原始的低附加价值劳动密集型原生工业品，并通过远距离贸易来赚钱，是一种十分经济、有效和自然的方式；这是发酵市场、培育企业家、发展供应链和商业配送网络、提高农村和城市商业化对日常制造品的需求和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产生地方政府收入用于本地基础设施建设，并最终启动工业革命的诀窍。
• [已注销]

  2018-02-08
  现在，美国每年花费超过4 000亿美元在执法、官司和诉讼服务上，达到了每年人均1 500美元的水平。同时，美国每年还花费超过8 000亿美元（人均2 500美元）用于国防建设。即使贫穷国家把所有的GDP都投入到警察和国防上，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正是在这样强大的警察力量和法律执行能力下，言论和表达自由（包括散布谣言和炮制虚假信息的自由）才被容忍。正是在这样强大的政府权力和控制下，全民投票的选举民主才能有效地实行。正是在这样强大的监察和监督能力下，人权（包括犯罪者和囚犯的权利）才被尊重。也正是在这样强大的注册、登记、追踪和征税能力下，完全的劳动力流动才被鼓励、保护，才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这种“自由”和“控制”之间的辩证关系意味着，建议发展中国家去采纳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完全金融开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如果不是蓄意为之的话）。不管这些建议和鼓励背后是什么动机，它实质上都打开了腐败和无效行政的潘多拉盒子，因此引起了动荡、暴力、不稳定和无政府主义。发展中国家猖獗的腐败不是因为缺乏法律规则，而恰恰是因为缺少执行它的资源和国家能力。一个国家民主和自由的程度与其军事和安全力量成正比，这一发现应该不会使得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