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 冷清

  2022-01-11
  因此，自战争开始，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文艺运动，正是来自于战争的伟大实践。
• 书语心听

  2020-10-29
  英雄人物不会轻易死去，即使是非死不可的时候，也必须要用更大的胜利场面冲淡它的悲剧气氛。英雄的死不能引起传统悲剧中的恐惧效果，而是以道德价值的认识来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其结果消解了战争文学的悲剧美学效果。因此，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不像西方战争小说那样重在通过战争表现对人类命运对个体命运遭遇的观照，体现对人的存在意义和命意义思的思索，而是重在表现战争中的群体风貌、战争的整体和现实结果。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作家对战争中大量存在的暴力、血腥的回避，对英雄之外的大量普通个体命运和生命价值的忽视，这都是现战争文化规范对作家主体制约的结果。
• 书语心听

  2020-10-15
  正因为沈从文从来就不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所以他才会对这个变化中的时代既不具备任何敌意和戒心，也不是明哲保身地冷眼旁观，而是想满腔热情地关爱它和参与它，所以才会对自身被排斥在时代以外的境遇充满恐惧和委屈。
• 书语心听

  2020-10-10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不在于陈词滥调地宣传和维护那些过时的政策和政治口号，也不是反过来仅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加以简单的否定，而是看它是否经得起用今天的艺术标准来重新阐释。
• 福禄寿喜

  2020-07-13
  我感觉到如果以文学作品来批判、推动社会的五四新文学传统而言，那种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怀，那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80年代是一步步地后退了。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交替，是从非常尖锐甚至绝望地批评现实和反思历史，撤退到一个以比较妥协、中和的态度来批评现实和反思历史。最早出现的伤痕文学，其作者都是些知青，那些作者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受骗的感觉，他们所追求的青春、思想、信仰，包括自己的人生道路，都因“文革”的结束而结束。他们对“文革”，对当时的现实都采取了强烈的否定态度，他们不是从理论上去否定“文革”，而是通过个体的声音，个人的遭遇来表达来传达这种绝望情绪。比如卢新华的《伤痕》，是一种通过个人的绝望来反映时代，是一种对时代的个人性的控诉。一般的读者、评论界普遍对《伤痕》所表露出的心灵伤痕表示可以理解，但却视为是片面的、偏激的，而认同刘心武的《班主任》。《班主任》的创作迹象表明一代人由绝望走向希望，由对时代的不可挽回的伤痛的控诉转为对时代的理性分析。《班主任》所体现的，正是官方所需要的宣传口径。从这个角度，《班主任》就得到认可。《班主任》这条线直接导致了反思文学的出现。反思文学一出现就得到主流批评的认可，其价值观取代了伤痕文学的价值观念，反思文学被抬上主流地位，而伤痕文学则被压抑。由此可见，这时期文学的进步是以退步为代价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 福禄寿喜

  2020-07-10
  “朦胧诗”虽然在形式上显现出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某种相似，但在经验内容的历史上却仍是“五四”意识的回归。前者与外来文学思潮和作品有关，但不管是在新诗潮的地下时期还是公开时期，这种相似不能理解为单向度的模仿学习，而是他们在外来思潮中辨认出了自身经验的世界性因素，因为事实上“它的发生不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时期，恰恰是在我国文艺道路最狭隘之间，在闭关锁国的年头。新倾向的主要力量——一批青年，在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境地里，甚至在中国的土地上总共没有几册外国诗集流传的情况下，零星地，然而却是不约而同地写着相近的诗”。
• 福禄寿喜

  2020-06-10
  时代的抒情形成了可怕的惯性，个人仅仅成了这个抒情机器的零件与功能，不再能表达自己真正的所思所感，甚至以这种时代抒情来取消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掩盖、抹煞了“我为人民鼓与呼”的正义声音而企图制造出一派到处莺歌燕舞的盛世景象，是今天学习文学史者所要加以注意的。
• 福禄寿喜

  2020-05-30
  “双百方针”的提出，体现了在人民共和国新体制下、在特殊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国家最高决策者对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一种新的尝试，它显然包含了倡导科技学术和文艺创作自由的努力，但它的表达方式却又是“含混的诗意化”的，它之所以不采取法律条文的形式来保证文艺和学术的自由，而要采用文学性的语汇来表达采用政治宣传的方式来展开，本身就包含了政策制定者的暖昧、犹疑心态。
• 福禄寿喜

  2020-05-28
  其次，战争形态使作家养成了“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因为战争往往使复杂的现象变得简单，整个世界被看作是一个黑白分明、正邪对立的两极分化体：活着或者死去；我军或者敌军；战斗或者投降；前进或者后退；胜利或者失败；立功或者受罚；烈士或者俘虏，等等，两者必须选一，不允许兼而得之。这种由战场上养成的思维习惯支配了文学创作，就产生了“二元对立”的艺术模式，具体表现在艺术创作里，就形成了两大语言系统：“我军”系统和“敌军”系统。“我军”系统是用一系列光明的词汇组成：英雄人物（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苦大仇深的农民），他们通常是出身贫苦，大公无私，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不会轻易死亡，没有性欲，没有私念，没有精神危机，甚至相貌也有规定：高大威武，眼睛黑而发亮，不肥胖，等等；“敌军”系统是用黑暗的词汇组成：反面人物（包括国民党军队、日本侵略军队、汉奸军队的官兵，以及土匪恶霸地主特务等等一切“坏人”），他们通常喜欢掠夺财富，贪婪，邪恶，愚蠢，阴险，自私，残忍，有破坏性和动摇性，最终一定失败，长相也规定为恶劣、丑陋、有生理缺陷…这两大语言系统归根结底可以用“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模式来概括。在实际的创作中，这两大语言系统是不允许被混淆的。
• 福禄寿喜

  2020-05-28
  也许并不存在着一个纯粹的“民间世界”，也没有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化形态，正如“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样，民间总是以低调的姿态接纳国家意志对它的统治、渗透和改造，同时它又总是从漫长岁月的劳动传统中继承并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难、追求自由自在的理想的文化品格，而且，民间也不是完美的概念，它是一个包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污秽、苦难、野蛮却又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生活空间，有关这个空间的文化形态，又总是能够比较本色地表达出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情绪世界。
• 福禄寿喜

  2020-05-27
  而在当时，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的拒斥，等等。这种种战争文化心理特征并没有在战后几十年中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 咩咩

  2020-02-19
  但作者并没有回避高加林选择的合理因素，高加林的悲剧同样给读者这样的启示：倘若古老而淳朴的乡村文化不能产生更高的物质和精神的要求，倘若刘巧珍诚挚又深沉的爱情始终不能满足高加林个人愿望中的合理部分，那么，传统生活哲学如何说服他、束缚他呢？这里，作者显然已经超越了早期“改革文学”中对人物及其处境作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方式，而是深入到社会变化所引起的道德和心理层面，以城乡交叉地带为了望社会人生的窗口，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切人社会，既敏锐地捕捉着嬗递着的时代脉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朴素深沉的美，又把对社会变迁的观察融入个人人生选择中的矛盾和思考当中，在把矛盾和困惑交给读者的同时，也把启示给予了读者。路遥的小说叙述，朴实、深沉、厚重、蕴藉，其中的人物大多元气充沛，除了高加林之外，另一个主要人物刘巧珍的形象也被塑造得生动感人，她那“像金子一样纯净，像流水一样柔情”的性格和灵魂，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作者始终认为，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这样的自信力在《人生》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在他的长篇遗作《平凡的世界》里体现得更加有力。
• 咩咩

  2020-02-19
  其三，由于战争是以辉煌胜利告结束的，战争帮助人们实现了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所以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创作基调被作为固定的审美模式，并以此形成了统一的审美风格特征。它表现为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将过程的意义溶解到最后的结果中去，整个体生命的价值溶解到集体的胜利中去。英雄人物不会轻易死去，更使是非死不可的时候，必须要用更大的胜利场面去冲淡它的悲剧气氛。英雄的死不能引起传统悲剧中的恐惧效果，而是以道德价值的认识来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其结果消解了战争文学的悲剧美学效果。因此，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不像西方战争小说那样重在通过战争表现对人类命运、对个体命运遭遇的观照，体现对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意义的思索，而是重在表现战争中的群体风貌、战争的整体和现实结果。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作家对战争中大量存在的暴力、血腥的回避，对英雄之外的大量普通个体命运和生命价值的忽视，这都是现代战争文化规范对作家主体制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