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修史籍考

• 松亭君

  2022-11-10
  同实录的修纂一样，一部新的国史的撰修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举措，不是仅出于单纯的学术动机才进行这项工作的。唐代的每一部国史都是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而授命修纂的，每当某朝皇帝的新政需要总结王朝过去的文治武功以便为其统治提供合适的正当性依据时，国史就是其合法性的明显证据。当我们依次考察每一部唐代国史时，这一一点将越加清楚地显现出来。
• 松亭君

  2022-11-09
  监修之职，一般来讲一但并非总是如此一纯粹是一项名义上的“政治”性任命。所有具体的写作事宜都是由修撰们做的。不过，监修们常常会干预他们的工作，再者，任命宰相去督导修史也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纂修历史被认为是政府现行职能的一部分。官方修史既是一项学术活动，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史官不单纯是事件的记录者。如同朝廷中的起居郎，他们还被视为惯例与传统的守护者。臂如在717年，玄宗于祭祀大典举行前的数日，即命史官上奏，具体陈述典礼中当行的仪式。
• 松亭君

  2022-11-09
  关键是要切记，在中国传统史学以教化为先的背景下，起居注作为历史记录的基本材料，不是仅由机械地记录所发生之事的报告者写成的，而是由秉持重大的政治与道德职责的官员撰写的，他们自视为国家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和评判者，而且别人也是这样来看待他们的。因此，在历史记载中贯彻道德标准，就不单纯是在历史编纂进程的后期才导入的一种成分，在后期阶段，历史家要对某一时期的事件写出一段深思熟虑的判词。而将儒家的道德评判运用于事件的记载中，这早在负责初期阶段的记事的官员那儿就开始实施了。
• 松亭君

  2022-11-09
  就像明清时代在正统的教育与考试制度下培育出来的文士往往从他们所处时代的视角去看待唐代的考试制度，从中解读它的重要性，它在社会上的地位，作为儒学正统的基础，以及它在方法上的精微奥妙，而这一切在当时是它尚不具备的。于是历史的编纂体制就被视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牢固确立的组织机构的证据，它一路延续下来，存在于此后的各个朝代。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力图显示，如同唐代的考试制度与后来的实践相比较，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弹性的与实验的阶段，国家的历史编纂机构也依旧处在发展的进程中，并经历着相当大的变化。
• 松亭君

  2022-11-09
  是撰述有关中国问题的现代西方的历史学者理应时时在心中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是作为二十世纪的学者去探讨中国的过去的，我们秉有自身的史学观，有着各自的对各种事件、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各自的方式方法一一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与自己的时代的产物。当我们力图将我们的历史探索的方式运用于中国历史的书写记录时，我们首先务必努力去理解那些历史家们表现于其著作中的态度、倾向与局限性，我们为了求证就必须依赖这些著作，这样我们才能以尽可能的理解去阅读它们。我们理当如此行事，切记恰如他们的理念与撰写历史的方式是由他们所处的时代决定的，从而应当根据唐代的精神与制度的历史来理解它们，我们对以往历史的审视一一直接的，精细的，并且清晰明确如同它们所显现于我们的一一也是同等短暂的，体现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方方面面，服从于历史研究中变动不居的时尚风气。
• 愔之

  2013-01-21
  苏弁在兄弟中排行最小，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的二百卷藏书据说在规模上仅次于集贤院秘阁的收藏。
• 張仙人

  2011-10-06
  我要感謝王振平（音）博士，是他提示我關注這段重要的文字。
• [已注销]

  2014-12-15
  而且，许多唐代史家完全不信任纪传体的历史，例如，就记述西汉时期的历史而言，他们更偏重荀悦的纯编年体的《汉纪》，而非班固的纪传体的《汉书》。在有些时候，史家本人就模仿荀悦之作撰写编年体历史，作为各个时期（包括唐代）正史的替代品或另类作品。这种态度也隐含了对列传的相对价值的一种负面评价。
• 愔之

  2013-01-21
  关于这部作品（《唐大诏令集》），在1918年前它仅以抄本存世，参见罗多尔《选举志》，页95-96；并参见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前的那篇佚名的精彩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