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頂與生還

• 连木木

  2021-11-18
  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无法再轻松地活在世间，永远无法摆脱对屠杀的憎恶感。对于人性的信仰，早在第一个耳光中崩裂了，然后在折磨中轰然毁灭，永远无法恢复。对他来说，折磨是一种冗长不堪的死亡。
• 连木木

  2021-11-18
  只有当我们知道记忆究竟使用怎样的语言、怎样的符号、怎样的“笔”记录在怎样的“纸”上，我们才能真正回答记忆为什么不可靠。但我们离这一天还很遥远。我们已经知道一些特定条件会造成记忆的扭曲：创伤（不仅是脑创伤）、其他“竞争性”记忆的干扰、非正常的意识状态、情绪压抑和心理阻滞。然而，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记忆也在缓慢消退，记忆的轮廓逐渐模糊，只有极少的记忆能残存下来，这就是所谓生理性遗忘。这无疑是大自然伟大力量的一种，同样的力量让整洁变得凌乱，年轻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特定的练习（在这种情况下，经常重新唤醒记忆）可以保持记忆的深刻和活跃。这就像经常锻炼能保持肌肉有力。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过于频繁地唤醒一份记忆，并像故事似的讲述它，这份记忆就会渐渐变成一种结晶般的、完美的、添枝加叶的、在经验中千锤百炼的老生常谈。这份虚假的记忆，终将取代原始记忆，并自发地不断增长。
• 连木木

  2021-11-18
  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不但是心理学家，任何人只要留心周围人的行为，甚至自己的行为，都会发现这个老掉牙的事实。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
• 连木木

  2021-11-18
  现有的集中营回忆和见证其实并不是由那些最具有受害经验的底层受难者做出的，对其他极权统治的许多见证也是如此。底层受难者的观察能力往往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实际情况是，集中营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由像莱维那样的“特殊囚犯”书写的，那些最有资格做见证的，其实都已经死掉了，莱维对此怀有罪过感。那些属于“特权阶级”的囚犯，他们的身份会影响其证词的质量，他们可以通过更好的角度去观察集中营，但是“特权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观点”。更有那些因为曾经属于“特权阶级”而根本不愿意做证的，“为集中营当局服务而换取特权的人们，根本不会做证。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证词要么不完整，要么就是歪曲事实或完全虚假的”。
• 连木木

  2021-11-18
  莱维避免用罪恶感来进行道德责备，因为这种责备的效力有限，乃至完全无效。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弄错了对象，这样的责备还可能根本就是无的放矢。
• 连木木

  2021-11-18
  对莱维来说，极权灾难的羞耻、罪恶感和自责是在受害人脱离了集中营世界，重新成为人以后，得以恢复的人性显示。尽管受害人的人性曾被侵蚀、扭曲，甚至泯灭，但对极权灾难他们负有的道德责任是与加害人不同的。他们对过去也会有与加害人不同的记忆或遗忘方式，他们的见证和羞耻感应该对全人类都有教育作用，其中包括以自己的羞耻感去打动别人的羞耻感和以自己的责任心去激发别人的责任心。
• 连木木

  2021-11-18
  他的冷静思考使他对善与恶、正与邪、加害与受害等等的绝然区分抱有怀疑。他要告诉读者的是，用黑白二分看世界的方法是危险的。在极端的处境下，人性变得模糊，人的行为也失去了可辨的轮廓，绝大多数人并不要么是魔鬼般的害人精，要么是圣徒般的受害人。无论是道德或行为，人都生活在一个黑白不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暧昧与矛盾的灰色地带。
• 连木木

  2021-11-18
  莱维通过他自己和其他受害人的眼睛来观察集中营的灰色世界，做见证给他带来令他困惑、痛苦、始终无法释怀的感觉。那就是，一方面，他需要从他的见证得到一些普遍的结论（以便对后人有所帮助），而另一方面，他所记忆和需要分析的现象和现实太复杂、太暧昧，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简单化的黑白两分“成见”，丢失那种本是“灰色”的真实。因此，“理解”成为见证似乎难以达到的目标，而“交流”既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却又加深了这个问题，使它变得更加困难。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的所有文章中，都有两个同时存在的莱维，一个莱维在害怕自己不能被读者充分理解，而另一个莱维则在坚持与他们交流，他在本书“交流”一章中说：“我从来不喜欢‘无法沟通’这个词。”但是他又说：“从交流的角度（事实上，无法交流的角度）上，我们幸存者有着一个特殊的经验。”（94）《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所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几乎无法交流而又必须交流的特殊经验。传递任何过去的其他人道或极权灾难的特殊经验，也都是这样。
• Tracy_tree

  2013-03-20
  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短暂历史可以重新诠释为一场对抗记忆的战争。奥威尔式的伪造记忆，伪造现实，否定现实。
• Tracy_tree

  2013-03-20
  在受害者这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中，同样存在着记忆的迁移……人们已经注意到，比如，许多战争的幸存者（或其他经历过复杂心理创伤的人）往往会不自觉地过滤他们的记忆——在追忆他们的往事或向第三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时，他们愿意驻足于那些短暂的安宁时刻，那些荒唐的、奇怪的或轻松的时刻，而跳过最痛苦的片段。因此，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记忆逐渐模糊。
• Tracy_tree

  2013-03-20
  （纳粹党人）的确有人故意说谎，冷静地编造事实，但多数人则拔锚、启航，暂时或永久地，远离真实的记忆，为自己编造一个方便的事实。对他们来说，过去是一种负担，他们为犯下的罪恶（或遭受的痛苦）感到厌恶，愿意用另一份记忆替换真实的过去。开始时，这种记忆更替可能完全是有意的，根据一个虚构的脚本，凭空捏造。尽管歪曲了事实，但真实的记忆比它更痛苦。他们向别人、也向自己不断重复虚构的记忆，真与伪的边界渐渐模糊。最终，他们完全相信了自己讲述了无数次，并将继续讲述的故事，修饰和润色其中的各处细节——那些不可信的细节，那些与历史公认事件不相符或不一致的细节——最初的捏造转变为笃信。
• Tracy_tree

  2013-03-20
  我打算审视的，是极端体验下的记忆——受伤或施加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具备了能扭曲或抹掉记忆的所有因素：受害或施加伤害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伤痛，因为这种回忆令人痛苦，至少让人不安。受过伤的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
• Tracy_tree

  2013-03-20
  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
• 芝麻

  2022-05-23
  但“无法沟通”的痛苦并非只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在阻碍沟通的国家和时代中，其他所有的自由都随之调谢了；由于缺乏沟通的活力，人们之间的讨论枯萎了，对他人观点的忽视变得猖獗，强加给他人的观点却获得成功。偏执容易导致审查制度，而审查制度促使了对他人意见的忽视，因此偏执本身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死板而严酷的怪圈。
• JL

  2015-03-30
  然而，在各个起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受压迫的人们从未能站在反抗的前列。事实上，革命都是由勇敢、明智的领袖来领导。慷慨大度的（或者也许是野心勃勃的）领袖人物投身于斗争之中，哪怕他们原有着安全、平静，甚至享有特权生活。奴隶打破自己沉重的枷锁——这一纪念碑所不断表现的形象是浮华而不现实的，实际上，奴隶的枷锁是由其他人打破的。而这些人之所有有能力打破枷锁，是因为他们的枷锁更松、更轻。这个事实并不奇怪。一个领袖必须具备强大的能力：他必须拥有体力和精神力量。而压迫，如果达到一定的严酷程度，既能破坏人的体力，也能损害人的精神力量。
• 芝麻

  2022-05-22
  读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审判中的陈述还有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氢氰酸毒气室的发明者）在他的自传中的话语，你能发现他们精心编造的过去，比达奎尔更狡猾。本质上，这两个人都采用纳粹军人（更准确地说，所有军人）的典型方式为自己进行辩护：人们一直教育我们绝对服从、等级观念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我们被灌输了种种口号，被仪式和游行冲昏头脑；人们告诉我们，唯一的正义是我们人民的进步，唯一的事实是领袖的指示。你们（还能）希望我们做什么？在这样的事实下，你们怎么还能期待我们，还有所有和我们一样的人们，做出不同的行为？我们是勤勉的执行者。正因为我们的勤勉，我们得到表扬和晋升。那些决定并不是我们做出的，因为在这个国家不允许自主决定一一他人已为我们做出决定，而那是唯一的方式，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自主决定的能力。所以我们不应该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也不应该受到惩罚。～可以参看《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
• Tracy_tree

  2013-03-24
  我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份经历，对新一代西方人来说并不相干，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这种断层也日趋严重。……８０ 年代的年轻人被当今不同的、紧迫的社会问题所包围：核威胁、失业、资源耗竭、人口爆炸，他们必须调整自我以适应疯狂而频繁的技术革新。这个世界的结构已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在最后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两个大国政府所基于的意识形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们的可信度和光彩。怀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门槛上，失去的并非理想而是确定性。事实上，他们对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怀疑虑，却情愿接受不重要的琐碎事实。这样的事实，无论理性或狂野，都在文化时尚的悸动潮流下，日复一日地变化着。 对我来说，与青年交谈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将其视为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危险：时代误植的危险，不被倾听的危险。而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发生在欧洲；让人无法相信的是，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国人，诞生于魏玛共和国那热烈的文明之花，却追随一个小丑（他的形象在今天只会激起嘲笑）。然而他们却遵从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歌唱他的颂歌，直到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发生了，所以还会发生：这正是我们要倾述的中心要旨。
• Tracy_tree

  2013-03-24
  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替代他人而活下来？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这不仅是一种假想，更是猜疑的阴影：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我们每个人都篡夺了邻居的房屋，并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假想，但它噬咬着我们，它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集中营的“被拯救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我必须重申：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我们幸存者是数量稀少且超越常态的少数群体……我们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而那些到达底层的人，那些目睹蛇发女怪戈尔戈的人，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我们也讲述那些被吞没者的命运，然而，这是一种打折的“代表第三方”，没有人能回来讲述他自己的死亡。（为便于摘录，文字有少量调整）
• Tracy_tree

  2013-03-24
  走出黑暗，人们因重新获得已被泯灭的意识而痛苦。……我们曾长年累月如牛马般生活：每天从黎明到黑夜，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饥饿、疲劳、寒冷和恐惧，留给反思、推理和情感体验的空间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忍受罪恶、混乱和赤贫，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经历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在集中营中大得多，因为在集中营里，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偷盗——在厨房中，在车间中，在棚屋里，总之，“从其他人的手中”，从对立面，但仍然是偷盗。有些人（极少数）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偷盗自己伙伴的面包。我们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也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我们曾为自己幻想过的未来，因为，就像牲畜，我们被局限于现在。只有极少数的时候，我们能摆脱这种地下的思维程度，在少有的周日休息中，在睡前飞快流逝的短暂时光里，但这些时刻更令我们痛苦，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有机会衡量环境对我们的侵蚀。
• Tracy_tree

  2013-03-24
  在大多数的情况中，解放的时刻既不令人高兴，也不令人轻松。因为大多数时候，解放的背后是毁灭、屠杀和遭受的痛苦。当他们感到自己重新变成人，也就是说，重新肩负生活的重任，人们便能感受到悲伤：失去亲人或家人离散的悲伤；身边人们广泛遭受痛苦的悲伤；他们自己耗尽了精力却无药可救的悲伤；在瓦砾堆中，往往是孑然一身，重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悲伤。并非“快乐是痛苦之子”，而是“痛苦是痛苦之子”。仅仅对于某些幸运儿，在某些特定的瞬间，或者非常单纯的灵魂，脱离痛苦才能带来快乐，否则总要伴随一段时间的深深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