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罗兰的魅影

• ZZZZZ

  2020-05-12
  《论近年之学术界》中，王国维批评《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杂志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这对于我们理解王氏学术与政治立场以及当时期刊文化形态都很重要。这有助于进入历史脉络重现文学现场，对文学现象浓描细写，也能摆思二元思维而分复杂的关系，深入到不同文学话语、社团、人脉、传播、象征资本与权力关系等层面，免于陷入笼统概念的先入之见。（其う近来“抒情传统”论述在学界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呼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正确对待文言能照亮文学史的一些死角，搞通一些悬而难决的问题，使文学史叙事更具张力与连贯性，如向的文学作在保存的前下数7装代性主公B时展示了（“抒情传統”在调动、构筑民族的“情感结构”的潜力与极限，如苏曼殊（1884-1918）获得一致推崇，因其体现了革命与浪漫、国格与西化的人格典范。另如1910年代的文言小说，在国粹与南社的脉络里方能明了《礼拜六》等代表着文学内在理路的演变与转向。另外把二十世纪旧体诗文纳入现代文学史的呼声愈益急切。如“桐城派”古文与严复（1854-1921）、林纾的“翻译现代性”结缘是个有趣的课题；在诗歌方面不光是“同光体”等诗派，出自许多新文学、左翼文人的旧体诗写作见证了革命与文学的吊诡，也更能满足一己抒情的需要。供四从语音角度来分析作家和作品，必然增强文学史的文学性，即如鲁迅、周作人坦言自王며维：《论近年之学术界》，《教育世界》第93期（1905年2月），页3。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王德威：《现代传统四论》（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
• 盐汽水

  2021-04-20
  而“中共的革命，很清楚，它走的完全是俄国革命的道路”。这是指政治领域，但就文学、文化影响而言则不必与政治影响成正比，中国对于世界文学与文化“范式”的追寻有着极其丰富复杂的图谱，其中不可忽视的是英国范式。张朋园在《胡适与梁启超》一文中认为，从《新民丛报》到《新青年》，有一种“侧重个人解放”的共同倾向，体现了某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的确在193年胡适在《建国问题引论》一文中说：那时代的中国智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了；世界企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玷污了。…“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杀一九ー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无论如何，中国人经过了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会回到新民丛报时代那样无疑义的歌颂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了。最后一句提到《新民报》，可视作胡适在文化上对梁启超的认同。这番话透露出在当时思想界俄国式“社会主义”受到普遍欢迎，而资本主义”几成过街老鼠。张爱玲说到她“自从一九三几年开始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可为这一背景存照。1935年5月胡适又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中回顾他在“五四”期间提倡易ト生的“个人主义”时，对“维多利亚时代”再三致意：“还有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