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史概说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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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颜2018-11-13大乘佛教释迦牟尼所倡导的解脱无我之教义,至此变成了认识大我、欣求成佛的教义。从结果上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婆罗门教神学立场的回归。但是,婆罗门教以及以往既有的小乘佛教终究不过是将自身限制在印度的环境之下,严格遵守形成于印度社会内部的戒律,并以此为第一要义。然而,与此相对,新兴的大乘佛教则不拘泥于印度元素,而是进一步站在普遍主义的立场上,专注于对教理的深入研究,去除那些气候、风土不同的国家所难以遵守的戒律,并试图制定新的律法。这就是为什么大乘佛教能够传播到温带的中亚、中国、蒙古乃至日本等地,而小乘佛教却只能影响印度及与之位于相同纬度带的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半岛等热带地区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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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颜2018-11-12青铜器时代亚洲西南部最重要的地区,是从两河流域(即流入波斯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所构成的流域)经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向西到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该地区的周边是干燥的草原气候,唯有这一新月形地带是一个狭小而湿润的地区,其地质与气候条件与印度相近。至于该新月地带是否经历过旧石器时代,这一点尚不明确,但我们能够确定的事实是,该地区大概是在来自印度的原始农耕文化输入之后,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其文明的跨跃式发展,从而进入领先于世界的青铜器时代的。也就是说,西南亚尽管在相对较晚的历史时期才从外界引入当时最先进的新石器文化,却能够反超其他地区,最早进入更为高级的文明阶段。 出现于西南亚的青铜器文明,以苏撒、乌尔地区为中心发展起来,同时向周边传播。该文明进入印度之后,造就了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文明;到了中亚,则塑造了安诺北丘文明;进入俄罗斯南部后,它又变成了斯基泰(塞种)早期文明。可以想象,斯泰基早期文明继续向东传播至中国北部后,就形成了以河南省为中心的殷(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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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颜2018-11-12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当中,进化水平最低者是那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身处世界交通圈之外的民族,即生活于欧亚大陆北部的西伯利亚、非洲大陆南部以及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他们在智识上的落后,一方面是遗传的禀赋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被排除在世界交通圈之外,缺少文化上的刺激。除了这些地区,居住在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北部的民族在智识上相对进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进入有史籍记载的时代以后,多多少少都营建起了能够与外界文明接轨的交通系统。进一步来说,从西北的北欧、西南的北非,到东北的日本、东南的南洋诸岛,这一带状区域自古就是一个文明圈。在文明圈内部,各地区人类的智能水平并不存在特别明显的差异,因为在某个地区发展起来的文化,很快就会传播到邻近区域。不过,在传播的过程中,就像中国的淮南之橘一样,文化传播得越远,其原型越容易发生变化或弱化,这是在所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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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这2018-07-25在写作《大东亚史概说》期间,宫崎市定于1937年秋前往西亚,并记录了在西亚旅行的见闻,其后出版了《西亚史的展望》这部充满创见的历史读物(参见中公文库版《西亚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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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这2018-07-25《大东亚史概说》的编纂计划始于文部省的教学局,时间是在1942年7月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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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2-12-12成吉思汗将其征服的部民以一千户为一个单位,分配给自己的儿子和功臣。他先分给长子术赤九千户、次子察合台八千户、三子窝阔台和四子拖雷各五千户,然后再分给臣下总计约九万五千户,并将各个臣下分派到指定的居住地。于是,蒙古人确立了一种封建体制,即王公将所分得的土地作为自己的领地,进行畜牧并休养部民,一旦遇到战事,就从部民中征发战士:如果成吉思汗本人不亲自出征,便从诸子当中选一人担任统帅。此举的结果是使各个王子的势力逐渐壮大,以致与成吉思汗没有血缘关系的臣下往往会倾向于隶属于某个特定的王子,而这也就成为蒙古帝国分裂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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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2020-02-13波斯湾东北岸的农耕文明未必是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据推测,其文明有可能是从印度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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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青堂2017-11-08航海与航海技术西汉时,武帝曾派使节出访黄支国(位于印度东海岸南部)以及已程不国(斯里兰卡),但我们目前尚不知道,当时人们是否已经学会利用信风进行航海活动。生活于1世纪中叶的希腊系埃及人西帕尔斯,是第一位发现印度洋上存在信风并将其运用于航海的人。此后,罗马帝国皇帝安东尼的使者曾于东汉桓帝在位时(166 年)来到汉朝的国都洛阳,当时罗马打败了安息,并一度占据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罗马使者可能是从波斯湾出发,途中利用信风来到中国的。信风在北半球的冬天是从东北向西南吹,夏天则是从西南向东北吹。帆船可以利用信风在海上航行,东北信风盛行时就南下向西,西南信风盛行时就北上向东。所以,如果人们要从日本去往南洋,就需要借助冬天的东北信风,沿着中国海岸线到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如果还有时间,就可以一口气乘风前往斯里兰卡。然后,等到第二年夏天再利用西南信风北上,就可以进入波斯湾。反过来,如果人们要从波斯湾去往中国和日本,就需要利用冬天的东北信风先南下到达斯里兰卡,或一口气下到南洋,然后等到第二年夏天,利用西南信风前往中国乃至日本。东晋的法显和尚是经陆路的北大道进入印度的,而回程时则取道海路,从斯里兰卡出发到耶婆提国,然后利用夏天的西南季风回到山东半岛。唐代的义净和尚准备从广州出发前往印度时,也选择在阴历十一月动身。而日本的真如亲王也和义净和尚一样,是在阴历正月末从广州出发的。由于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的中间,所以在信风转换方向期间,商船必须在此停泊等待。这样一来,从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波斯、阿拉伯半岛等地来的商船,大多都会在该地交易各自的货物。也正因为经常在此停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斯里兰卡以东的地理知识比较熟悉,而古代欧洲人和西亚人则对斯里兰卡以西的地理知识掌握较多。后来,当中国的唐朝日渐强大时,西亚的萨拉森帝国也几乎同时兴起。两大王朝都积极鼓励商人与对方进行海上贸易及交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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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2-12-11在宗教方面,波斯人信仰全能神阿胡拉·玛兹达,除此之外,对密特拉神的崇拜也十分盛行。琐罗亚斯德出现后,玛兹达教的教义被整合为善恶二元论的思想体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善恶二元论的思想体系都是西亚宗教的最主要特征,并经由中亚对中国的思想也产生了影响。不过,波斯人并不试图将自身的宗教强加于领内的人民,而是认可政教分离的原则。那些由于坚守顽固的一神教信仰而在巴比伦遭到囚禁的以色列人,借波斯人之手得以回到故乡巴勒斯坦,在波斯治下,他们的信仰自由虽然得到了保障,却不得不受二元神教思想的影响。这些以色列人在崇拜耶和华之外,开始思考恶魔的存在,可见,他们也不得不在一神教中加入了二元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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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2020-02-14例如,御堂关白藤原道长在日记《具注历》中,每隔七天就会用朱笔写下“蜜”字(或简化的“宀”)。这一记号据说是将星期日的粟特文“mir”音译为日文后的产物,“mir”其实就是波斯语中太阳神“密特拉”(Mithra)一词在东方的变体。在中国唐朝和五代的历书中,也出现了这一“蜜”字的相同用法。此后,“mir”一词被佛教吸收后就变成了“弥勒”。在佛教的阿弥陀净土信仰出现之前,弥勒就已经获得了大众的尊崇。在中国中世,弥勒信仰尤为兴盛,并屡屡成为教团暴动的根据。不过,弥勒信仰传到日本之后就失去了其煽动性的一面,并被安置在既有的佛教诸神的信仰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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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2020-02-14唐诗中所表现的内容却与唐代雄飞于世界的气魄不相吻合。李白是醉酒诗人,杜甫将个人的坎坷遭遇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白居易则在绝佳的处境中感叹乱世与命薄。盛唐时甚至出现了《新丰折臂翁》这样的诗,折臂翁因身残而免于上战场,故以此为幸,这展现的是一种亡国的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