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 喵了个mon

  2019-02-28
  与此相反，正如诺斯等经济史学家观察到的，17-18世纪的英国，由于将财政收入基础建立在商业经济基础上，凭借商业税收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于是商业发展与财政收入“同呼吸、共命运”。也因如此，国家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商人的产权保护措施；这些产权保护措施又进一步推动了英国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国家的税收量，并因此推动了中央集权制与现代国家制度的发展。反观第三帝国财政制度的设计，就未能形成财政收入与商业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几次商业经济发展，其原因并不是来自于国家的产权保护措施，而大多的得自国家的有意放弃或缺乏能力，也就是侯家驹先生所概括的“网疏而民富”。但是，这种因国家管制的罗网稀疏而非国家积极的产权保护制度而得来的富裕，是缺乏可靠基础的。
• 喵了个mon

  2019-02-19
  如何能够动态地生财？从现代财政的眼光看，主要的途径有四个方面：（1）通过发展生产，差U给你造经济增值，这样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民众增加财富；（2）通过市场交易行为，使政府与民众之间因资源交易而增加双方的效用；（3）通过商品深化，将政府手中原来未投入市场的资源转化为商品，由此获得收益；（4）通过财政管理的加强，将财政负担落实在有负担能力者（富户）身上，在不增加普通民众负担且富人牺牲不大的同时，增加财政收入。
• 喵了个mon

  2019-02-19
  在帝国家财型的总体框架下，上述财政改革的常规行为一再发生，实际上形成了或者说确认了帝国财政的如下基本边界：（1）财政改革的常规措施是要么保障小农家庭对土地的分散占用，要么将天赋负担落实在田亩基础上（实现履亩而税），由此财政收入的边界始终是以农户家庭上缴的天赋为主要收入形式（对工商业则实行一定的抑制）；（2）财政支出改革的常规方法是压缩皇室和官僚支出，由此财政支出的边界是以有限的财政支出维持帝国相对固定的职能，贯彻量入为出的原则；（3）财政管理改革的常规方法除了加强行政管理的正规化外，主要是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管理暴利性资源商品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由此形成财政管理的边界是贯彻一般行政管理的要求，并用暴利性资源商品来获得财政收入的弹性。
• 喵了个mon

  2019-02-19
  特别地，“重农抑商”本来是商鞅这样的法家学者的主张，但后来却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并进而成为帝国的正统经济思想。
• 喵了个mon

  2019-01-25
  并非所有的税收都能促进现代国家的构建。这又有以下三种情。（1）当税收主要是向农业收入征收时。向土地征收农业税，政府可能倾向于采用压迫性的策略而不是与纳税人展开谈判，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机制难以产生。这是因为，土地是无法移动的，若向农民征税，他们可能的避税选择就极少。相反，如果主要向流动资产征税，由于纳税人拥有真实的或潜在的避税能力，政府就倾向于与纳税人的代表展开谈判，并跟他们分享权力，以便纳税人的同意。（2）当税收主要是关税（向进出口贸易征税）时。在一些拉美国家，政府税收主要依赖于进出口贸易而不是国内经济，为此政府机构发育与制度建设也就显得不足。这是因为，主要依靠进出口税提供财政收入的国家，不需要建立复杂的财政机构，不需要提供公共品以换取纳税人的服从，也不需要对经济管理负责并为此建立专门的机构。（3）当税收依赖于企业寡头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波兰选择了不同的税收制度。俄罗斯政府选择向大企业征税，政府不去寻求更可靠的收入来源，而转向运用更官僚化、更强迫的手段向寡头征税或借款。相比之后，波兰政府寻求的是，直接向劳动收入征税。虽在短期内波兰碰到一些困难，但从长期看这种做法却创造了更值得信赖的收入流，并有助于建立政府和有组织工人之间的社会契约，以及更制度化的政体结构。
• 喵了个mon

  2019-01-24
  财政学教科书对税收的定义……“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固定地获取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以此与自愿性、交换性或临时性的财政收入形式区分。……从现代政治学的观点看，税收是基于社会公意而形成的立法权，对公众的收入或财产进行普遍、平等、直接、规范地征收而形成的财政收入，其使用方向是公共服务，其征收与使用过程应由预算控制并最终决定于民众。……按此定义的税收也不同于政府收费。虽然与税收相比，政府收费的执行主体也是政府，收费形成的钱款在使用上也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但两者是相当不同的。税收是对公众思然财产的一种普遍性征收，这种对财产权的“侵犯”，只有基于公意而形成的立法部门才有权进行。由立法权来决定税收，在性质上相当于公共自己同意拿出一部分财产用于共同事业。性质部门只是立法部门决定的执行者，行政权在行驶过程中，应执行公意但并不等于它就是公意，因此行政部门无权直接征收公众的财产。不同于税收的是，政府收费只是行政部门就自己提供特定民众的特定商品或服务，以收取费用的形式来弥补部分成本。这种收费源于政府的行政权，其收支过程也由行政权加以控制（最终当然也受立法权监督）。与源于立法权的税收不同，政府收费不是社会公意的反应，本质上它是一种行政部门与民众之间的交易行为……因此，在现代国家中，政府中政府不能一般地以收费来代替税收。正如财政社会学基本观点所表达的，与其他收入形式相比，以税收为主要财政收入形式的国家，更有可能建立起负责任的代议制政府。这一税收推动代议制民主制发展的观点，被概括为财政社会契约命题。
• 琵琶鱼

  2022-08-11
  如果在一个王朝的生存期，君主对外征伐的雄心不大（这样军事费用不会爆发性增长），帝国君主又能够有地控制宗室（在财政上使皇室经费不至于侵蚀国家财政）和官僚（使非正式收人体系不破坏正式收入体系）的行为，那么量入为出原则就不会被突破。这样财政上就会有结余，王朝就能生存，帝国也因此处于稳定期。如果上述条件不成立，那么量人为出原则就会被突破，王朝会随着财政一起崩溃。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曲折后，帝国将会随王朝的更替而重生，帝国财政也因此得以重建。可见，帝国能够长期维续是以国家外部威胁不大为条件的。
• 琵琶鱼

  2022-08-11
  帝国财政管理难以理性化的原因：首先，财政管理不能实现统一。在帝国广袤的土地上，地形各异，民情不一，农作物多种多样，经济类型差异极大。要在这样的土地与民众基础上实施普遍与统一的管理，采用的制度就需要有某种通用性，比如按照最低标准对所有的田亩征收统一的田赋（在相当程度上还需摒弃工商业经济），然后将特殊性交由各地方政府官员去处理。于是，第三帝国的财政管理上发展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套体系：前者是上层制定的、普遍适用但般为最低的要求；后者往往由下层发展而来，是前者的变通与补充，目的是为适应各地特殊的情况，并使前者能够得以运转。但是，后者的出现与不断壮大，又破坏了帝国统一。其次，运行成本的存在，使得财政管理失去了直接性。表面上的直接征税，实际是依靠大量间接组织或人员的协助才维持的。这些间接组织或人员，从积极方面来看，节约了政府征税的成本；从消极方面来看，又加大了民众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它使直接统治名不副实。 再次，特权的存在破坏了财政管理的平等性。在帝国理念中，普天之下的民众在君主面前，都是平等的。但问题是，皇权自身就是一种特权，它源自土地占有，并依血缘原则而继承。为了维护这种特权，就必须给予各级官吏一定的特权，以卫护皇权。法内和法外特权的存在，不但破坏了帝国财政管理所要求的平等性，而且更因为他们兼并土地、垄断商业机会，使得国家丧失了田赋基础与财政潜力。最后，能力问题使财政管理无法做到规范性。
• 琵琶鱼

  2022-08-11
  在帝国框架内，除非得到某种权力的庇护或本身拥有权力，否则任何社会剩余都不可能转化为资本。拥有某种经济剩余的地主或商人，可以通过科举参与权力，也可以通过捐纳而获得某种权力或地位（官职或监生资格等）；或者通过某种形式的利益输送或合作，而与有权力者建立庇护关系。可是，与权力结合的、受庇护的资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资本。所以，帝国时代的经济剩余无法成为独立的、可以自我发展的资本。例如在清代，当时盐商的财富除了用于奢侈消费的挥霍外，只能投向盐场、药铺、贩米业，向企业的投资基本上没有。换言之，此时不能将财富转化为产业资本。这样的做法，不但破坏了第三帝国所设计的财政体系，侵蚀了正式财政收入的基础，而且耗尽了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 琵琶鱼

  2022-08-11
  土地流转与集中，本来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如果土地账册能够及时地以调整，将田赋负担真正落实到田地上，那么对财政来说土地流转并不是什么问题。可中华帝国史上，土地流转与集中之所以会发展成为所谓的“兼并”问题并进而影响到的稳定，关键在于由官吏的法内特权衍生出法外特权并威胁到田赋的征收。
• 琵琶鱼

  2022-08-11
  从正面来说，相对于纸币发行，货币量取决于金属量，使政府丧失对货币的绝对控制和垄断权。因而可避免政府滥发货币而伤害经济：从反面说，由于不能随经济增长程度而增加货币，会出现通货紧缩的危害，特别是第三帝国的货币量严重受制于国外流入的白银数量，当外部流人白银持续大量减少时，就会对国内经济和社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明亡除了政治、军事的原因外，还与17世纪中期世界白银开量锐减而致流人中国的白银减少有。清代道光时期因鸦片流人而导致白银外流并引发经济社会危机，更是中国历史上的深刻教训。货币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于现代中央银行机制与纸币制度的出现。
• 琵琶鱼

  2022-08-11
  在第三帝国，依托于海外流人的白银，货币财政制度得以真正地确立。ー、货币的财政功能从财政的视角看，货币的作用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增加财政收入。货币发行所形成的购买力减去货币制造成本后的差额，就形成了财政收入。如果这种货币购买力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强制规定，那么，货币就成为隐形的税收工具，成为政府掠夺民众财富的手段；如果这种货币购买力由市场决定，但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由此产生的收入则为垄断租金。（2）进行经济和社会管理。社会经济运行需要货币来发挥媒介的作用，用国家统一发行的货币代替市场自发产生的货币，可以减少社会经济成本，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也可以通过货币和实物之间的关系，来调节生产和流通。（3）实行国家储备。为了实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再分配，就需要进行必要的仓储。在保证基本实物仓储量的前提下，财政上进一步储藏货币显然比储藏实物更有优势（如易于运输、不会腐烂等）。
• 琵琶鱼

  2022-08-11
  第二帝国给后世留下的遗产：（1）第二帝国在重新确立君主对天下土地产权的基础上，通过两税法改革，在制度理想上实现了“履亩而税”，即依照民众占有的土地（数量与等级）来征收农业收益的一部分，以此形成正统的财政收入。但由于特权（制度特权和法外特权）阶层的存在，大量田产不承担税赋，而没有田产的农民却无力承担税赋，帝国的正式财政收入因此无法得到保证。要稳固帝国的财政基础就必须剥夺特权，实现权力某种程度的公共化。在帝国时期，权力公共化的做法只能是，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地到皇帝手中，以削弱各级官吏的权力。这实际上是第三帝国政制发展的主要趋势，即不断地向君主集权。由此引发出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皇帝有效地运用权力，如何在皇帝个人身份与公共职位之间作出适当的区分以保证权力的公共性。（2）面对巨大的支出压力，第二帝国转向工商业寻求财政收入的增加。要使工商业成为财政收入的基础就需要在制度上作出一系列调整，以保障私人产权与市场运行，而这实际上挑战了帝国的边界。正如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所显示的，这一帝国边界仍无法撼动，因此帝国无法以工商业为财政收入的基础。吸取了这一教训，第三帝国避免从工商业寻求财政收入的增加，取而代之的是尝试减轻财政支出的压力。而要减轻财政支出压力，最为关键的是对外采取保守的防御态势以缩小军事支出，对内大力压缩皇室支出与官僚支出。财政支出的压缩，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国家职能的消极，这就是后来第三帝国整体显得保守而内敛的原因所在。（3）在财政管理上，第二帝国的遗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鉴于第一帝国及晚唐五代的教训，以宋为代表的第二帝国，实行了高度集权。另一方面，国家不断地改进暴利性资源的管理，来谋求财政收入的弹性。就前者而言，其成功之处在于地方再也无力反抗中央，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但其失败之处在于地方政府能力极度弱化，没有财力兴办公共事业，更加无力抵抗外来人侵。对暴利性资源管理进行一定程度...
• 琵琶鱼

  2022-08-11
  仅就财政而言，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宋帝国的灭亡。（一）两税收入无法维持 两税是第二帝国财政的根本，虽然在宋代很多时候它占收人的比重不足二分之一，但它作为国家正税的地位从未动摇过。两税的基础在田地，在宋代除了因长期战争及大规模募兵使得农业劳动力极度缺乏这一客观因素外，尚有以下原因毁坏了两税的基础。（1）特权阶层隐瞒土地。这是帝国财政中的常规问题。两税法改革之后，按道理田赋征收只与土地的数量与等级相关，而与田主身份无关。可是掌握或分享到公权力的特权分子，除了正常买人土地外，还通过诱骗、伪券、高利贷甚至于强占的方式夺取农民的土地，在土地转移之后，因其拥有的特权而不在官府有关账册中反映，以逃避田赋。由于州县上缴田赋数为定额，被隐瞒下来的土地应该负担的田赋，往往被地方官吏转嫁到无权势的百姓身上，由此造成普通农民的破产与逃亡，这就会加速土地的进一步转移。虽然政府屡次进行方田与经界，但从北宋中期至南宋末，田赋不均和田赋总量下降一直是严重的财政问题。（2）苛捐杂税残害人民。在两税征收时，本来就有附加税，最突出的是统归于“杂钱”名下的若干种以钱立额的杂税，他们多是由原先的“杂变”“沿纳”之赋转化而来。杂钱虽为正税之外的附加税收，但数量却不少，有时甚至超过正税。除了上缴朝廷的附加税外，农民还不得不承受贪官污吏借附加税名义敛取钱财形成的其他负担。（二）商税与禁榷收入无法增加来自一般商品的商税与低弹性商品的禁榷收入，是宋代能够应对国家间生存竞争的重要条件。但问题是，商税的收入主要取决于商品经济的发达而不单纯来自高税率与强征管。事实上，一般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对税率的高低特别敏感。若税率高，商人无利可图，商业活动就会减少，商税将不增反减，这就是现代财政中“拉弗曲线”所揭示的道理。（三）理财工具成为盘剥手段宋代财政最具创新性的是王安石变法中提出来的理财术，它试图在单纯的...
• 琵琶鱼

  2022-08-11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最为重要的原因显然是它开始突破帝国财政的边界，但其所要求的配合条件在帝国框架内无法提供。（1）财政收入方面试图以商业行为增加财政收入，在帝国框架内无法成功。要通过商业行为，以自愿交易为手段来增加交易双方的效用，至少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比较坚实的个人产权基础（如此才有交易的对象），另一个是比较健全的市场中间组织（如此才有交易的渠道）。帝国的经济组织方式是在君主以大家长身份支配一切资源的基础上，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小农来占有并耕种田地，虽然有商业交换，但并没有严格的法治基础保障个人产权。大规模的中间组织（银行、商业公司等）也非常缺乏，交易渠道极其狭窄，交易成本过高。青苗法实施过程中，官府库房中的钱财，需要现代银行将其转化为资本，以完成借贷、回收本金及收取利息的过程；但此时显然缺乏这些条件，只能简单地由官吏派发给富户，再由富户转贷给百姓，期间没有任何产权的观念和法治的保障，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压榨行为。（2）财政支出方面突破“量入为出”原则，难以在帝国框架内成功。要开发财富源泉，就意味着帝国政府必须担负起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职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这样原先以相对固定职能为前提的财政支出方向，就需要转为以促进资源开发和工商业发展为主要支出方向。财政支出方向的这一变化，需要在国家制度与运行原则上有整体的转型，即从帝国转向现代国家，而这一转向显然是此时的宋帝国所无法完成的。（3）在财政管理上，王安石变法对当时的官僚制度与官僚能力提出了无法完成的要求。要能实现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既需要各级官吏有为民众提供服务的愿望，又需要他们有为民众服务的能力。要使官吏以民众为导向提供服务，不仅需要在道德伦理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要求，更重要的是应由民众决定官吏的去留，这突破了帝国家天下理念中“父母官”的角色，而对民主制度提出了要求。要使官吏具备为民众服务的能力，就需要改变官吏的教育和...
• 琵琶鱼

  2022-08-11
  帝国财政的如下基本边界：①财政改革的常规措施是要么保障小农家庭对土地的分散占有，要么将田赋负担落实在田亩基础上（实现履亩而税），由此财政收入的边界始终是以农户家庭上缴的田赋为主要收入形式（对工商业则实行一定的抑制）；②财政支出改革的常规方法是压缩皇室和官僚支出，由此财政支出的边界是以有限的财政支出维持帝国相对固定的职能，贯彻量人为出原则；③财政管理改革的常规方法除了加强行政管理的正规化外，主要是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管理暴利性资源商品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由此形成财政管理的边界是贯彻一般行政管理的要求，并用暴利性资源商品来获得财政收入的弹性。
• 琵琶鱼

  2022-08-11
  历代王朝中期发生的财政改革，一般都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并进而形成财政改革的常规路径。第一，在财政收入方面，设法应对土地兼并后大量土地脱离田赋征收范围、正式财政收入大幅减少的问题。在王朝初期，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授卖官地鼓励垦荒、承认对无主地的占用等）将荒地分给小农，以便重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随着经济的恢复，贫富差距加大，富人开始收购穷人土地，皇族、官僚和豪强仗势侵夺地产，以及因生产效率原因而发生土地的自然流转。这样到王朝中期就无可避免地出现土地的兼并和集中现象，一大批农民将因此失去土地。如果在财政上能真正实现“履亩而税”的理想，那么土地兼并不会造成严重的财政后果。但在现实中，土地兼并者大多为权势阶层，他们拥有免税特权或法外特权，其兼并的土地往往不在田赋征收范围之内，这就造成正式财政收入大量减少。针对这种情况，王朝中期进行的常规财政改革是：要么设法限制土地兼并，要么落实“履亩而税”。在实践中，抑制兼并）被屡次提起但很难操作，宋代以后的财政改革努力实现履亩而税。第二，在财政支出方面，设法应对支出大规模增长带来的收不抵支问题。在帝国理想中，国家的职能是有限的，因而财政支出也是相对固定的，这样对财政收人的要求也不高，“量入为出”由此成为财政的最高原则。但在王朝中期，这种有限财政支出的理想大多破灭，因为支出往往会不断地增长以至于收不抵支。随着王朝的兴起与长期延续，依附于皇室的宗室人员以及官僚队伍会越来越庞大、奢侈消费程度越来越高，由此导致皇室支出与官俸支出的大幅增加。面对这种支出增长所引发的财政危机，王朝中期财政改革的应对办法也是常规性的，那就是在帝国财政框架内压缩皇室和官僚开支（即“节流”），加强收支管理，减少中间漏损等。另外，再用一些手段增加财政收入（即“开源”），如卖官鬻爵、开矿等。所谓非常规支出增长，是在特定时期，帝国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外部威胁而急需军事开支和其他支出的...
• 琵琶鱼

  2022-08-11
  在中华帝国史上，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王朝中期大多会进行财政制度改革。大体上，一个王朝能否延续较长时间，取决于王朝中期能否“中兴”，而王朝能否中兴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期财政改革是否成功，即实现“财政中兴”。
• 豆友151567472

  2021-12-17
  具体而言，所谓现代家财型财政指的是这样一种财政类型：它的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是政府控制的国营工商企业的收入上缴(以利润和折旧费等形式)，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基本经济建设(新建国营企业)和现有国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等)，财政管理上权力高度集中，一切决策权都毫不含糊地属于中央，地方政府只负责执行，单位(企业、机关、团体和学校等)的收支政策由上级政府部门乃至中央政府决定……国营企业上缴给政府并形成财政收入的大多并非依靠自身经营效率而产生的利润，而主要来自其他渠道，如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工人低工资、垄断租金、部分折旧费与资源补偿费等。
• 喵了个mon

  2019-02-19
  在财政管理上，第二帝国的遗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鉴于第一帝国及晚唐五代的教训，以宋为代表的第二帝国，实行了高度集权。另一方面，国家不断地改进暴利性资源的管理，来谋求财政收入的弹性。就前者而言，其成功之处在于地方再也无力反抗中央，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但其失败之处在于地方政府能力嫉妒弱化，没有财力兴办公共事业，更加无力抵抗外来入侵。就后者而言，对暴利性资源管理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这是财政改革的常规，自有其有利之处。但不利之处在于，各级官府及官吏可利用这一机会大肆盘剥百姓，以至于削弱了国家的民众支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