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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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14但我们可以把“兴”当做结合所有《诗经》作品的动力,使不同的作品纳入一致的文类,具有相等的社会功用和相似的诗质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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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long2023-10-14“兴”乃是初民合群举物旋游时所发出的声音,带着神采飞逸的气氛,共同举起一件物体而旋转;此一“兴”字后来演绎出隐约多面的含意,而对我们理解传统诗艺和研究《诗经》技巧都有极不不可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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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旦夕之间2022-05-09“情”字作为我们的证据,从公元3世纪以降成为新的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个基调的,之所以享有至关紧要的地位,应归功于陆机(261—303)用264行精美韵文写就的划时代的《文赋》。姑不论其性质与内容,就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批评的历史重要性而言,《文赋》实可与但丁的《论俗语》相提并论。在公元3世纪,陆机用“情”字创造了“诗缘情”一语,这与传统将古语“诗言志”过度阐释为诗歌的道德目的形成了尖锐对比。《文赋》的这句名言,明显强调说“情”乃诗歌本源:诗缘情而绮靡陆机将这种理解诗歌的新方式说得不可谓不清楚:以情感、而非道德为基础,基于审美的、而非实用的态度。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诗缘情”与汉代对古语“诗言志”的道德主义阐释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新词也不全是对“诗言志”这一古语本身的反动。相反,正如我们屡屡道及的“志”字关联于“心”的重要性,它保留甚至复活了古语之中深刻的心理学兴趣。多亏这一古语被言说的神秘方式,它可以适应、幸免于所有的道德家、美学家之手;因为,虽然声称“诗言志”,这个“志”却从未有过界定。因此,尽管“诗言志”很容易被公元1世纪的道德家拿来主张诗歌目的乃道德的、实用的、功利的,但是,“志”字也提供了几乎同等的可能性,可以用作美学的、心理学的阐释。的确,“志”字具有我们所能想到的“抱负”“意愿”等等含义,不可能完全避得开“目的性”这一概念。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个发展而言,这或许正是“志”字长期有效之所在。可以想见,在陆机提出“诗缘情”之后,其中存在过分强调“纯粹感情”的危险,结果出现了某种类似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自然,陆机本人在提出“诗缘情”这一新观念时,未曾想过将对情感的重视推至极端。陆机的整篇《文赋》,如同他对“情”的强调,都相当平和,仅仅是在口头上认同古人。他虽然并不忽略生活中艺术的功效,但在文章结束时依然认为:夫兹文之为用,固象理之所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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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旦夕之间2022-05-09这种分歧,在公元1世纪初期开始变得明显起来。如我们所熟知的,汉代的道德家支持前者,他们动不动就把古代自由人文主义的儒家思想变成一整套道德准则。对他们而言,“六艺”就是道德学说的“六经”。这种道德主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道德主义的文学概念在公元8世纪左右兴起,韩愈(768—824)可谓新儒家伟大的先驱人物;新儒家道德主义的文学概念,笼罩了从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的有宋一代。而宋代道德主义的新儒家思想,自17世纪以来又在满族统治下被奉为中国思想的上层结构。尽管曾经出现过某些著名的反抗者,但至少直到20世纪初期,它依然在粉饰着展现给外部世界的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到,从公元1世纪到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整个道德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几次断裂:首先是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然后是公元9、10世纪之间的一个短暂时期,即唐末宋初;最后则是从公元13世纪到17世纪,中间经过了蒙元征服的震撼、明代扭曲的智识上的痛苦和彷徨。不言而喻,对于这一历史分期不宜过分拘泥,但在上述几个时间段中,钟摆明显越来越偏离对诗歌目的进行道德阐释、越来越偏向其纯粹的美学价值,而对“志”字的阐释,也着重强调的是其情感基础,可以说,“志”与“心”的联系也同样受到了重视。十分有趣的是,在公元3世纪——一般认为这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的起源时期,正当钟摆逐渐偏离此前汉代诗歌目的极端的道德主义概念之际,另有一字渐渐居于主流,在公元3世纪以降的批评、创作中几乎无所不在。这个字,即“情”.字。(写法见本文附录3)“情”字的基本组成部分,意谓“心”“生长”或“动”,其词源与用法均与“emotion”相同,“emotion”派生自emotus,即“moving out”(动)。浏览公元3世纪到6世纪期间诗歌、文学的有关论著时,我们常常发现“情”字的基本含义即前述的“情感”。在文学世界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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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旦夕之间2022-05-09“志”则明确代表了古代中国批评心灵对于诗歌的心理重要性的敏锐觉察。在早期用法中,“志”字常用作“诗”字的近义词,以至于某些文献中的“志”字,实际上应该等同于“诗”字。所以,公元1世纪的中国语源学辞典《说文》,也完全有理由给出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诗,志也。”这里,毋庸详述整个细节,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志”字包含了古代中国人所认识到的、我们眼下正在讨论的“诗”的所有基本精义。不过,一个有趣的差别在于,以“言”为词根的“诗”字,其诗学精义由诗歌的文字、媒介、物理体现来呈现;而在以“心”为词根的“志”字中,我们发现,同样的诗学精义,则是从诗歌的心理学兴趣的视角来呈现的。我们会看到,这种差别代表了古代中国批评迈向诗歌的一大步。从“诗”字到“志”字,中国文学概念的整个发展线索,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志”字的词根仍然是一个“同义一反义词”,同时表示“止”“之”二义,与英语中的“ambition”一词最为接近;就后者而言,其拉丁词根为ambire,意谓“四处走动”(to go around),然后以此为基础,引申出追求、抱负等义。因此,根据其普通用法,有的汉英辞典将“志”译为“aim”“purpose”,也是言之成理的。很多古代文献用“志”训“诗”,于是,我们便有了整个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关键短语,即“诗言志”,逐字翻译就是“poetry expresses purpose”。在检视“诗言志”一语的多重涵义之前,我们一眼即可看出,随着这一说法的出现,诗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表述为某种“心理上的目的论”(psychologically teleological)。而诗歌的价值,也第一次在明确的术语中被看成是一种“目的价值”(purposive value)。从“诗”到“志”,中国的诗歌概念从一个单纯的描述性的术语,全面迈入了心理阐释这一领域。我们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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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旦夕之间2022-05-09我们已经说过,中文“诗”字的字根,其远古时期绘写形式,共有三种不同的意思:“足”“止”“之”。乍看起来,同一个字有三种明显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涵义,的确让今人迷惑不解。现在,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所有这三个因素,是如何融人古代中国的诗歌观念的呢?它们与这种诗歌观念又有何关系?表面看来相互矛盾的“止”“之”二义含糊地融合在一个字之中,究竟有何意义?代表poetry的“诗”字,无论是其发音、还是书写形式,均与“足”“止”“之”三者密切相关,这绝非偶然。质言之,这里所有的三个因素,均与诗歌的原始观念有着莫大关系,并且,正是“止”“之”两种不同意思之间的明显矛盾,不仅生出了代表poetry的“诗”字,而且还生出了其古代的同义字,即“志”,自心理学上视之,尤为有趣。(“志”字字形,见本文附录2)有两位权威人士的中国古代文学论著,可以证实我们的观点。一是晚近的闻一多教授,现代最受推崇的《诗经》学者之一,他对“诗”字字根的分析,明显不同于公元1世纪的语源学辞典《说文》,他利用商代甲骨文,从而恢复了“足”这一层涵义。(收入《诗与歌》一文,见其《全集》第一卷,1947)另一位是高本汉教授,他在《汉文典》(Grammata Serica)中,将代表poetry的“诗”字,与含有“足”、“止”、“之”三义的字置于同一声部,明确提示我们注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毋庸详述这两部权威著作,现在我们或许多多少少都能感觉到“足”与诗歌之间的联系了。我们没有时间回顾英语中将韵律节拍称为“foot”(音步)的问题。不过,对“足”字的进一步分析,却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不难想象,“足”代表诗歌韵律、调整诗歌节奏,这一观念源于另一门艺术,最初也是诗歌的近亲,即舞蹈艺术,其特征便是时断时续的足之停、足之动。所以,公元前9世纪左右的古代中国人,在创造“诗”字以命名诗歌时,将左边代表“言”的“形旁”,与右边代表“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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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旦夕之间2022-05-09此外,我还必须指出的是,远溯中国古代诗学概念的体验,犹如返回人类最初的精神故乡。泰半,我们会慢慢开始相信,尽管古人不如今人这般智识成熟,他们对诗歌、对艺术却无疑更为敏感,心灵更为鲜活。他们生活的时代,正如加罗德(H. W. Garrod)教授的曼妙形容:“世界是如此新鲜,说话亦如吟诗,命名事物每成灵感,比喻脱口而出,像是活泼泼感受的自然流溢。”自然,远古时代的古人,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批评家。但是,他们对诗歌所做的(即便不总是所说的),我们从中可见其与今人相同的、对人类心智批评天赋的运用。他们在命名、解释诗歌时创造的少数“比喻”,不仅是我们思考中国文学批评萌芽的最初的关键词汇,而且也不失其对现代批评心灵的启迪。古代中国人将poetry命名为“诗”。“诗”字,在《诗经》中凡三见。我们不太确定其他两首诗歌的创作年代,无论如何,说“诗”字大约是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初期之间周初文化的产物,还是较为允当的。但是,需要谨记的是,这一时期之前,原始综合艺术早已有作诗、歌诗、舞诗的现象,或许诗歌只是尚无确定的名称而已。我们可以推测说,公元前9世纪左右,随着更高级、更精致的诗歌形式的创制,人们才开始用一个确定的名称来区分、定义这门艺术。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我们第一次看见了批评能力的试练,中国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是有了其最早的萌蘖。用一个确定的名称将现有的艺术形式合理化。我们知道,任何后来的对于先前艺术或文学形式的合理化以建立一种特殊类型,尽管所用的是简单的术语,却总是文学批评最主要的关注之一。因此,这里通过添加表示“言”的符号作为其“表意基础”而造出“诗”字,我们或可认为古代中国人已经提升了诗歌之语文意义(verbal meaning)的独立价值,这种独立价值提取自古已有之的诗、歌、舞合一的早期综合艺术。①①有趣的是,《诗大序》的作者——尽管目前认为不是孔子或其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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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旦夕之间2022-05-09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往往与伦理的、政治的、宇宙论的观念未曾相互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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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旦夕之间2022-05-09中国的文学批评整体上采用的是这样一种偶然、随意、仅仅是暗示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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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旦夕之间2022-05-09公元3世纪到6世纪,诸如陆机、刘勰、钟嵘等人的伟大批评论著,表明中国人的心灵有能力做出分析性的、组织谨严的、相当正规的批评,但是,中国文学批评论著整体上依然是一种简短、偶然、非正式评论年深月久的堆积物,尽管这些评论敏锐深刻、极富暗示性。这些评论,从远古时代论诗的只言片语,一直到相当晚近的、盛行于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的诗话、词话、曲话,在在皆是。我们可称之为关于诗歌、戏剧的“随笔”(causeries)或“漫谈”(cha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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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旦夕之间2022-05-09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希腊哲学和批评理念中,史诗与戏剧是如此的先入为主,以致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第一部第六、七节中指出用抑扬格、挽歌体(elegiac),或用其他相类格律写成的抒情体韵文,“迄今尚无名称”。戏剧和史诗的高度主导地位,使古希腊的歌唱诗(Melic poetry)相形失色,以至希腊人讲文学创作时,就一面倒偏重叙事情节结撰、戏剧行动( dramatic action),或者角色塑造的考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古代的批评或审美关怀只在于抒情诗,在于其内在的音乐性,其情感流露、或公或私之自抒胸臆的主体性。当孔子在《论语》中提及“诗”之喜悦、哀怨、礼仪等等,我们往往难以判定他是在谈诗的音乐还是诗的文辞。对于孔子来说,诗的目的在于“言志”,在于倾吐心中的欲望、意向或者怀抱,故此其重点就是情感上的自抒胸臆,而这正是抒情诗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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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旦夕之间2022-05-09时间只容许我们举例说明这遥遥相隔之两地的文学创作活动各自的特色。至于这些差异何来?基于哪些文化、历史、语言或者哲学的复杂因素?在座都是饱学之士,或者我们可以稍后继续讨论——如果还有时间,诸位又对文化比较的议题感兴趣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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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ertus2019-05-23与现代小说不同,中国小说在个人原创性与技巧的创造性上有所欠缺。这样的情形难以避免,因为要让作者相信小说创作必然能助其脱颖而出,仍然需要时间。他们所要传达的并非是个人所蓄积的心声,而是以一种自然随意的行文去描绘日常生活中并不明确的内容。这实在是一件无利可图之事,既不能为作者赢得个人声望,也不能带来版税这一现代小说家最为渴求之物。必须进一步说明,此类作品的问世并非仅仅出于保存民族文化的用心,而更多地是源自某种真切的艺术冲动,这种强烈的愿望也正与其所处时代的危机相一致。于是,最终的成果就超越了它的创造者们,成为了一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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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ertus2019-05-23我们已经意识到,当政府视国家的艺术与文学有如坦克一般对其加以“动员”的时候,文化的含义会受到何种扭曲,而它真正的本质与功能也被掩盖了。文化虽然拥有保证某个特定人群长久存在的能力,但在我们看来,其真正的力量恰恰在于它可以有意识地规避一切的民族主义,在于不可或缺、一视同仁、不断拓展的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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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冊無閒2019-03-23大略言之,以史诗和戏剧为首要关注点的欧洲古典批评传统,启动了后世西方讲求客观分析情节、行动和角色,强调冲突和张力的趋向。倾重抒情诗的中国古典批评传统,则关注诗艺中披离纤巧的细项经营,音声意象的召唤能力,如何在主观情感狱移情作用感应下,融合成一篇整全的言词乐章(word-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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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冊無閒2019-03-23与欧洲文学传统——我称之为史诗的及戏剧的传统——并列时,中国的抒情传统卓然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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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ertus2019-05-23在中国一些较为繁荣的朝代之中,诗歌也是科举考试中的一个重要门类。选拔地方长官、中央台臣以及其他决策者的主要依据是他们的诗歌才华。这似乎正印证了雪莱的观点,诗人就是获得认可的“人类的立法者”。至少直至本世纪,在现代浪潮拍碎了旧有的文化模式之前,诗歌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绽放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与友朋的相聚或是分别的境遇,宴筵以及节庆,隐约的家国之思,离开故土的一段短暂旅程,都可以在中国诗歌中得到自如而真率的表达,至于那些更为宏大的事件、壮观天地、爱恋之情,或是对于生与死的沉思,则更毋庸置疑。就此意义而言,中国诗歌是一种日常仪式,是对于一切人际关系的即兴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