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夫科夫回忆录

• 之龢

  2020-04-23
  1987[382]年5月：中国与邓小平1987年5月，应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邀请，由我率领的保加利亚党和国家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种级别的访问在两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尽管在此之前，我作为党或国家的代表团团长，抑或作为保共中央的代表，对大约50个国家进行了200多次访问，但我仍然掩饰不住我的满意之情。我难以说清到底是哪些主要的东西使我感到满意。这有几个原因。所有这些原因却是都很重要。不管怎么说，我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夙愿，感到心满意足。这是一个曾对人类历史和文明作出过无与伦比贡献的伟大国家。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的潜在力量，是人类的进步和未来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国家属于首批开拓社会主义艰难道路的国家之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对我来说，这就是中国。我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始终挂念着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并对之兴趣盎然。早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听说过并从书本上了解了中国。接着，在我投身革命斗争以后，我对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而进行的史诗般的鏖战，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后来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时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了1949年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那个时代的人都还记得，当时人们对这一历史事实无不感到欢欣鼓舞。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在社会经济和精神发展方面拥有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的国家，终于被打开一个缺口。人们看到并且感觉到，这一胜利为使中国变成和平与安全的柱石创造了条件。在我们保加利亚，人们以巨大的热情欢呼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当时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制度已经得到彻底确立，不可逆转。还未我们增添[383]了新的力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最初几年里，我们两国的党和国家关系蒸蒸日上。这是一种友好合作关系。当然，那时谈论合作，离不开两国的经济现状。我们党曾经竭尽全力，宣传中国在和平的、创造性的舞台上的初始之举。...
• 之龢

  2020-04-23
  阿[370]尔巴尼亚对这个在相对的长时期内我们与之保持友好关系的巴尔干国家，我只有一些特别概括的印象。最初，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声明他们亲近苏联。他们甚至认为，阿尔巴尼亚是对苏联最友好的国家。但是，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关系开始渐渐紧张起来。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不知道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中的亲中国影响是主要原因呢，或者最深层的原因是赫鲁晓夫想把帝国式的相互关系强加于他们。我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所看到的东西令我震惊。极其落后和贫穷。我们派去那里工作的专家在同我会见时公开说：“日夫科夫通知，我们在这里丝毫无益。阿尔巴尼亚人来了，呆两三天，最多一星期，就走了。这么短的时间，他们什么也学不会，什么也掌握不了。他[371]们习惯于生活在森林里，习惯于放牧山羊，不习惯于有组织的劳动。”我感到迷惑不解，在欧洲怎么能有如此贫穷和落伍的国家。当然，在广场上，他们高喊“恩维尔，恩维尔”，但是，欢呼领导的口号是一回事，现实和人民的生活——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极其原始，没有教化。回到保加利亚以后，我向我们的领导人通报了那里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那里没有做什么实质性事情的情况。主要的营生是放牧山羊。我要他们相信，假若我们把阿尔巴尼亚视为我国的一个落后地区，要帮助它只需稍作努力即可。我们商定，在采取具体措施之前，把情况通报给赫鲁晓夫。我试图也说服他，它需要的帮助是不多的。他反应强烈，并且有些神经质似的。显然准备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战。不管是那时候，还是现在，我都不知道他那种强烈反应的动机是什么。不论如何，尽管宣传国际主义，但赫鲁晓夫终于没有允许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民。我的第一次访问，一开始，恩维尔·霍查以及他的整个领导层就赋予了明显的反铁托的性质。不管是在讲话中，还是在集会上。我在下面不得不公开地，并且坚决地告诉恩维尔·霍查，我坚决反对以这种方式进行我的访问，把它变成反对别的国家的宣传。这次会谈后，攻击几乎...
• 之龢

  2020-04-23
  美[306]国同中国之间出现了新的转折，这已经得到证明。不久以前，美国还想依靠人权来改变中国沿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进、改变已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的改革进程。美国发出过各种威胁，包括深藏者政治性质的经济威胁。中国没有屈服于威胁，公开宣布不允许别人干涉他们的内政，并且中国也谈人权和民主，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观念的原则性理解。这也是事实。邓小平一上台，他就改变了同所谓“文化革命”有关的整个体制。他奉行的政策的核心是，必须首先保证10多亿人口的正常生活标准。众所周知，中国的事情并没有按照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发展。
• 之龢

  2020-04-23
  实[296]际上指的是哪些表现呢？持不同政见的第一次“表现”是同1988年3月放映有关鲁赛市[1]严重的生态状况的纪录影片和成立所谓鲁赛委员会联系在一起的。正像我在另一处已说明过的那样，那时我们的领导机构花了很多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宣布鲁赛市的情况具有全国意义，并不是偶然的。我同齐奥塞斯库举行了多次会谈。在我们最后一轮会谈结束时，我申明，如果不消除对鲁赛市公民构成灭绝威胁的根源，我就不再同他会见。齐奥塞斯库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后来我们通过外交部和大使馆不仅提出抗议，还发出警告说我们在考虑断绝外交关系问题。我们甚至向罗方声明，说我们准备用自己的资金建造和米尔朱市【Municipiul Giurgiu，朱尔朱市/久尔久市】那个污染环境的工厂一样的工厂。我们得出结论：如果必要的话，鲁赛市也可以搬迁。我们还想出了许多清除鲁赛市的污染源的办法。作为这一切的结果，主要的污染者——罗马尼亚工厂被拆除了。它是用苏联设备装备起来的，生产出口产品。后来又证明，还有第二个污染平台。痛苦的挣扎继续下去。我们的努力也在继续。尽管齐奥塞斯库多次邀请我访问罗马尼亚，我都断然拒绝了。我不知疲倦地重复说，只有鲁赛的废弃污染问题解决了才能去访问。自然，我们不能宣战，但是我们不想妥协。我们是顽强的进攻型的。我们不容许、绝对不容许任何妥协。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了关于鲁赛的大会，放映了电影并选举了鲁赛委员会。原则上，我们不反对这类表现。我甚至还为保加利亚知识分子能对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灾难挺身而出感到骄傲。那么，是什么使我们困惑不安呢？使我们困惑不安的是大会没有向到会的人客观报导事情的状况。没有向他们说明已采取重大步骤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说明我们正在高级别上处理这个问题。更[297]加令人不安的是，一部分演讲人歪曲地介绍问题，并且毫无根据地攻击和谴责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用这种办法为在我国社会人士中掀起不满情绪...
• 之龢

  2020-04-23
  在[293]他的愚弄和拉拢行为的后面，藏着一种极为罕见的无耻心机。我记得这样一件事，那是1987年5月我从中国回来顺访莫斯科。我们事先已约好。我在约定的钟点到达克里姆林宫。可是竟让我在走廊里等了30多分钟。目的很清楚——他们以此贬低我。或者是想“惩罚”我，因为我竟敢在他们之前去访问他们的“竞争对手”中国。而我是以敞开的心扉去对待这个伟大智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一切新的、合理的、有益的东西的。在这件事中更加重要的是我对中国的评价和这位苏联领袖的反应。我开始谈话时，说到市场机制同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可以保证国家的经济繁荣。尽管我预感到他会恼怒，仍同他谈了这些。他不声不响地听着，看得出他情绪反常。他听完了我的介绍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大使馆报来材料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下个世纪要成为最伟大国家的任务！日夫科夫同志，您应该从这里开始说！”我回敬他说：“您听啊，戈尔巴乔夫同志，十几亿人都感到满意。他们有市场。这个事实应该促使我们去深入观察，去倾心领略中国正在创造的新事物。而这是实行市场机制的结果。您明白我的意思吗？10亿人口的中国由实实在在的市场！……”
• 之龢

  2020-04-23
  在[281]访问中国期间，我弄清了许多使我感到激动的问题。对我有特别意义的事下述情况，即过去落后的中国经历了带来重大损失的不祥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已成功地解决了千百年来存在的问题。十亿人民丰衣足食。生产蓬勃发展。建立起了社会市场经济。全国安定，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所以能达到这一切，因为它不仅正视先进国家中得到了发展的新的历史内容，而且为实现这一内容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看来，这个内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土壤。中国目前的进程证明他们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我还要说，尽管遭到几十年战争破坏的越南不久前还在自己的落后境地中喘息，它的体制也是有缺陷的，但它现在也已挺立起来，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加速增长，正是因为它已转向这种新的历史内容的本质所固有的机制、方法和走向。再说一点儿有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情况。我对那里的科技进[282]步和总的社会经济和精神的进步的深度和广度感到惊讶。当然，我也看到了尚未解决的问题。譬如失业。但是，那个国家在迅猛发展着。我参观了自动化水平极高的工厂，了解了文化中心，访问了公民生活和休养地，看过后，我只能惊呼：“这里，似乎从每个角落都生出了社会主义！”我指的不是我们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而是那种新的历史内容，它使人们和我们星球上的生活改变面貌。对我来说，这几次访问的结论的基本点是什么呢？在经过讨论的文件中我强调过：“在一切创举中应该首先考虑的，主要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即现代世界的新的历史内容，它是在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应该认识、掌握和到处运用的正是体现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组织的形式和方法、交往和相互关系的准则之中的这种新的历史内容。如果置身于这个新的现实之外，不充分进入这个现实，我们的原则和理想就不可能再建设物质生产基础、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以及精神生活方面实现其全部价值。”
• 之龢

  2020-04-23
  某[247]些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连“发达国家”都没有“赶上”，却试图去“跃进”和“超越”，从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欧洲，在这方面带头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甚至被当成德国的“秘密武器”。
• 之龢

  2020-04-23
  一[238]次挑拨这里说的是一种鲜为人知的事。它在保加利亚和前苏联的档案里都没有留下痕迹。它不可能留下印记。也许在美国的档案里会有记载。有人不只一次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保加利亚没有走匈牙利1956年、布拉格1968年、波兰……的道路。是人民还是领导人应该担起这种责难的重负呢？只是利用宣传手段试着那样做吗？有没有施压以引起类似匈、捷、波那样的事件呢？或者……西方的有关专门机构实际上完全正确和准确地估计到，在我国瞒着日夫科夫、没有他的参与，想进行类似的变革是不可思议的。这样说似乎很不谦虚，我知道……因为我只凭个人记忆，无法说出准确的日期，大概是在70年代吧，一个我过去见过的著名美国商人（现在他还在世），要求同我秘密会见。在交谈时他使我相信，保加利亚可以很额容易地得到美国的贸易优待，而且美国不会像对某些国家实施限额那样对保加利亚实行限额。他们只要求托·日夫科夫写几行字。我很清楚，这不可能是他个人的主意。这个动议是有关的专门机构或某些圈子里的人想出来的。这种念头在我的思想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向我明确表示，在我提出请求后，可以不按规定的手续办事。显然他们没有充分估计到，日夫科夫是不会用保加利亚人民将为之付出代价的行动冒险的。我回答说：“我拥护华沙条约和经互会成员国关于实现与美国自由贸易的集体意愿。我将遵守集体提出的条件。让我们现实一点——在当前的国际情势和保加利亚的地缘政治形势下，别的一切做法都将是冒险，都会以灾难告终。我永远不会采取这种潜藏着危险的行动，况且这种危险已是可以预[239]见到的。我不能自作主张。我的背后是全国人民。”这位先生明白了我的坚决态度，就没有试图进一步说服我。
• 之龢

  2020-04-23
  让[231]理论工作者去破译和争论体制、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模式等等具体该怎么理解吧。这项工作是有益的。但是当我发表变化体制的论点时，这一点最初似乎是被搁置在一边了。后来，在11月10日以后，几乎各派政治力量中的人，包括保加利亚社会党的人在内，都一窝蜂地证明，早就应该变换体制，而这就意味着应该变换社会制度，把社会主义变换乘什么别的社会制度。尊敬的读者，对我来说这种论点是格格不入的。我在说到变换体制时，从来不是指要变换社会制度，把社会主义制度变换掉。尽管最近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浪潮甚嚣尘上，也没有放过社会制度的概念，但我使用这个概念，指的是科学传统和由社会实践证实了科学结论。
• 之龢

  2020-04-23
  我[227]忘不了下面这件事。那是1957年5月，我在北京同邓小平谈话时谈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困难，从而也谈到了社会主义的命运。邓小平在谈中国发生的事件和过程时，像是要总结他说过的话，并提醒我注意一件他显然认为特别重要的事，说：“现在我正准备去见马克思。”我很清楚，邓小平在谈话中插入这句话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提醒我注意他已年迈，或者想暗示他的历史作用。他是在说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对未来的责任。他是在讲述一个为社会主义贡献一生的领导人的责任。对邓小平来说，“见”马克思意味着要对如何解决他的伟大国家的问题、如何克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扭曲和颠倒、新社会如何解决人的问题作出总结。我一边听着邓小平讲话，一边在眼前幻化出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过[228]去和现在我都在问自己，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回答吗？可是还在改革的时期，这个问题就异常尖锐地突现在我面前。我在政治局谈过一些想法。也同我的熟人交谈过。反应不一。我的对谈者中一部分人对我断然宣称不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感到迷惑不解。有些人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另一些人觉得我是在标新立异。还有些人则认为我是在做心理测试，是在考验他们。关于此事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在一个老熟人的富人过生日时，又重提了上面的论题。又一次产生迷惑不解的局面。甚至多年以后，一个当时在场的人还利用我的讲话给我做出不友好的“业务”鉴定……大家看，我们以前有过什么样的领导人？！这些问题折磨我很久。它们不仅在我们保加利亚有。我还想作一点重要...
• 之龢

  2020-04-23
  我[221]在过75岁生日的时候没有退下来，因为当时我们正处于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形成日显轮廓的看法的热潮中。这并不意味着我决定终身担任领导人。像中国的邓小平那样退出一切职位的想法吸引着我。但是，也要像这位大人物那样，退位后仍然能够帮助自己的国家。因此，在经过了一个主要阶段，也就是在提出和通过了变换体制的书面报告之后，我便于1988年11月提出辞去我的职务和退休的请求。政治局没有接受这项请求。尽管如此，我也没有撤回请求，但不急于求成。
• 之龢

  2020-04-23
  于[211]是出现了：毁灭性的休克疗法；轻率而又意图险恶的恢复原状法和私有化法；灾难性的生产滑坡和几乎崩溃；毫不负责任的资本输入和输出；空前绝后地使农业荒废；可与历史上法西斯组织相比的清算委员会的罪恶；猖獗的犯罪；黑社会的进攻；科学、教育和卫生事业的严重破坏；千百万人陷入贫困、对未来和后代丧失信心，发出了绝望的哀号……这就是近几年所推行的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是错误的、有害的，导致整个社会瘫痪，削弱了我们国家。这种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走向反面，像休克疗法和破坏农业，等等。这种政策仍在顽固推行，并渗透到了社会机体的每一个毛孔。当然，这种政策也产生了某些正面的影响，全部否定也不公正。我不同意全盘否定。但作为一个整体，这种方针是错误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之龢

  2020-04-23
  这[198]样，我的办公室跟下列问题和事件毫不相干：轰动一时的鲁赛委员会、索非亚大学4教师问题、《劳动报》事件、“水晶”甜食店“事件”、精神领域的改组和人事变动，等等。我有意让我的助手们不介入这些问题。再说，这些问题也不属于他们的职权范围。而且，我也不能出现伪造和多余的神秘气氛。
• 之龢

  2020-04-23
  这[182]样，采取某种新的、更加激进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必要和刻不容缓。我本人对此认识越来越明确。尽管我们尚未完全脱离陈旧的、根深蒂固的秩序的轨道，但1956年后，首先开始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变革。显然，首先要完成业已开始的铲除个人崇拜的工作。尽管我得到了党和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也得到了苏联领导的支持，但我在进行这一工作时非常小心和讲究分寸。我承认，我作了妥协。但妥协是每一个政治家的武器。最终使问题得到圆满[183]解决。当然，这还不是深层次的突破，还没有触及体制的实质。我们只是消除了对契尔文科夫的个人崇拜，但没有建立必要的机制，以确保将来不再出现新的崇拜，一切又恢复到原样。实践表明，有理由担心产生这种危险，因为后来几年我们碰到过类似的现象。我应当承认，出现这种现象的过错首先在于我。我也不能很轻松地说清楚这种情况，但我是带着坚定的新年和诚意去做的。
• 之龢

  2020-04-23
  当[179]四月全会后我国开展重建过程时，许多文化人士从正在发生的变化看到了文化革命的新阶段。某些党的文件也谈到了这个新阶段。那时，我同文化人士举行了一系列会见，讨论了一些原则性问题。我们讨论的不是一些概念问题，也不是跟严重败坏社会主义声誉的毛式“文化革命”划清界线的问题。我国所发生的变化远比这些复杂，是根本性变化，它不是要否定过去，恰恰相反，它具有继承性，尊重和敬仰文化遗产，并积极促进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还有一点也特别重要：这些变化要求考虑到当代文明的成就、原则和标准。尽管根深蒂固的旧的传统势力还在继续拉后腿，但我们逐步确立了这种态度。
• 之龢

  2020-04-23
  当[136]在“民主”的口号下开始大破坏的时候（那时我被软禁），我便利用一切机会敲响警钟：“至少也得把良种畜群保住。它们不是出口品，也不是屠宰对象。祸害应该停止，良种应该得到保护！”牲畜没有保住。值钱的牲畜很便宜地出口到了国外，令一些牲畜几个月之内变成了香肠。某些对严重过失负有责任的人，嘴里吃着香肠时可曾想到，这是在喝儿孙们的牛奶。我想问：是什么使这些人鬼迷心窍？是他们自己轻信，是庸俗的蛊惑，还是执政者的无能？
• 之龢

  2020-04-23
  众[118]所周知，50年代末赫鲁晓夫执政时，苏中关系开始严重紧张。在当时情况下，这不可能不反映到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我们同样支持“老大哥”的立场。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中国大使馆开始在索非亚和其他地方建立亲毛小组。为了对付这种我们不能容忍的活动，我们实施了一种特别的巧计。在国家安全部门的配合下，我们开始在索非亚和国内几个地方建立类似的小组。这些小组进行“迷惑敌人”的活动，只存在了一两年。然后，将巧妙编造好的假话通知中方，说这些小组的参加者绝非亲毛分子，而是国家安全部门最普通的工作人员。这样，中国大使馆便无声无息地停止了这方面的活动。戈鲁尼亚和他的战友们，其中包括索非亚警备司令兹维特科·阿内夫将军和其他不同意推翻契尔文科夫和谴责斯大林的一些人。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捍卫毛泽东和斯大林主义。这帮人计划利用党中央开会的机会进行军事政变，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当我们截获他们的行动情报后，自然感到担心。特别是得知军人也参加了这一阴谋后，尤其不安。当有人告诉我，为首的是我很熟悉的戈鲁尼亚和阿内夫将军时，我很清楚，这纯粹是一场冒险。但这种冒险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危险的。为此，保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才去相应预防性措施的决议。
• 之龢

  2020-04-23
  不[116]了解情况的人责备我说，在我执政时期，保加利亚成了苏联最忠实和最驯服的盟友。这是什么“责备”，实际上是痛斥我。此话不值一驳，我从未放弃原则，未作让步；这种忠实的实际代价是石油、原料、广阔的市场和安全。我想再重复一遍：在保加利亚土地上，没有一辆外国坦克的轰鸣，没有一个外国士兵的脚步声，没有从我国天空扔过炸弹。我国人民没有卷进注定要失败的、实质上是毫无希望的冒险。我们没有发生类似1968年“布拉格之春”、1956年的匈牙利和70—80年代的波兰所发生的这类事件。这不是因为我扼杀了人们的激情，而是因为我正视现实，为了保加利亚，一切从现实出发。
• 之龢

  2020-04-23
  还[6]有一些我觉得很本质的东西。现在我第一次详细叙述了关于一件事情的真实情况，即在改革的最初几年实际上是谁掌握着东西方关系的钥匙。我相信，只要抓住我同许多世界知名政治家谈话的细节，许多读者会对我所谈的内容感到吃惊。真实情况是，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进行背叛，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也许不仅能拯救社会主义，而且能对社会主义实行全面改革，而全世界，甚至包括美国，也能从这种改革中获益。那样，今天我们就能真正轰动全世界。不过，我深信我们能够获得成功。
• 之龢

  2020-04-23
  因[2]此，在我的这本回忆录中人民始终是主角。我首先要说的是人民。有些人会觉得，这样的话不会“引人入胜”。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我一生的思想和言行。如果我能够成功地揭示保加利亚人民根本改变了我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能力，那我将会感到非常满足，因为人民所创造的那些辉煌今天仍然在继续滋润着每一[3]个保加利亚人的爱国之心。而人民所创造的财富目前正在被当作不值钱的贱货转卖给外国人和“自己人”。谁也没有权力一笔勾销人民多年的创造，在那些年代我们曾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付出过巨大的努力和创造热情。当年，我们始终相信，我们能够踏破天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