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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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07
  我们可以同意马尔萨斯的说法：人口增长受长期劳力需求的影响比受地产分配的影响要大。但在中国的人口达到某一程度、例如假定在1800年达到3亿之后，在人口的持续增长和技术长期停滞的情况下，全国有效就业的总的机会便会急剧减少。在传统的或原来的生活水准越来越下降以至只略高于仅够糊口的情况下，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对在生活边缘挣扎的人口的影响之大，或许远远超过正常的比例。长江流域的地主所有制在清初只起了不让佃农获得他们可能得到的最大的物质利益的作用，而在19世纪中叶的地主所有制似乎驱使了成百万的无地农民投入了太平天国起义的行列。如果近代中国的地产分配能更平均，使用的条款能更合理，20世纪中国那些社会灾难可以相应减少一些，但人民生活水准或仍不免继续下降。因此土地所有制必须被认为是与人口变化有关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但不是一个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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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07
  在明代已很普遍的棉花种植，在清初皇帝的多次劝谕下进一步扩大。直隶西部和北部、鲁西、河南、陕西渭河流域、山西汾河流域、湖北平原和四川中部的很多州县的主要收入都是从棉花获得的。甚至在云南和贵州，纱线织布也已成为农村一种普通产业。很多的人都是部分或全部以种棉花或棉花纺织为生的。种棉花并非惟一以农业获利的例子。由于经济的扩展和全国性的粮食贸易，许多地方都专门生产一种或几种已经找到现成市场的经济作物。江西西南角山区、四川涪江中游流域、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北部沿海地区、广西浔江和右江流域、云南弥勒地区，以及许多更加分散和比较落后的地区，它们的经济在18世纪都由一种单一作物花生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自晚明以来，在南方很多地区，尤其是在福建、广东和赣南，甘蔗和靛青起了改变落后经济的作用。四川许多县份也从普遍种植甘蔗获得巨利。雍正五年(1727)广西巡抚上奏抗议广东百姓大量购买广西大米，他把广东的缺粮归咎于广东相当大部分的良田已改种水果、甘蔗、烟草和靛青等经济作物。……从上述内容与较早的耶稣会教士的评述已很清楚：清代前期的经济，尽管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如欧洲的多样化，但也是比较复杂的，且能满足国民基本的以及比较高档的物资要求。但是即使是在经济稳定增长的时期，中国的传统经济也呈现出其固有的弱点。无论从制度观念，还是技术观念来看，中国的经济都只能取得微小的增长，而不能取得突破式的革新。就制度方面而言，尽管存在着庞大的商业资本(如扬州的盐商和广州的行商)，但中国的传统经济无法发展到像欧洲17、18世纪那样真正的商业资本体系。各方面的原因很多。首先，最稳妥易行的致富办法是购办少数普遍需要的大宗商品如盐、茶的经销特权，这些商品都是由官府垄断的。广州商行的活动与其说是真正的私人企业，也还不如说是与包税制度具有同样性质。第二，这些豪商们所获得的利润和财富并未再投资于新的商业或工业企业之中，而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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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07
  明、清和近代土地利用的不断改进是人口增长的一个有利因素。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多少由于农业劳动密集度的增加，但更主要由于多种农作物的稳步改善。有人根据某些地区中国农民几世纪来一直使用同样的农具，说中国的农业在几个世纪中没有出现技术革命。这话部分是正确的，但是这样一种概括并不能无限制适用。明代对农具有过重大改进，尤其是各种水车。畜力，特别是公牛和水牛的增加和东南地区灌溉工程的建设，都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无论如何，并不是每一项生产技术的重要变革都必须与新器具和新机器的引进相联系的。举个突出的例子：近代西方钢铁工业的第一次重大革命是由新燃料的使用引起的，而不是靠机器。中国农业的核心是作物制度。在缺乏重大的技术发明的情况下，作物的性能足以使农业的前沿地带越来越离开低地、盆地和谷地而进入较干旱的丘陵和山区，因而对全国粮食增产在近三百年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据宋代浙江和苏南的方志记载，原来的占城稻从移栽后的成熟期是100天。这正适合供水较好的山地，而这些山地是不适宜中、晚稻的。到12世纪，聪明的中国农民已培育成功不少新的品种，移栽后60天就能成熟。占城稻的引进和早熟品种的进一步发展，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早熟品种大大保证了两熟制的成功，使中国农业、特别是水稻地区的农业著称于世界。由于在长江流域水稻一般是夏熟作物，较短的生长期就使同一块地在水稻收割之后，可能种上小麦、油菜或其他越冬作物。而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晚熟稻就会使这一循环作物在中国很多地方，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其次，在越冬作物的收获和水稻的收获之间有很长的间隔，很多世纪以来农民一直为青黄不接而担忧。早熟稻便成了很好的补缺作物，其口味和食物价值远远胜过其他杂粮。再则由于早熟稻用水比其他品种少，使只能利用泉水和雨水浇灌的高地和坡地便有可能种植。以获得供水较好的山地为基础，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的每一次长期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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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07
  了解卜凯估计错误的原因和幅度，对于正确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统计数的演变是非常重要的。1952年标志战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准备完成的一年，官方对全国耕地的统计数为1,618,770,000市亩。应该强调，这个总数几乎正好与卜凯对中国本部的最高估计数1,408,356,000市亩和1942年伪满洲国公布的209,100,000市亩的统计数的总合相符。………………人们不能不怀疑1952年的官方数字只是卜凯估计数的复制品。至少我们了解中共的数字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耕地统计数字，对这一说法的任何怀疑，可由湘北农村土地改革目击者的纪录冰释：由于土壤和地点的不同，两块大小略等的土地丘块的价值可能相差很远。另外就是湖南北部水稻田的形状一般都是很不规则的，很难精确丈量。丈量土地既然牵涉到很多复杂的问题，当时惟一(可以区分田地等级)的标准就是单位面积的平均产量。正确的步骤是每一农民都要在旗子上标明每块土地的产量，地主富农用红旗，佃户用白旗，然后由分地的干部来统计。这位目击者进而解释，理论上一个农民可以获得规定的几亩土地，但实际上亩数只是根据平均产量的估计数，而不是以丈量为基础的。这场全国性的历史性土改并没有伴随着全国性的土地测量，这一事实是不容否定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对全国的耕地进行过科学的测量。明太祖时期的所谓土地“丈量”只限于浙江和苏南的一些府县，而且与其说是土地测量，毋宁说是重订税额工作，因为进行科学的土地测量的技术比进行人口普查和粮食产量呈报所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这种情况的确是无法避免的。中国大陆的行政效率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当时还没有能力进行一次全国性的真正土地测量。出于政治理由和经济规划的目的，确定全国人口的规模和农业产量的总量是十分紧迫而需要，然而测量全国耕地却需要训练几十万人员，至少投入数年时间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只能留待将来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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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07
  使官方土地统计数减低的另一项主要原因，是由于相当多的土地未曾登记，而且传统的原则是国家税额一旦确定就不再有多大增加。这一原则对下列令人困惑的事实，提供了最好的解释：除了万历三十年(1602)外，从洪武三十一年(1398)到同治六年(1867)期间，官方的土地登记数毫无增加。尽管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但普遍存在的许多形形式式的亩制，可以看成折亩的必然结果，以下不再赘述。另一方面，有些因素起了使土地统计数字膨胀的作用。首先是在某些地区存在的习惯亩小于标准亩的240步；其次在不少盛产稻米的长江下游地区，原来由丁承担的一部分赋税负担转嫁到土地上来，从而使当地的土地统计数扩大了。但在权衡一切相互抵消和补偿的因素后，可以证明使土地数字膨胀的因素，远远不如使之降低的因素重要。未加登记的土地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由合法得到长期免征土地构成的。……第二类未登记的土地是地主豪生及其家族的财产…………从历史记载和近代的数字看，有理由认为广东未登记的土地数量很大。雍正十年(1732)，广东巡抚奏明该省根本从来未有鱼鳞图册，土地登记混乱不堪。咸丰三年(1853)一道上谕指出，广东沿海数百万亩土地已成高产稻田，但从未曾升科。雍正皇帝的朱批谕旨披露：各省新垦土地未能适当登记，甚至连历来已计入当地粮额的土地，也在乡绅与吏胥勾结之下欺隐作弊。四川、云南、贵州等落后地区虽然在稳步开发，但部分由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新的土地登记徒具形式，很少经过清丈。在西南省份中，实际垦地与上报数字之间的差距必定很大。著名地理学家、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洪亮吉，在乾隆末年任贵州学政时，所作的一首诗中提到“青陇人耕无税地”，只是指出了清朝官员所熟知而鲜为人公开提及的事实。……土地登记始终不足的另一因素是传统的“量入以为出”的赋税原则。一般而言，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先将朝廷的开支大致估算出来后，就确定全国的税额，以便使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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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07
  在明代，将实际亩数折为纳税亩(册亩)的办法在华北的平原地区甚为盛行。可以这样说，各种不同于240步标准亩制的存在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同的折亩比率。明代的著作明确说明，华北平原地区的本地人从元代开始就占有“大亩”地。换句话说，土地早已以很大的折扣折算为纳税亩。在元末的战争、农民起义和灾害造成人口下降以后，明初的政府命令在比较安宁的黄土高原的部分人口，移入下游平原地区。这些移民被安置在小亩地，因而税率很高。这种经济上的不公正日渐引起广泛不满，重新清丈势在必行。意味深长的是，尽管在新的清丈中发现了大量以前未登记的土地，清丈的指导原则却并不是增加当地原定的地税额，而是容许小亩地以适当的比率折算为大亩地。因此，在河北、山东和河南很多地方，1.8或2亩上等地，有时7、8亩下等地按惯例折为1亩纳粮田地是不足为奇的。……派遣的监生不可能认真地履亩精测，除技术人员缺乏外，可从明太祖的训词中反映出来：(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诏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亩。谓中书省曰：“兵革之余，郡县版籍多亡，田赋之制不能无增损，征敛失中，则百姓咨怨。今欲经理，以清其源，无使过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今遣周铸等往诸府县核实田亩，定其赋税，此外无令有所妄扰。”这清楚地说明朱元璋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是保证税收，保证税收最稳妥的政策是尊重各地的田赋原额。当江浙初定北伐尚未成功之际，如果举行真正近代式的土地测量以重新定税，势必引起严重的骚动。他当时最大的愿望，是能获得江浙富庶州县的赋役图籍，有效地征足原额，必要时蠲其浮粮。西汉、唐、宋开国君相无不了解暂时对农民让步的必要。这个基本考虑决定了洪武一朝，相隔十八年的两次监生核实浙西田亩工作的性质——仍不能脱离传统业主自行陈报，自绘草图的原则。但是，朱元璋出身农家，深知民间疾苦，有决心打击两浙的豪强地主和消除防范飞洒诡寄等弊端。因此，前后两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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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07
  为了登记家庭成员的姓名，区分性别、确定年龄的恰当方法，一切都作了周密考虑。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即使普查中最简单的部分，也可能引起严重的问题。很多妇女是在这次普查中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鉴于对中国男性比例高的普遍怀疑，普查领导坚持在涉及女性的一切场合都必须使用汉字——“女”。在一家有几名女子的情况下，不许使用简写或“同上”符号。确定年龄是最麻烦的。人口普查员为文盲以及只记住民国前几年或农历干支的人备有换算表，中国通行的虚岁计法也一律折为周岁。尽管普查计划得如此周密，但并非没有缺陷。首先遇到的麻烦是“民族”这一术语并没有严格限于种族集团。根据普查条例，普查员只向登记人询问他自己是属于哪一民族，而没有确定民族的客观标准。回族(中国穆斯林)和满族都有这样的错报现象。中国穆斯林尽管被普查定义划为回族，实际上绝大多数是汉族血统。自从1912年满族人退位后，绝大多数满人已采用汉族姓氏并完全成为汉人，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其次，在普查中并非所有的中国人口都是直接登记的。整个西藏和新疆、以及青海、西康的相当大部分，完全或主要由少数民族人口组成，地形崎岖、语言不通和其他困难使人口普查无法进行。在这些地区普查机构只能依靠地方政府和部族领导人的申报。总共8,397,477人是由间接登记而得的。更严重的缺陷是未能遵守任何普查皆须重视的关键时刻。关键时刻定为1953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午夜24小时之间，由于大多数农民正忙于农活，远非理想的选择。…………总而言之，1953年的全国人口统计，从严格的技术定义上说，还不能算是人口普查。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任何规模足以相比的壮举：250万工人、学生、教师、机关干部和积极参与者在1952年末至1954年初接受训练动员起来作为普查员。即使由于国家统计局在普查前作的两次估计对最后制表产生了不适当的影响，普查的结果仍比中国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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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07
  由于1953年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在今后若干年内还是保密资料，我们又缺乏详细的分类统计数字，所以还不可能对这次人口普查作系统的评价。在讨论这次普查的组织、程序、规定和方法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共产党国家的特点，与以往任何政权根本不同，对人口数据的收集必定会有重大影响。传统中国虽是一个东方专制国家，但即使在其制度最富成效时也很难直接接触到广大民众，百姓除了依法纳粮当差以外与国家很少直接联系。在明清二代，由县以下的组织如里甲、保甲充当政府和百姓间的缓冲。这类组织的成员大多是由县官挑选委任的，也有的是由百姓自己推举的村里或家族的头面人物担任的。虽然政府在形式上和实际上都大权在握，但正如一句古话所说的：“天高皇帝远。”根据国民党政权的宣传，即使在其极盛时期，沟通县政府与民众具有桥梁作用的行政机构根本就不存在。但另一方面，甚至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它控制的地区内已具有控制和动员群众的熟练技巧。1949年以后，解放军、各种警察、党的干部和非党积极分子都在战斗意识和崇高理想的鼓舞下，成千上万地走向工农，而一般人民被鼓励或几乎被强制参加各种群众组织，居民小组和居民委员会对可能的反革命分子和居民中的活跃分子保持警惕。这一切都使任何想超然物外、当化外之民的个人难于存在。全国范围内的农业革命和重新分配土地，以家庭人口的需要和生产为基础的粮食统购统销，农村互助组织的建立以及很快为合作社所取代，这一切都使国家更能同个人建立直接的联系。总之一句话，共产党政权具有控制基层群众的天才，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一位苏联人口普查顾问说：在新的人民政权下，人民不再有任何逃避普查的动机。但人民在这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政权之下已没有任何躲避的余地，这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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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07
  早在1927年底以前，内政部取代了1906—1927年的内务部，通知各省民政部门筹备统计全国人口。1928年颁发了新的普查表格并两次训令各省命县政府推行这项任务。但直到1928年底，仅十六省上报；到1931年夏还有十二省未报。内政部的第一个全国人口总数为474，787，386，主要是估计出来的，然后经过统计处和政府部门外的专家修正调低而成的。当时国民政府的人口数字在国内外曾被广泛引用，也受到广泛的质疑。但就目前所知，还没有人对国民党政府的人口登记机构作过研究。这一机构远比内政部1927—1928年所提及的复杂。第一步，如果某县有警察局的话，县政府奉命在警察局协助之下调查地方人口数目，所以警察局是人口普查机构之一。第二步，1928年的法令规定：为了准备实行孙中山的理想之一的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各县应划分为若干单位，如乡、村、闾和邻。在这些县以下的单位的首长一经选出之后即应负责进行人口统计。第三步，内政部于1927年7月又命令在各县创设和扩建保安队。保安队虽不直接负责人口普查，但特别注重统计20至45岁的成年男子。最后一步，1902年已废除的保甲制又引起决心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的注意。保甲制度于1934年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恢复之前，先已在一些特别多事的地区重建起来。1934年后，保甲机构又变成了全国惟一的人口登记机构。国民政府初期，比1902年刚建立不像样子的警察制度已有相当的改善，但由于经费不足，更由于南京政府政策的根本转变，改善并不很大。1932年用于中国本部各省警察的拨款总数是2,600万元，但到1934年保甲系统依法恢复时，拨款锐减至1,600万元。到1934年，中国本部只有四省的警察预算超过200万元，十省的预算不足50万元。像四川这样一个辖境辽阔、人口稠密的省份，警察部门的拨款仅31,604元。到1935年为止，全国仅有警官学校毕业生2,751人，警察训练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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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07
  从这些事实和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大清帝国存亡危急之秋，省和地方的官员很少有时间和精力顾及人口登记。在饱受战祸的地区，战争、屠杀、财产损失、饥荒、疾疫交加，使地方上相当多的人口死亡，保甲机构难免不全面解体。在受战争影响较小的地区，官员的精力集中在筹饷和组练兵勇保卫地方等更紧迫的事务上。太平天国平定以后，捻军战争和西北的回民起义又延续了多年的战乱。整个帝国已经衰败不堪，以至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已没有恢复一度普及全国的保甲机构的愿望和能力。有些省和地方官员为了地方治安试图加强保甲，但没有人真正能恢复早期的保甲户口登记。保甲人口登记制度败坏近乎半个世纪之后，即使光绪二十四年(1899)的上谕也不能挽救这一古老的、一度行之有效的保甲机构。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奏折给予保甲制以最后致命的打击：中国自保甲流弊，防盗不足，扰民有余，不得不改弦更张，转而从事于巡警。……直隶自庚子以来，民气影伤，伏莽未靖，非遵旨速行巡警，不足以禁暴诘奸，周知民隐。臣于四月间查照西法，拟定章程，在保定省城创设警务总局一所，分局五所，遴委干员筹办；挑选巡兵五百人分布城乡内外。按照章程行之两月，地方渐臻静谧，宵小不至横行，似已颇有成效。不用多久朝廷就意识到试图挽救保甲制已无济于事，在二十八年秋颁发了一道上谕：谕内阁：前据袁世凯奏：定警务章程，于保卫地方一切，甚属妥善。著各直省督抚依照直隶章程，奏明办理，不准视为缓图，因循不办。将此通谕知之。这道上谕对早已存在的事实迟迟始公开承认，同时标志着保甲人口登记制的正式废止。现代警察系统次第问世，在1930年保甲制部分恢复之前，警察一直是进行人口登记的惟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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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07
  导致政治权力分散的基本原因是咸丰元年(1851)后太平天国之乱使清廷不得不授于各省督抚以编练新军和筹饷的权力。改革家康有为(1858-1927)观察到清廷对重大军事和财政控制权的丧失：“试检阅咸同中兴诸名督抚书牍，各自练兵，各自筹饷；其末也，各自争饷。”…………从体制上说，道光三十年后最重大的变化是各省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已降为督抚的属员。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布政使是由吏部任命并直接对户部负责，按察使是对刑部负责的，都享有与督抚平起平坐的半独立地位。这种每一省的分权制衡正是朝廷得以对省实行有效控制的基本原因之一。但太平天国战争给了督抚足够的机会蚕食布政使和按察使的权力，直到将他们降为毫无个人意志可言的从属地位。因而到太平天国时期结束时，督抚已成为集军事指挥、财政和司法权力于一身的胜利者，有效的中央控制已一去不返。太平天国时期的形势使清廷必须给予督抚组织与训练新军并为之筹饷的权力。由于这些新军有较强的团结精神和地域观念，仅服从各自长官的命令，它们实际上几乎是“个人”的军队。如果说20世纪军阀的发迹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时期，绝非夸大，因为民国初期的很多军阀，包括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大多源自淮军系统。随着1912年(民国元年)帝制的结束和1916年政治强人袁世凯的死亡，中国进入了军阀时代，这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所熟知的。1927年后，尽管蒋介石极力试图重建中央集权，但众所周知，他的权威很少超出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份，他政治统一的任务被他对共产党的战争和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所中断。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建立，中央的权威才重新确立。在此之前的一世纪，中央政府再未具有像乾隆皇帝那样驾驭各省和地方政府的能力；为了我们的研究目标，了解1949以前百年间中央政府权能的衰退是非常重要的。这百年间政府体制变化的特点完全反映在人口登记制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