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颠覆的倾向

• 左思

  2014-02-22
  自我颠覆行为“是一种正常的行为，一种有益的行为，或者说得更好一些，它是一种令人喜乐的行为。”
• 左思

  2014-02-22
  我相信我所称的这种“自我颠覆”倾向有助于形成一个更民主的文化传统：公民不仅拥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信念的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应该乐于根据新的论证和新的证据来质疑自己的意见和信念。
• 左思

  2014-02-22
  我在依赖性、关联性、退出——呼吁，以及其他问题上总结出来的各种动态机制，到最后并没有完全取消或驳倒我最初的发现。恰恰相反，它们所起到的作用是，在社会世界中，把我最初假设成立的各种关系无法成立的各领域都明确地界定清楚了。有人或许猜测，我会因为有些不得不完全放弃或必须进行彻底修正的巨大错误而羞愧得恨不得上吊自杀，但是事实远非如此。现在，我不仅毫发未伤，而且有机会独领风骚，因为我已经发现了许多新的复杂性，这是非常值得庆祝的。
• 左思

  2014-02-22
  对于物理世界中“事物原来的样子”，我们的心智中总会持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同时我们又有将它们与社会世界中的事物进行类比的倾向。到底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你或许不知道哪个答案是正确的，但是肯定知道这两个答案不可能同时都是正确的。我们很容易忘记的是，在社会世界中，事物可能显得更紊乱、更不确定。在社会世界中，任何一个普遍有效的规律，都可能在既被一部分人坚持的同时，却被另一部分人摒弃（或者被不同的人以非常不同的形式坚持）。原因很简单：某些隐含的、一般性的基本假设只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某一部分，而不适用于其他部分。
• 左思

  2014-02-22
  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等等）或许也会进行自我批评，但是极少人愿意自我颠覆，他们这样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理由，那就是，他们已经在自己藉以功成名就的那些发现与主张上面投入了太多的东西——自尊，甚至身份。因此，在他们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和著述活动中，他们更可能做的是，沿着库恩所说的“常态科学”的道路，继续在那些能够确证他们最初发现的领域中探索。当大量证实证据通过这种方法积累起来后，对自我颠覆的拒斥也就变得更加理所当然了
• 左思

  2014-02-22
  对于自己在以前提出的观点，我很可能反对之，也可能修正之，因为我发现它们的一般性比我原先设想的更低。我把这种经历刻画为“自我颠覆”。
• 左思

  2014-02-22
  事实上，对于我在通过归纳本人各种著述的旨趣而展现给大家的我自己的“智识漫游”过程来说，用“自我颠覆”这个术语来概括，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自我颠覆倾向很可能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如下这种行为看上去似乎有点奇怪：一个人希望证明他（或她）自己以前提出的某种因果关系或因果链条需要不断地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或后来获得的发现或研究成果，从相反的角度去反思、去修正。
• 左思

  2014-02-22
  在我写作这本著作的过程当中（大约有那么三到四年的时间），我丝毫没有要写这么一章的念头。也许这反而更好：如果我从一开始就计划写这么一章，那么很可以永远也无法写成现在这本《反动的修辞》，这是因为，在写作的第一阶段支撑着我的那种战斗激情可能会熄灭。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直到我花费了冗长的三章，通过考察三个历史时期的各种反动修辞，详细阐述了悖谬命题、无效命题和危险命题之后，刻画形形色色的与反动论证迥然有异且与反动论证相对应的进步论证的可能性才展现在我的面前。这也就是说，我是在《反动的修辞》完成了大半之后才开始想到要写它的第六章的。
• 左思

  2014-03-05
  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仍然因经济学家所称的“物理学嫉妒症”而忍受着刺痛感与挫败感。“物理学嫉妒症”的症状是，迫不及待地想用冷冰冰的、完全透明的方程体系来描述社会世界与经济问题。事实上，自从社会科学诞生以来，这种渴望就与历史纠缠在一起了。因为社会科学是后来者，是在自然科学的威望——当然，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牛顿物理学的威望——已经牢固树立起来并再也无法动摇之后才成型的。也正是在这种渴望的推动下，在19世纪的经济学中，从供求定律到帕累托的收入分配定律无数的所谓“定律”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
• 左思

  2014-03-05
  发展中国家起作用的一个机制也正是如此：某个国家内，一些人“莽撞”地开始了某种特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专横”地要求必须保证它能维持下去，从而促成了其他经济活动的进步。
• 左思

  2014-03-05
  利昂·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他和他的追随者证明，以下这种情形是有可能发生的：在（偶然地、意外地，或心不在焉地）做出了某种特定的行为之后，行为者才形成某种基本动机——而通常的观点是，这种动机是这种行为的动因。
• 左思

  2014-03-05
  我们敬畏社会变革本身的不可预测性，我们也尊重社会变革倾向于从某些独一无二的“星座”中发生发展的道路。我们甚至提出了一个一般的公式（当然，它不包含任何“铁元素”）：任何变革，都只能作为一种令人惊讶的结果而发生，不然的话，它就很可能根本无从发生，因为它会被各种维持现状的力量压制掉。因此，我们对社会变革的研究的导向，全然无关能不能发现社会运动或社会变革的规律。恰恰相反，我们的研究起点是这样一种观念：通过收集、分析大量社会变迁的具体经验，我们将获得一种能力：当有利于变革的新星座开始浮出水面时，把即将发生的变革的“完全形态”认识清楚。
• 左思

  2014-03-05
  缺乏石油对于巴西来说正好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而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墨西哥却像中了“福兮祸之所伏”的诅咒。不过，如果我们的认识就停在这一步，那显然是不够的。依我看来，巴西的故事显然更容易挑起社会科学家的好奇心，他们理应抓住它涉及的各种因素不放，深究到底。
• 左思

  2014-03-05
  随着环境的变迁，原先被当作消极因素的特定制度或特定社会特征能够转变为积极因素。在这里，我的思想与米歇尔·克罗齐埃的思想两次会聚到了一起：对于泰勒式的搜寻“唯一的最佳道路”的做法，我们都持怀疑态度。
• 左思

  2014-03-05
  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读到米歇尔·克罗齐埃的《科层现象》时，我就觉得自己好像遇到了一个学术上的“兄弟”。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我的这种感觉不断地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不无巧合的是，就在米歇尔·克罗齐埃最近一本著作《企业在倾听》出版的那段时间，我也在一篇近作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说，“（重要的是，）既珍惜自己拥有的意见，同时又得视保持心灵的开放，充分调和并享受赢得一场辩论的快乐与充当一个好的倾听者的愉悦。”
• 左思

  2014-03-05
  我要讨论的最后一类智识上的会聚现象对应于著名的“亲和力”这个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应于“选择性亲和”这个概念。选择性亲和概念源于歌德和马克斯·韦伯，弥足珍贵。这类智识会聚的表现是，虽然两位学者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并独立地关注着不同的问题，但是却得出了惊人相似的观点。由于学者通常都是孤独的探索者，所以这实在算得上一种最令人欣喜的经历。不过这类智识上的会聚也可能会导致某种困难：虽然学者并不喜欢孤独，但是他们更加不愿意自己的观点与别人完成重合，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导致自己丧失学者的个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类智识会聚既可能导致“交叉受精”，即双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也有可能导致“交叉绝育”，即双方相互隔绝、闭塞不前。
• 左思

  2014-03-05
  如果一位学者注意到，基本立场与自己相距甚远的另一位学者竟然与自己在智识上会聚了，那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类会聚呈现的交叠共识非常有限，但是却往往会给当局者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可能会使他们觉得不安和苦恼。例如，近来我在阅读有关“反动”思想文献的过程中，对卡尔·施米特的著作产生了兴趣，甚至有些着迷，因为我发现他的一些关键概念，比如说危机作为一种推动变革的机制的重要性，与我以及米歇尔·克罗齐埃所共同强调的一些观点很接近。在一定意义上，这一发现或许是令人讨厌的，但它肯定有助于我们提炼和改进自己的观点。
• 左思

  2014-03-05
  两位学者的学术生涯可能会像空间上相交的两条直线那样出现交叉，于是某一瞬间，他们在智识上相遇了。这种智识上的会聚很可能会给人带来相当大的快乐，同时又夹杂了一丝惊奇，可惜的是它们往往都非常短暂，因为两位学者完全同意彼此观点的领域不会太大。
• 左思

  2014-03-05
  一颗“年轻的心灵”成了某位“思想大师”的忠实信徒。然后，在适当的时候，这颗“年轻的心灵”会经过一个叛逆期，并“杀死父亲”，他既可能找到另一位“大师”，也可能自己也“修炼”成了“大师”，并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小朝廷”。
• Biomass

  2014-05-30
  一旦独裁主义政权取得一些经济成就，该政府就会变得自我感觉良好，一厢情愿的以为自己更受民众爱戴了，这样一来，它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演化的压力就会下降。如果这样一个政府公开许诺说，“最终”它一定会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转变，但是当前这样做“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人们必定会怀疑它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