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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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童默默呛2015-12-21“今天的許多史學家已不再相信鑑往可以知來；嚴格科學意義的語言也承認不在史學範圍之內。但是史學家通過精闢的研究使我們認清這種’勢’的性質與作用，對我們眼前的處境有指點方向之功。e.g. Marc Bloch 的Strange Defeat ‘這本書的力量可以說完全來自作者能用一千多年的法國史說明當身之巨變（指1940年法國陷落）’這是卡爾（E.H.Carr）所謂’過去與現在對話’（the dialogue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的一個最生動而感人的實例。何況史學家雖不能預言，但史學家卻無法不時時刻刻以未來為念。多一份對過去的了解終可以使我們在判斷將來的發展方面，多一份根據。荷蘭著名史學家慧辛迦（Johan Huizinga）說的好’對於歷史而言，問題永遠是：向何處去？’”“史學研究沒有捷徑可尋，我們只有從’小處著手’，各就才性之所近和專門訓練之所能，對中國史上具有關鍵性的各類大大小小的問題進行反覆不斷的分析與綜合。”“一部中國史浩瀚無垠，它不是一個只可供少數呈才氣的英雄人物驅馳征服的疆場。只有許多實事求是的史學工作者長期而不斷地默默耕耘。才能把這塊大地化為肥沃的綠野。如果治史可以比作飲水，那麼我們不妨說，史學工作者只能企求學到李德裕那種品味的本領，分辨得出揚子江水上下游的不同，而永遠無法具備馬祖禪師所說的神通，可以一口吸盡西江水。但是最有智慧的還是莊子的話’鼴鼠飲河，不過滿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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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童默默呛2015-12-21史無定法，而任何新方法的使用有隱藏著無數的陷阱；這一事實充分說明再史學研究上沒有捷徑可走，一切都要靠史學家自己辛苦而耐心地摸索。這種情況並不自今日始，可以說是自古已然。一個世紀以前，蒙森（Theodor Mommsen）就說過“如果一位史學教授認為他能像訓練經典學者和數學家一樣訓練史學家，那麼就是處在一種危險而有害的錯覺中。史學家是別人不能訓練出來的，他只有自己訓練自己。”這真是有關史學的證道之言。史學的困難在此，但史學的吸引力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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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童默默呛2015-12-21司馬遷自稱其書為“一家之言”，班固雖不同意他的觀點，卻也不能不承認《史記》是“實錄”。這正是由於《史記》的疏通工作是建立在史料考訂的基礎之上，即所謂“網羅天下佚失舊聞，考之行事。”所以《史記》是中國史學傳統中“疏”與“證”結合，主觀與客觀交融的一個最成功的範例。而司馬遷之所以能有此輝煌成就則不能不部分歸功於他對自己所處時代有一種極深刻的感受。班固批評《史記》說：“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其實這些地方正顯出司馬遷的“良史之材”。他撰史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世，但朝廷的功令不能使他無視當時在文化、社會方面十分活躍而為大一統的政府所不喜的種種力量。《史記》著重地記載了黃老、遊俠、商賈的活動，一方面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的一種表現，另一方面也恰好是作者時代的忠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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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童默默呛2015-12-21“影射史學的思想根源在於古為今用的觀念。事實上，前者是後者實用方面產生的直接後果。但不幸的是用過頭了，步入了歧途。另一方面，也應該指出的是，古為今用的觀念從1950年代產生以來，就未得到明確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