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主權歸屬交涉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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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口袋2017-10-09民族主义刺激认同，认同选择归属。对多民族国家而言，认同改变，势必造成独立，独立必然引发统独纷争。此时，若有外力介入统独纷争，又会使一国内部的统独争端由内政问题演变成国际问题。国际化的统独纷争，势必得透过国际交涉，才能决定其主权归属。换句话说，分离主义者走向独立自主或回归祖国旧制，将由国际势力决定。西洋国际法秩序原理是法治主义，相对的，“中华世界帝国”之国际秩序原理是礼治主义。“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此为礼治与法治之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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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dan2017-07-20外蒙独立起于清末新政的利害冲突。冲突的三大事项是，“殖民、设官、驻军”。蒙古所以要求清廷不得在蒙古地方殖民、设官、驻军的理由，是因为汉人垦殖剥夺了蒙人的牧地，设官侵害了蒙古王公的权益，也破坏了蒙旗的封建体制，驻军则强化了中蒙矛盾中的蒙人危机意识。殖民的目的，虽是为了开垦蒙荒，其实隐藏在垦荒背后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对抗强俄的蒙疆侵略。从文化摩擦（cultural conflicts）的观点来看，蒙古草原，对汉人来说是暴殄土地的“荒野”；可是，对蒙人而言，却是活命维生的“牧地”。强权俄国，从汉人的观点来看，是侵略边疆的大敌；可是，对蒙人而言，正好是可以借此抵抗汉人侵垦牧地的盟友。于是，利害冲突变成了族群对立，族群对立引发了民族认同的问题，民族主义由势而生，自决运动因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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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dan2017-07-20革命党在1894年的兴中会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在1905年的同盟会更再度高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自此等革命口号以来，很明显的，辛亥革命不但是政体革命，同时也是种族革命。“驱逐鞑虏’固不必论；即使‘民族主义”本身，也不脱西式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窠臼，仍有西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以本族为中心的狭隘色彩。具有此种民族主义色彩的共和国政体，实已丧失原先形成“中华世界帝国”时，‘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具“华夷可变论”的种族包容性。对于由多种民族所组成的中国而言，这是过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因此，和满洲人同属“鞑虏”一员的蒙古人，在“驱除鞑虏”的逐客令下，除了选择独立之外，宁可认同虽然专制但却有包容力的王朝满清=“夷”，而不要回归表面号称共和平等其实却狭隘的民国政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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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dan2017-07-20满蒙本是一体，清朝所以实行蒙古封禁，目的在于保护蒙族盟友。可是，满族由于统治中国日久，遂渐与中国同利害共存亡，清末以降，帝国主义尤其是俄罗斯侵华日亟，清朝逐渐不再有满汉、满蒙、汉蒙之别。事实上，清廷也是为了使蒙边与内地连为一体，始于蒙古殖民设官驻军；殖民史为了垦荒实边，设官是为了治理垦民，驻军是为了戍疆御敌，其目标都不在防蒙，而是为了抗俄。从清朝政府的官方立场来看，撤废蒙古封禁政策，改牧地为农垦，废封建为郡县，在在都是为了防堵俄国南下，不但有实行之必要，而且有由内蒙渐及外蒙之势，甚至于有改设行省巡抚于库伦之议。于是不满的王公，失牧的平民，流入外蒙，遂引发了内外蒙古的离心。清廷此等整边治地，保疆卫国的措施，本在统合全国，无可厚非。可是，由于施行欠当，反而引起蒙族误解，以为清廷已变，转视内地为一体，反视早日之盟友为异类。于是内外蒙合流，反满反汉反中国之风渐盛，再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兴中会、同盟会创立以来，革命党所高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之革命口号的刺激，怀疑中国将“驱除‘异族’、恢复中华、建立‘汉’国、‘瓜分牧地’”，疑惧越深，民族主义越盛，再经帝国主义从中煽动，时机一至，遂起而独立建国。所以，国家认同是民初中蒙主属关系所以破裂，并造成统独纷争，且进而引发中俄蒙三方交涉的问题根源，也是本文定题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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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5-05-11恰克图会议之难，在于外有强权介入，内有民族背向，而中国所争之点，又在利权上与俄冲突，在体制名分上与外蒙对立。…… 北京政府决定与其和强邻俄国争利权，不如与傀儡外蒙争名分。舍利权而争名分的无奈在于国权不张，不过，舍利权而争名分亦非全无作用，“以待将来”是其最大功用。对此，黎元洪与蔡锷的见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主权仍完全属之于我，“将来国力强盛，设法取回”，亦即非难。此即蔡都锷来电所谓“预留后日活动地步”者也。所以说，名分秩序论事一张正名定分的阶层秩序观，也是衡量名实的价值观，它是超乎公里的国际秩序原理，也是中国规范中华世界秩序，维系“中华世界帝国”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