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互文·精神分析

• MoonyLee

  2021-07-13
  巴赫金关注的范围是词语的地位（stat），也就是词语的功能和角色。在不同文本与不同文学思想中确立词语的地位与功能，这意味着文学分析被置于现代人文科学的一个神经要害处，即语言（ langage）和空间（ espace）的交集处。语言是思想的实践行为，空间则是通过差异实现的意义显示的场所。探究词语的地位与功能也就是探究词语的各项关联：首先是一个词语内部各项复杂语义的关联，其次是这个词在句子中（包括前面的句子与后面的句子）与其他词的关联。类似的各种关联也存在于比词语更大的单位，例如句子和段落。面对这种语言的诗学空间观，我们需要界定文本空间的三个维度，而所有的语义组合与诗学片段正是在这一文本空间内发生多种关系。这三个维度分别为写作主体、读者和外部文本，彼此之间有对话关系。于是，词语的地位可以在“横向轴”和“纵向轴”的层面得到界定。所谓“横向轴”，指文本中的词语在写作主体和读者（ destinateur）层面；所谓“纵向轴”，指文本与外部文本的关系。后者包括先前文学资料与当下文学资料的集合。若如以上所说，那么你在面对一本书（作为对话空间的书）时，你本人也融进书中，因为阅读时你会想到自己的经验；你的解读既属于读者接受，也属于文本的部分。于是，作为读者，你参与到文本语言和作者语言之中。此时，无论是横向轴（作者一读者）还是纵向轴（文本ー外部文本/语境）都彰显了同一个重要事实，即每个文本都是文本与文本的交汇，在交汇处至少有一个“他文本”（读者文本）可以被读出。这种文本的交汇被巴赫金称为文本的“双值性”（ ambivalence）。在巴赫金的著作中，文本的对话性（dialogue）与双值性没有太明显的区别。虽然这不尽严，但巴赫金首次在文学理论领域给出这样一个深度阐释：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集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在...
• MoonyLee

  2021-07-13
  文本历史的开拓：某一文本与此前文本乃至此后文本之间的关系，巴赫金对此已经有所阐述。我明确地将这种文本对话性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并将语言及所有类型的“意义”实践，包括文学、艺术与影像，都纳入文本的历史。这样做的同时，也就是把它们纳入社会、政治、宗教的历史。结构主义一开始只是一种形式研究，“互文性”使它得以进入人类精神发展史的研究。
• MoonyLee

  2021-07-15
  区分le semiotique与le symbolique Le semiotlque指的是意义的“符号生成”；它是前语言的，有冲动，有情感，有感觉。 Le symbolique则指意义的“象征生成”；它是语言的，有文字符号，有语法。两者相比较，前者更富有感性，更富有冲动，更接近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对于一些复杂的现象，例如文学文本，我同时需要借助这两种意义方式来进行研究。这一理论主要是在研究马拉美诗歌的时候形成的。
• MoonyLee

  2021-07-15
  汉娜阿伦特对极权政治做出诊断，并揭示出它的核心：“极端的恶”（malradical）。“极端的恶”来自康德，是指对人的生命的蔑视。在极权政治里，一些人自以为有权判定另一些人为多余的人，把他们遺送至集中营或劳改场。阿伦特对此严加责。她认为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捍卫生命。可是捍卫什么样的生命？事实上，阿伦特将“生命”分为两种这个区分最早来自亚里多德，但阿伦特做出了自己的发展——一种是动物性生命（希腊语为“zoe”），一种是故事性生命（希腊语为“bios”）故事性生命是包含意义的，它可以被讲述；我将我的生命讲给他人听，与人交流。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阿伦特批判一种“平庸的恶”。她首先从纳粹军官艾克曼身上看到这种恶。艾克曼不承认自己的罪恶，说这不是他自己的意愿，是上面的命令，他仅仅执行而已。不出于自己的思考，而是把一切归咎为一种命令的执行，或者说没有自己的思考，仅仅听从权威，这样的一种恶就是“平庸的恶”。阿伦特的这种说法有时会遭到误解，以为她在说纳粹只不过是一种平平常常的恶，实际上这完全不是她的意思。阿伦特说：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这就是恶；而服从权威、放弃思考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里比比皆是，所以“平庸”。
• MoonyLee

  2021-07-15
  刚才说的这三个阶段一一妇女参政运动、男女平等男女差异，目标都是作为群体的女性。在这里，“女性”虽然是复数，但是一个整体；女性被当成群体对待，而非个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女权运动并没有走出我所说的“自由解放运动的集体主义雄心”。所谓自由解放运动，有资产阶级革命，有无产阶级革命，也有第三世界革命…它们的目标是解放所有的资产者，所有的无产者，所有的第三世界民众，或者所有的保加利亚人，所有的俄罗斯人这种不加区分的对待，我们已经看到了可能的后果：向极权主义沦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后果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仅仅把群体作为整体对待，实际是忽视了自由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而自由的实现必须经由个体，经由对个体的尊重。现代女性主义的先驱西蒙・波伏娃其实并没有忽视女性的主体性。如果你们仔细阅读《第二性》，就会发现整部书都建立在一个张力的基础上：一方面是解放妇女群体的努力（避孕的权利、职业待遇的平等……），另一方面是关注每个人的个体特性，也就是她所说的“女性身上的主体性”。人们经常会引用波伏娃的这句话：“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长成的。”意思是“女性”不能被简化为生理性的，而是社会的产物，有其历史过程。而我所看到的是，波伏娃在谈到“女性身上的主体性”时，她说女性创造力的实现，即女性自我超越性的实现在现实中难以脱离他人。波伏娃认为，女性实现超越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她的超越性常被另一种意识所超越，即“女性是男性的他者”这一意识。女性是男性的“他者”。可是男性并没有平等地成为女性的“他者”的必要与机会。也就是说，男权主宰的社会历史塑造了女性，她被剥了超越的权利，她只是被置于与男性的关系中，而后者总是凌驾其上。
• MoonyLee

  2021-07-15
  所谓“女性”的形成，首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以母亲为起点的“去同一化过程”也就是与母亲分离的过程。我们知道，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从一个女人的身体中孕育并降生于世的。这个女人就是他们的母亲。孩子对母亲有天然的爱，而对父亲有天然的拒斥，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秋浦斯情结”。男孩长大后，爱的对象是女人，也就是说与母亲是同样的性别。所以对男人来说，他从小到大，所爱的性别没有变化。而女人则不同，她需要经历一个“去同一化过程”。因为女孩幼年的时候，和男孩一样爱着母亲，我把这一阶段称为“俄狄浦斯1”。可是在成长过程中，为了成为未来的妻子和母亲，她得去爱男性，爱她的父亲。爱的对象发生了转移，我把这一阶段称为“俄狄浦斯2”。所以在女性身上有一种双性心理。我并不是指同性恋，而是指所有女性身上都有双性。当然男性身上也有，但在女性身上更突出一些，原因就是爱的对象经历了一个转移。刚才说的是第一点：“女性”是以母亲为起点的“去同一化过程”。第二点则是，“女性”与作为象征形象的父亲发生同一化过程。所谓象征形象，就是父权社会所制定的法则秩序。女性想获得社会的承认，想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就得在象征层面上与男性趋同。拉康将此称为对“父性男根”的认同。这当然不是生理层面，而是象征价值的层面。柯莱特说过：“我是精神的双性人。”就是说她不仅有来自母亲一方的感官世界的实现，还有父权社会的价偵体系的实现。除此之外，女性还有分娩的经验，还得经历母亲与孩子之间种种复杂的关系。所以你们看到，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远远超过了生理对女性的要求。
• MoonyLee

  2021-07-15
  为什么我对“超越”情有独钟呢?因为我坚信,人权,包括女性人权,其实现最终是“ecceltas”的实现。“ecceitas”是中世纪哲学家邓斯・司各特(Duns Scot)提出的思想“ece”是一个指示代词,相当于英语的“this”、中文的“此”。“ecceitas”即个体特殊性,它让我们关注个体的发展。阿伦特区分“无论哪个人”和“那个人”。“天才”不过是“这一个人”的个性最复杂、最有魅力、最丰富的呈现;它出现在某一历史时刻，并由此而立足于人类的时空。我想，女性主义在新的阶段所要倡导的就是这种个体特殊性。这不是要放弃普世性，而是要通过个体特殊性的路径实现普世性。
• MoonyLee

  2021-07-15
  第三个原因来自符号学与女性主义的关系。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从表面看，好像什么关系都没有，但其实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正是给予我的四次讲座以统一性的理由。今天早上我在看美国CNN电视台的时候，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国人因为不信上帝，所以他们最关心的是经济繁荣。我想，这种说法不错也不对，因为无论中国人信不信上帝，作为人，他们都是说话者，都是意义的载体。意义从何而来？谁在制造意义？什么叫“有意义”？语言学和符号学所探究的正是这些有关“意义”的问题。意义并非从天而降，并非来自上帝，而是被制造出来的；它的制造者不是权力者，不是爸爸妈妈，而是“我”，是话语主体。在这个层面上，意义问题触及的是人的问题。首先是带有性别的人。男人制造的意义与女人制造的意义是否相同？有相同之处，因为两者之间是可以沟通的，但又不完全相同。那么意义的不同在哪里呢？除了性別以外，造成意义不同的还有年代、辈分：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不同；还有民族、国家：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历史与意义ー下一讲我会涉及这个问题。现在我想特別强调的是，我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并没有离开符号学，后者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对性别的不同。
• MoonyLee

  2021-07-15
  阿伦特说，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这就是恶；而服从权威、放弃思考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里比比皆是，所以“平庸”。……“平庸的恶”是极权政治中极其危险的因素，而且在高度科技化的现代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她称之为“人的自动化”，也就是生命的“意义”退化成技术，以及几种有限的“平庸”的交流方式。而思考就是生活，如果活着而不思考，就不是生活。生与思是一种共生。我用“天才”来指“超越”，对自我的超越。任何一种创造活动都需要超越自我，需要我们挖掘出自我中最特殊的一面，同时也可以与人分享。
• 1N

  2021-01-24
  三位都不满足于将思想或生活至于生命的中心，生活与思想在她们身上合二为一。……但是更多的男性知识分子乐于在精神的庙堂流连忘返，在纯粹的思想中离群索居，而与生命本身的接触，在女性的心理与性的特征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生活，就是“思想，升华，书写”。
• 1N

  2021-01-24
  阿伦特：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这就是恶；而服从权威，放弃思考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里比比皆是，所以“平庸”。“平庸的恶”是J权政治中极其危险的因素。而且高度科技化的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她称之为“人的自动化”，也就是生命“意义”退化成技术，以及几种有限的“平庸”的交流方式。而思考就是生活，如果活着而不思考，就不是生活。生与思是一种共生。
• 1N

  2021-01-24
  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一个女性需要有“他人”的存在，而且是复数的“他人”。与客体的关系对女性来说至关重要，她从来不是孤零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