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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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淼喵不可言2023-07-23为了所爱的男人而刻意牺牲一切,这对于一个像许广平这样的新女性而言是痛苦的。正如她写到:“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是个家庭主妇吧!”这种想法让她深感痛苦,但却没有改变她自愿的自我牺牲。她非常清楚内心充满矛盾的原因:“我想,我大约是有一点旧头脑,有一点新思想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这东西也许被一些人所满意,如对手方面就是,然而自己本身则是不满意的,有苦闷的——有时被新思想所指引,不甘于现状;有时被旧道德所涵养,又安于现状。”新与旧集于一身的女人满足了像鲁迅这类男人的需求。在支持妇女解放事业这件事上,并非所有的新文化主义者都愿意放弃他们在父权社会中的男性特权,这些特权只能通过妇女的自我牺牲来维持。尽管像许广平这样的新女性受到了性别平等原则的鼓舞,但是同时她们也背负着深埋于她们潜意识中的儒家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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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淼喵不可言2023-07-23李人杰于1920年撰写的一篇文章稍微涉及到男子解放的话题。作者评论到很少有人讨论男子解放,并进而给出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认为,尽管私有制使男子受苦,但是消灭私有制的必要前提是让女子独立。因此,女子解放先于男子解放,并且男子要帮助女子获得独立。他力劝男子意识到他们从女子解放中获得的自身利益,以免男子戴着伪善的面具鼓吹妇女解放。他讲了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多次发表号召女子解放的演讲,但却纳妾、虐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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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淼喵不可言2023-07-23周作人在新文化主义者中是一个例外。他始终坚持批判男性中心。在《北沟沿通信》中,他强调“现代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在后来的几年中,他继续撰写散文来表达他对男性中心社会中的妇女命运的关切。在许多文章中他都强调妇女自身有意识地致力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显示出他不信任男子以女子名义进行的活动。尽管如此,在五四时期,他所关注的却是妇女的性自由,而不是男性在一个男性中心文化中获得的利益。关于周作人有关妇女解放的一系列话题的讨论,见舒芜《女性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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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淼喵不可言2023-07-23陈独秀用简要的语句表达了这一思想路线:“女子与劳动者全是弱者,所以我们要帮助弱者抵抗强者,除了社会主义,更没有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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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淼喵不可言2023-07-23叶绍均《女子人格问题》:按照新文化主义者对于儒家文化中的妇女所受种种压迫的批判,叶绍钧罗列了男子对于女子的诱惑:利用“夫为妻纲”儒家准则的“名分”来限定女子的从属地位;利用“良母贤妻”来施教;利用贞操和“节烈”的道德观;把女子当作性和生育的机器以及附属品来玩弄。他力劝妇女要有“人”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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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淼喵不可言2023-07-23胡适之后,鲁迅对贞操道德发起猛烈抨击,发表《我之节烈观》。“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子守节。”他把儒家传统支配下的中国男性描绘成卑劣的懦夫,他们把女人视为个人财产,引诱并祸害女人,他们还每每把亡国败家的原因归咎女子。作为一个新文化战士,鲁迅在文章最后表达了他的强烈愿望:“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让人类都受到正当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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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淼喵不可言2023-07-23胡适公开反对政府关于节妇和烈女的规定,谴责其为“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他号召形成一种新的公众观点,这一观点把“任何鼓励妇女去当节妇和烈女的人都视为蓄意谋杀”。出于他的自由的平等观念,胡适还主张男女同等的性标准。他强调:“贞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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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淼喵不可言2023-07-231918年,周作人译日本现代女诗人与谢野晶子Yosano Akiko的《贞操论》。她向传统的贞操理论提出质疑,并论证了贞操不应该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此外,她还通过分析社会中的双重性标准揭露了传统性道德中内在的压迫性。她宣称:“倘这贞操道德,同人生的进行发展不生抵触,而且有益;那时我们当他新道德,极欢迎他,若单是女子当守,男子可以宽假,那便是有抵触、便是反使人生破绽失调的旧式道德,我们不能信赖他。”周作人声称,他翻译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给那些关注妇女问题的、少数觉醒了的男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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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淼喵不可言2023-07-23胡适对个人主义的宣扬因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的出版达到高潮。1918年胡适策划了一期《新青年》“易卜生主义”专号。《玩偶之家》被译成中文,译名为《娜拉》。易卜生对欧洲父权制家庭的批判被用来抨击中国家庭。娜拉揭示了中国新女性应该做的事:勇敢反抗封建家庭,努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娜拉这一形象伴随着“独立人格”这一流行语,在受过教育的城市年轻妇女中迅速传播,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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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淼喵不可言2023-07-23陈独秀公开抨击儒教,揭露中国妇女的受压迫状况。他在文章中提出的性别问题不久就发展成新文化运动集中讨论的“妇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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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淼喵不可言2023-07-23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从肉体上解除对妇女的迫害,并把她们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而他于1883年在家乡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不缠足会,并同他的弟弟以及朋友们(如梁启超)一起坚持致力于此。到十九世纪末,不缠足会已遍布全国。1898年,康有为奏呈了一份禁止缠足的请愿书,作为百日维新的一部分而得到皇帝的采纳。康有为推动不缠足运动,梁启超鼓吹女子教育,1898年改革运动前的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妇女运动的“萌芽时期”。为了确保个人的自由与幸福,康有为大胆提议婚姻量定限期:男女签订限期不超过一年的婚姻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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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淼喵不可言2023-07-23当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被诸如对国家、对人民或对中共的义务等此类宏大修辞所掩饰时,年轻妇女经常陷于两难境地。她们思想意识中木兰的立场提醒自己对他人负有义务,而作为近代妇女的立场却坚持认为她们拥有平等权利。这是一个痛苦的历程,但是革命的木兰可以安慰自己说她加入中共不是为了她的父亲,而是为了她的人民,从而她所有的服从与牺牲就有了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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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淼喵不可言2023-07-23当历史上的中国文人为妇女创造了诸如木兰这样的符号时,他们扮演了道德守护者的角色。新知识分子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宣传妇女新符号方面发挥作用。这些失向的知识分子通过鼓吹妇女解放而大大得以赋权,因为他们这样做,就采取了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并担当了新道德的领袖。尽管如此,男性所扮演的妇女解放斗士的角色导致了一个矛盾的局面:尽管他们努力切断儒家的等级社会联系,但是他们仍维护了性别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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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淼喵不可言2023-07-23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局势向新文化主义者传递了一个信息:人文主义,或者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即“人的发现”,应当包括妇女。欧洲是先“人的发现”,过了两个世纪才有“女性的发现”。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是两个发现并提,更难。⭐⭐ 真正的新女性——超越那些在男性文学表述中作为一种修辞而出现的新女性——的主体建构。***男性创作的非文学文本仅仅是一种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对于儒家文化中妇女受压迫的批判以及对于妇女解放的鼓吹,都突出了“近代知识分子拼命地想要”借性别问题来“表述自己”这一点。他攻击中国的性别体系,表达了对旧文化的疏离。他拥护娜拉,不仅显示出他对中国的等级制和父权制家庭感到失落,而且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他对于所在的社会体系中体验到的负担与束缚感到愤恨,这种社会体系是基于有等级、有区别的人际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的责任与义务(即儒家道德)而成的网络。他梦想自己成为一个拥有个体自由的独立的人。此外,他根本的危机还是源于他痛苦地意识到在被西方半殖民化的中国,他处于边缘和从属的地位。中国男性文人几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令人鼓舞的优越感被强大而“优越的”西方大大地破坏了。近代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地界定了妇女这个“受压迫的”、“低下的”社会群体,以此重新肯定了他们自身的优越性。简而言之,他们大声疾呼妇女解放也就是在表述或者说表达他们自身有意无意的渴望、冲突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