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

最新书摘:
  • 刘朴岩
    2023-01-26
    我们大可猜测一下孙中山为何为他的运动发明了一个含义为“社会主义”的专门术语。突出其立足中国的纲领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区别无疑是他的动机之一。Martin Bemnal推测,较之“社会主义”这一说法,孙中山更偏爱“民生主义”的提法。这是因为,这种提法以语素“民”作为第一个组成部分,从谐音角度来看与他纲领的其他两个口号“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更为匹配⑧。这是不无道理的。Scalapino和Schiffrin指出,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使用这一术语可能还有其他动因,孙中山大概是希望其社会政策的口号不致引起他所倚仗的海外商界支持力量的反感,或是希望用一个新术语来阻止发生在西方和日本社会主义阵营之中的激烈的流派之争在中国革命者中重演。两位作者认为,孙中山可能相信从地道汉语词中派生出的新术语能唤起中国更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①。这些猜测都是不能排除的。因于“民生主义”这一提法的命运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联系在一起,这个词也随着该党的失败而从中国大陆的政治词汇中消失。
  • 刘朴岩
    2023-01-26
    由于土神祭坛在古代中国是每个居民区的中心,“社”一词的外延也可扩展至崇拜同一神灵的某一乡镇。在前秦时代,“社”这一术语是指以25个家庭为一个行政单位的居民区。以上的引文说明,在唐朝,每个里(村庄)都建有一个土神祭坛。根据其他历史记载,当时的一个里包括100个家庭。因此,一个“社”就指100个家庭组成的地方群组。但无论是在唐朝还是宋朝,“社”这一概念很少被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的官方名称来使用。直到元朝,“社”才具有了这一功能。但其外延有所改变:一社指50户人家组成的社区。“社”这一概念除了其原有的“土神”、“土神祭坛”、“土神画像”的意思外,还可指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的祭祀当地土神的节日。《旧唐书》对“社”的这一含义有明确记载:咸亨五年五月己未,诏,春秋二社,本以析农,如闻,此外别为邑会,此后,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严加禁止。在“社”这一天聚在一起跪拜土神的人群被称做“社会”,其字面意思即“土神祭祀节上的集会”。因此,“社会”这一组合是一个限定结构的词组。
  • 刘朴岩
    2023-01-24
    在借用外国语言中的概念时,有4种把握这些概念的语言手段值得注意:1。音位的借用,即将外来词的读音借用到本族语的词汇中,这是外来语音位适应本族语音位系统的过程;2。借助本族语素来表述外来词;3。前两种方法的混和运用,即创造一些既包含本族语成分又包含外来语成分的混合词;4。字形的借用。只有本族语与外来语都是语素文字时才可能采用这一方法。在字形借用中,一个词的书写形式和含义被另一种语言所借用。被借用的这个词在借用它的语言中的音位和代表它的一个或多个字位不受其原先所在的语言的音位形式的影响。这种借用方式的基础是:语素文字语言中的语素无需先接受音位形式就可直接由各自所有的字位来表现。但最终证明可行的只是第二种和第四种方法
  • 刘朴岩
    2023-01-24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变体大大区别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究其原因就是两个国家迥异的文化和世界观明显改变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
  • 2012-02-03
    为翻译出“形而上学”这个专门术语,日本明治时期的学者们借用了宋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宋学,特别是理学,是把有形的和无形的领域区分得很清楚的。这个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朱熹曾经这样写道:“形而上者,无影无形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熹以及其他宋学的代表人物用以区别这两个领域的专门词汇可以追溯到《易经》的某个段落中去。《易经》中写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这一段中使用的“器”这个字,也成为了宋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世界上各种单个的事物。这个字的这种使用方式是基于人们的一种设想,即宇宙中的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特殊作用。按照理学来看,“器”,即单独的、具体的客观事物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当中的。在宋学当中,从《易经》里引用的“道”这个词同“理”这个词是等同的。两个词都表示了物质世界中各种各样的客观事物所归属的抽象原则,一个“概念”意义上的原始原则。这种形而上的原则,顾名思义,就是指“在物质形式之上”的原则是永恒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但是,它只能通过物质领域当中的事物,那些“出于物质形式里的事物”,才能被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的表现需要物质客观事物,也就是所谓的“器”。可以推测,日本的“keijijo-gaku形而上学”这个形式和宋学联系紧密,所以中国人很容易接收它。而这应当是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发生的,因为“形而上学”这个词被收入了1911年编写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那上面写道:“形而上学就是考究形而上之对象(即实在)对于考究形而下之对象(即现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