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一部个人史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6-14
  虽然档案是在前东德异议分子坚持下才得以开放的，但是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开放档案的动作反而强化了西德对东德的新殖民主义态度。西德人过去从来不需要像生活在独裁主义下的东德人一般，做出任何痛苦的选择，现在却坐在这个简单的抉择之上，轻松地一句“警察国家”就把东德打发掉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东德人反而在宗教领袖曼弗雷德·斯托尔佩之类人士的带领下，团结了起来。斯托尔佩在档案记录中，曾以“秘书”之名做线民，这对他号召前东德人士，不但无害，反而有益。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6-14
  正如我在自己的个案中发现的，这些情报即使在今天仍然相当有力量。过去国安部军官手上掌握的力量，转移到了高克机构办事员的手上，通过他们再传给个别的读者、记者、学者，或想要知道员工或者未来员工的档案资料的老板。一旦拿到了高克档案资料后，这些人就必须作出决策：要雇佣？要解雇？要揭发？要原谅？更严重的是，当线民两字出现，就像其后被涂黑的名字，代表的是污点。就算它背后存在着可以理解的善意，就算在法律的严格保护及公众的审慎监视下，那一抹涂黑代表的就是力量。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6-10
  是的，没有错，他回答道，虽然我对他的印象仍属片面，因为他有一些话是不会对外国人说的。根据1980年时我的笔记，他却对我说过一些话，包括那天在午餐会上说的：“我们不期待你加入英国的共产党······只希望你能很严肃地看我们，并告诉英国的人，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可是，接下来，他又加上一个个人请托：“你能不能替我在丘吉尔坟墓上吐一口口水？”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6-10
  国安部心目中，最宝贵的信息来源是“非正式合作者”，也就是线民——IM了。线民的数目大得惊人。根据东德内部统计，1988年，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的一个“正常”年份，“非正式合作者”的人数达17万，其中有11万定期提供情报，其他则提供“共谋”式服务，例如，将公寓让出来给秘密集会使用，或仅仅被视为可靠联络人等等。国家安全部本身另有9万名全职人员，其中只有不到5千名属于HVA海外情报组织。如果将这些数字与东德全部的成人数目相较的话，就表示每50名东德的成年人中，就有一名直接与秘密警察相关。即便是每一名直接相关者只有一名眷属的话，那么每25名东德人中便有一名是与秘密警察有关联。这种规模是纳粹所不能及的。1941年，纳粹秘密国家警察盖世太保的全职员工，也不过只有1万5千名，而它所涵盖的地区包括两德、奥地利，以及今天的捷克。就算将帝国秘密安全局和其他可能相关单位人员都算进去，还是无法达到国安部在东德的比例。我们无法取得纳粹时代正规的线民人数，但想要与东德政权比较，相差还很远。第三帝国当政时间虽然很短，却是在全民狂热欢迎下建立，到最后经历了五年半战争不支瓦解为止，一直非常仰赖民众自愿性的相互谴责，以控制社会内部——这是我在尘封的旧人民法院档案中发现的。然而，东德政权从一开始便不得民心，持续越久，就越需要这个庞大的线民网路的支撑。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6-10
  比较典型的，应该是我的房东夫妇。柏林洪堡大学便是替我向这对年轻夫妻租的房子。他们有知识，受过高等教育，经常观看西方电视节目，因此也非常了解外界发生的事。不过，他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个人生活中。他们在离开柏林开车半小时左右的一个小湖边拥有一栋小别墅，里面的一钉一木都是两个人亲自动手完成的。他们非常骄傲地向我展示房屋的电动打水泵、屋顶上的小阳台、为夜间打乒乓球而装的聚光灯。他们甚至在屋后搭建的一个码头。我的朋友安德莉也专注于经营她的私人世界，在柏林市郊老旧别墅区域的独特气氛中专心带大她的孩子。假日的下午，她会在慵懒的气氛中，莳花植草、骑脚踏车、到附近的湖泊驾驶帆船或游泳。优美的田园生活，尤其对孩子们而言。他们的生活隐藏在“内部移民”、“无关政治的德国人”之类的字眼之后。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6-10
  然而，我却发现自己在搬到东柏林不到十天以后，竟然认真地思考起来：“对与原来在西柏林生活时认识的人保持联络，不仅漠然，甚至······简直是积极逃避。为什么？我发现，他们大部分关心的事（相对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人类的尊严在公平、正义、和平之名下被矮化了、蹂躏了。重要的是有人只因为想要离开那个正好是他们出生地的国家，就被关进牢中，而且一关好几年。重要的是阿富汗现在发生的事情。”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6-10
  对东德这样一个建立在媒体控制、新闻检查和组织性欺骗的共产国家而言，探索性研究或批评性新闻当然是有颠覆作用的。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6-10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特殊法，小心的规定了这些档案的用途。舒尔茨女士比我先阅读了我的档案，正是规定的一部分。根据这项彻底执行的法律，工作人员应该先将有国安部受害者或无辜第三者出现的特殊页挑出来影印，将名字涂黑，再影印一次，确保即使透过强光，也无法读出那些名字。同时，工作人员必须要抽出任何与当事人无直接关系的第三者资料。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5-12
  总而言之，这个高克机构事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它是在过去可以称为“国家恐怖部”的地盘上所新建的“国家真相部”。······一个极端接收下另外一个极端。东德想必是现代史中，秘密警察组织最广泛、严密、滴水不漏的极权国家了。而新德国则是现代民主国家中，最大量将过去极权统治中的资料暴露于民众眼前的政府了。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5-12
  自古以来，几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卖看作德目的价值体系。······只有到了20世纪，我们才能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告密、揭发、举报和出卖，而且全都不再需要羞愧。它们非但不可耻，反而还很光荣，因为整套价值必须重估，在崭新的最高原则底下，它们破天荒地成了美德。于是每一个告密者都能为自己的脆弱找到最大义凛然的理由，让自己安心；每一个出卖过其他人的，也都能在事后多年把往事推给那个时代的道德错乱。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5-12
  与其抱怨“高克机构”的做法过火，不如想想这一切问题的源头。难道没有它，前东德的百姓，就会继续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吗？不，他们很可能只会继续猜疑下去。······这种事情并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会不存在的。“斯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对付自己国民的秘密警察，既秘密又显眼，它以秘密的行动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种下恐惧的种子。恐惧，乃是这种体制的基石。······一种更广泛的恐惧，似乎每一个人都会暗暗担心体制对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当局眼中到底是不是个危险的人。于是一旦他们真的找上门来要你合作，你反而变得放心了，并且想用积极的表现去换取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5-12
  这也难怪，“斯塔西”大概是人类史上网络发展得最庞大也最严密的国安机构，其正式雇员就有97000人，非在职的线民更有173000人。若以东徳人口估算，平均每5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和斯塔西相关，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间接为它服务。······东德的这一系统实在堪称完善，至少理论上它应该很清楚每一个国民“谁是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饶是如此，最后它也还是逃避不了倾覆的命运······再巨细无遗的维稳体系原来也无法挽救一个腐败的体制。······虽然“斯塔西”清楚东德的腐败，但它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败可能还是比普通的权钱交易更加深层的腐败。那种腐败就是人际关系与社会道德的腐败。
• 菇子王

  2020-06-13
  当然，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仍然可能因别人有不同的思想或行为而迫害他们。这就是我从哲学家伯林身上学习到的。他告诉我们，只有在发现人类文化之多元，看见不同的人所追求的目的是分歧，而且是无法妥协的以后，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的信仰与做事的方法的相关性。从这里开始，我们知道了容忍。在那篇著名论文的结论中，以赛亚・伯林引用了另外一位作家的话：“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分野就在于，文明人知道自己的中心信仰的相对性，但是却毫不退缩地捍卫它。”但是，还有一个更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要如何建立起一个对与错的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必须坚定到，当我们生长环境中所认定的对与错体系与这个体系不同时，能够挑战旧的体系，面对那个深植于权力体系中的价值？当我们知道我们心目中的信仰只是“相对性”正确时，我们要从哪里得到那样的勇气，“毫不退缩”、甚至不怕面对死亡？而且，我们应该如何将价值，同时也将那份勇气一起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 菇子王

  2020-06-12
  其实，德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智慧，可以用来思考档案这一回事。一种为犹太传统下的古老智慧：救赎的秘密在于记取教训；或者，在谈到纳粹主义时经常被引用的乔治・桑塔亚那（ George Santayana）说：凡是忘记过去的人必将重蹈覆撤。另一方面，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 Ernest Renan）曾评论道：每个民族都是一个有共同回忆与共同遗忘的共同体。“遗忘，”勒南说，“或者我应该说历史错误，正是一个民族历史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每个人都会有某种可以和“原谅并遗忘”扯得上关系的经验。历史上主张遗忘的名人有一大箩管。早在公元前44年，罗马的大哲学家西塞罗在恺撒大帝被谋杀的两天以后，便要求大家任过去的倾轧“永远湮灭”。两千年后，丘吉尔在苏黎世演讲，提醒大家，前首相格莱斯顿曾呼吁旧敌间学习“遗忘”。两种智慧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却无法轻易地融合为一体。我所能够想到最接近的做法，便为让时间引领大家走过发掘一记录反刍一继续前进的过程。这是我所知道的各种寻求真相但也同时妥协的方法中缺点最少的一种，适用于不同民族之间（如波兰人与德国人，英国人与爱尔兰人），适用于同一个国家的国民中（南非人与南非人，萨尔瓦多人与萨尔瓦多人），适用于男人与女人，以及你我之间。同时，它也适用与我们与他们，我们与我们，他和她，以及我与我之间。德国人，以及德国以外的人，都需要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的后半叶，德国人如何在德国的土地上再度建立起一个极权的军政府，没有用到如第三帝国的残忍手段，也没有进行第三帝国的种族屠杀，但是却无所不在地掌控了国内社会。这个国家如何操控了纳粹所建立起的心理习惯、社会纪律和文化特质，以及与纳粹同样的致命“次要美德”——责任感、忠诚、准时、清洁、勤奋。为什么这种事情可以在这么多德国人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在德国社会中继续下去如此之久。德语这个荣耀而过于有力的工具，又一次让...
• Jim Moriarty

  2018-05-13
  我从他脸上那不正经的笑容，感觉到他很怀念工作的附属部分：窃听、理解私人生活中的末枝细节，以及他们在那外交官女性身上玩的那一套功夫。我想时至今日，他大概只能够从电视和报纸狗仔队的新闻中满足他的窥伺欲了。西方定义下的窥伺狂，被定位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安全”、“公众利益”目的上而正当化了。
• Jim Moriarty

  2018-05-13
  在那之后他被人举发，说他在酒吧中行为不检，喝酒过量后对同性学生有不当的性挑逗行为。……“舒尔特”则以长达十页的报告回应这项指控，里面引用了各种参考资料，以表明同性恋在欧洲文化史中的地位。他懦弱地为自己抗辩。关于他的行为，他写道：“严重违反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以后，他将“努力不负同志的荣誉”。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6-14
  我看到了间谍工作中最吊诡的现象：背叛的关键是信任。······这么说来，不同的目的是否能够合理化相同的手段呢？两边都是做同样的事，但是一方是为自由国家而做，因此目的是崇高的，另一边是为独裁而做，因此目的是卑鄙的。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这么说起来，他们并不觉得到外国去做间谍工作是那么错误的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如此。
• 菇子王

  2020-06-08
  自古以来，几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卖看作德目的价值体系。尤其中国，例如孟子那句名言：“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蹤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可见儒家绝对不能接受对任何天然情感联系的背叛。所谓“大义灭亲”，可能是后来皇权时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于少数个案而已。只有到了20世纪，我们才能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告密、揭发、举报和出卖，而且全都不再需要羞愧。它们非但不可耻，反而还很光荣，因为整套价值必须重估，在崭新的最高原则底下，它们破天荒地成了美德。于是每一个告密者都能为自己的脆弱找到最大义凛然的理由，让自己安心；每一个出卖过其他人的，也都能在事后多年把往事推给那个时代的道德错乱。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7-06-14
  我所知道 d国安部军官，生长于贫困、被占领的土地，接受狭隘的教育，终身都被关在围墙之后，只知道接受上面交代的世界观，却不知道如何去质疑。当然，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仍然可能因别人有不同的思想或行为而迫害他们。这就是我从哲学家柏林身上学习到的。他告诉我们，只有在发现人类文化之多元，看见不同的人所追求的目的是分歧，而且是无法妥协的之后，我们才会看见自己信仰与做事的方法的相关性。从这里开始，我们知道了容忍。
• 菇子王

  2020-06-08
  “斯塔西”大概是人类史上网络发展得最庞大也最严密的国安机构，其正式雇员就有97000人，非在职的线民更有173000人。若以东德人口估算，平均每5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和斯塔西相关，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间接为它服务。在这样的一张大网底下，当年东德老百姓的生活真可谓无可逃于天地间。“斯塔西”如此规模，不只苏联的“克格勃”远比不上就连纳粹时代的“盖世太保”也要自叹不如。东德的这一系统实在堪称完善，至少理论上它应该很清楚每一个国民“谁是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饶是如此，最后它也还是逃避不了倾覆的命运，这是不是一个教训呢？这个教训的第一个意义是，再巨细无遗的维稳体系原来也无法挽救一个腐败的体制（掌握一切的“斯塔西”当然知道东德的腐败，它的头目梅尔克[ Erich Mielke]便曾亲口对下属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它的第二个意义是，原来东德干得还不够出色，它们的工作应该再聪明一些细致一些才对。至于哪一个教训更加重要，这就得看要领会这份教训的人是谁了。说来奇怪，虽然“斯塔西”清楚东德的腐败，但它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败可能还是比普通的权钱交易更加深层的腐败。那种腐败就是人际关系与社会道德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