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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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又像一首迷人的诗让人浮想联翩。“别自我放弃!”几个月前,在成功做了那场关于意第绪语的演讲后,卡夫卡写下了这句话,为自己打气。“就算没有救赎,我也要为之奉献每一个时辰。”这一句当然是在说写作这件事,听上去雄心勃勃。但是如何自我救赎,在写得满满当当的练习本里是找不到的。卡夫卡在魏玛领悟到的,是诗对生活本身的渗透,如果要配得上这样的诗意生活,而不是选择发疯或者死亡,那么,他就得默默承受被拒绝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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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文学榜样有什么作用呢?那就是为了了解什么是可能的,从而不会把自我标准定得太低。但卡夫卡却能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发现“可能”,当他发现某个三流随笔作家写出了一个不错的隐喻,或者在某部情节并不吸引他的小说里发现了一个精准的句子,他都会兴奋不已。总有作家长久拥有“内在真实”,这对于卡夫卡来说是奇迹。“内在真实”绝不是少数作家的“专利”,所以,他不关心别人“应该”读过些什么作品,也不在意某个作家在公众认可等级结构里处于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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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卡夫卡知道,无论是他的兴奋状态,还是部分听众被他唤醒的共情都无法维持长久。如果对文化丧失没有切肤之痛,也就不可能真正怀有对东欧犹太文化的热爱。即使对勒维这样的人来说,要回归文化根源也是不可能的。缺乏真实的生活环境,一时半会感受到的亲近也会渐渐消逝,它还会引发新的拒绝,因为没有人愿意徒劳地去哀悼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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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他要到别的地方寻找那种“正确的东西”,“正确的”即眼前的、真实的、没有矫饰的表达;它在写作中,在舞台上,在生活里。是的,即使是错误的东西在合适的情境下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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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这些人肩负一个使命,他们怀着一种让人无法抵抗的天真和热情在履行着这项使命。他们刚刚还带着仅有的一点家当去过当铺,一会儿就开始争论谁是心目中最重要的剧作家。他们一心宣传犹太民俗文化,向观众讲述民族故事,让人们回溯自身的来历。为此,他们必须怀着纯真和热切不断演绎各种节日里早已耳熟能详的犹太历史故事。假如一个人从未庆祝过普林节①,从未曾带着欢笑和泪水追随过犹太节日里由新人演员演绎的圣经故事,也许他就会觉得,眼前这帮观众观看两千年前的故事改编的戏剧竟会如此情绪激动,未免幼稚。但是,演员们自有种“必杀技”,那就是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一旦踏入舞台,这个只属于他们的象征世界,他们心中伤痕累累的犹太民族意识就猛然觉醒了。即使像卡夫卡这样的观众,在日记中一再提醒自己看戏时应该保持理性,也不得不承认,在民族身份认同的火热地带里,他的敏感和冲动不比那些远离文学的观众少。有些观众情绪高涨时几乎进入人戏不分的地步“当他们唱起有的歌,当听到‘犹太小孩的洞穴’的曲调和发音,当看到舞台上女演员的神情姿态,她的犹太属性吸引着同为犹太人的我们,此时没有对基督教世界的向往或好奇,我的双颊不禁颤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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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真正让卡夫卡备受压抑的是一种本质的空虚感。他害怕自己从生活中滑跌出去:他知道,他那我行我素的态度一旦提升为人生目标,他对滑出生活轨道的危险就无计可施了。“孤独终老,闭门绝户”一他早已熟悉这种感觉,妹妹们的婚礼则让他重新体验和加深了这种感觉,但终极道理是在他去世前两年才发现的:“一切取决于你愿意与否,意愿自始至终贯穿了每个时刻,每一个让你身心紧绷的时刻,是的,总是取决于你自身,结果就一无所成。西西弗斯是一个单身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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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陌生的文化、消逝的往昔,还有个人的甚至可以席卷整个社会的心理病症——这些因素构成了同理心的外部界限。但还有一个更难识别的内部界限:不加限制的认同感。越过这个界限的人不会理解得更多,往往是更少。完成自我辨认可能会有帮助,为摆脱那种毫无距离感的崇拜情结所耗费的智力上和情感上的努力,对于打算为卡夫卡作传的人而言,恰恰不是最坏的准备工作。自我认同的能力,也是任何一个想要探素他人生命的人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之一。认同对方似乎极易带来满足感,制造出自身与传主之间的亲近,我们必须懂得放弃,但这种亲近感构成了持续的诱惑:我们忍不住要去品尝它诱人的滋味。同理心能止痛一不知内情的苦恼,而不知内情却不能抹去同理心。卡夫卡生活中有几个月是一片空白的,我们手头根本没有任何资料,这些月份仿佛黑夜笼罩着记述之流。用小说式的幻想来弥补甚至掩盖这些缺失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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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另一方面,同理心是一味方法毒药,不假思索地使用它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方面,它提供了令人愉快的心有灵犀的瞬间:一个人潜心去理解另一个人的经历,然后似乎不费力气就能理解对方,或者相信自己解开了之前的疑惑。但是,同理心并非可以随意调用,它是一种复杂的能力,与“智力”的运作方式类似。同理心首先需要知识的燃料和教育的助力。没有足够知识的同理心,就像一个碾磨着空稻草的磨坊。为了能理解卡夫卡在生活习惯和作决定时的种种强迫症和神经质表现,仅靠自身的神经质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有时会起作用)。卡夫卡是家庭唯一的儿子,儿时的他在父亲带领下,每年要参加三到四个犹太节庆日。在节日场合,这个男孩总觉得百无聊赖,而一边的父亲显然在盘算着他的生意经,或琢磨着最新的反犹太主义口号。要理解这个男孩的处境,光靠同理心没有用。即使是一个从小在犹太教信仰中长大的观察者,单凭道听途说了解犹太人的历史处境,他的观察和思考也不会达到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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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这种“在场”与“缺席”的独特辩证关系直抵文学作品的核心。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堆积了无数日常琐碎和最私密的忧虑,让人无法视而不见,但他的作品同样是普遍适用性的典范。两者的矛盾与谜团也许是一块试金石,考验着人们为他写传的决心深浅。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领域很不起眼,却在世界文化史上掀起了一股冲击波,其回声至今仍在回荡,那么,不可避免地,这个人的生活世界和职业领域会被视为两个不兼容的世界,各守其法,各行其是。法国诗人瓦莱里在《莱昂纳多》系列散文的旁注里断言,“作为作者的生活不是他本人的生活”,卡夫卡则将这层意思挖掘得更深,“在艺术家本人身上,艺术和生活的立场也是不同的”。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点,但传记作者不能止步于此。他必须把卡夫卡身上这种一切都能促发思考的自觉性变成能够引发所有人思考,这就是传记作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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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纳博科夫的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说明,写一部恰如其分的传记几乎是不可能的。小说采用内视角描述了卡夫卡式的深度失眠所带来的痛苦:“当一个饥饿的人吃着他的烤肉,他只对眼前的食物感兴趣,而不会想起七年前做过的一场梦,梦里出现戴着礼帽的天使;可我呢?所有通向意识的锁钥和门户整天且同时打开着。大多数人的意识都有休息日,我的意识却得不到半天假期。持续的警醒不仅本身令人痛苦,其直接后果也是极其痛苦的。每件芝麻小事都会被无限放大,引发重重联想。它们是如此黑暗,如此令人难堪,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所以,我要么完全蜷缩在问题周围,要么就因为神经紧张而最终坏了事。”这段描述可以一字不差照搬到卡夫卡身上。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拥有这副个性,卡夫卡真正“破坏”的程度却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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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然而,在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进人了一个已被占领的空间一而且这个空间将永久地被占领。因为卡夫卡从不睡着,他水远保持警醒。他从不轻视任何一个短语,从不允许语言之流摻杂不明杂质或者乏力的隐喻,甚至躺在沙地上写明信片的时候,他也保持严谨。卡夫卡的语言不是“流淌”出来的,它却总是满溢出岸。这是一种被高度控制的语言,像一把烧红的解剖刀刺穿石头。卡夫卡没有忽略任何东西,没有忘记任何东西。虽说他常常抱怨自己心不在焉和无聊空虚,但我们其实很难感受到他的这些特质。相反,卡夫卡拥有几乎令人痛苦的永远“在场”的精神,也正因为如此,他不可接近。有一个人得醒着。于是卡夫卡把其他人逐一抛在了身后。他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变得与世界疏远,和人类疏远,在完全世俗的和荒诞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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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卡夫卡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固执而完美的方式,将语言变成了自我发展的手段。传记作者别无选择,只能拿起同样的语言工具,使用同样的语言手段,来讲述卡夫卡的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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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一张网,对,没错。所有点之间的距离几乎都是一样的。卡夫卡与强大威严的父亲之间的对峙重塑了他的犹太身份、身体想象和性生活但是,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东欧犹太文化的关注、他的优郁症和数次“结婚企图”反过来加剧了家庭内部的冲突,导致俄狄浦斯情结如一团乱麻,无法解开。为了能更看清他的人生,我们是否应该将卡夫卡与犹太性的关系与他的成长经历、阅读犹太著作、他与布罗德的友谊,还有他的“世界观”或者他对反犹主义的亲身体验放在一起考量?这些因素当中,究竟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在这过程中,最不起眼的话题转移都有可能引起根本性的变化,也许就会得出一幅错误的、颠倒的人生图景。为了理解卡夫卡生活世界的种种回声和勾连牵绊,为了能够叙述它们,传记作者可以允许自己作哪些简化呢?简化的分寸界限在哪里?卡夫卡人生主题之间的多重交互关系超越了叙事几何学的可能性,这就像人们要凭借一个三维图像来想象出一个四维图像一样,仿佛想象出它的影子。虽然可以这么去做,但每一个解决方案都将以损失细节和形象直观为代价。毕竟,在某些情形下,一根线和一个刀片会投下同样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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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歌德传的作者尼古拉斯·博伊尔在传记序言中写道:“我为读者提供的,是合成之合成。我的工作就是要处理对象的复杂性,复杂性本身比传记工作更经得起时间考验。我若不能时不时地,为某个年代的人进行这样的整合工作,那么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又有什么用处?”没有比这更准确或更真诚的说法了,也没有比这样的整合工作更富挑战性了。“合成之合成”挪用到卡夫卡身上,还获得了一层特殊的意义,可用来解释为何少有人打破为卡夫卡作传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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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在读者面前浮现出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是,“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另一个是,“这些都是怎么想出来的?”如果读者追随前一声召唤,会陷入作品诠释的密林;倘若循后一声而去,则会踏入一片生平传记的字谜方阵,费多少力也解不完。无论在日记中,还是在书信里,卡夫卡自己总是一再唤出内心深渊的图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某些力量,它让我以一种在正常状态下根本无法感知的深度潜心于文学…”“完完全全的冷漠与迟钝。一口干枯的井,水在无法企及的深处,而且在哪儿也无法确定。”类似的表达举不胜举。“真实”(Wahrheit)并非来自上面,并非神启的灵感或上天的恩赐;这真相也并非来自丰富的尘世经历,来自感官体验,来自工作或悲天悯人的情怀;真正的文学只来自“深处”,而不扎根于深处的文字,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是纯粹的“构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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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他留给我们的是一条难以通行的狭窄山脊。一边,是他微薄的生命遗产,巨大的缺失;而我们越是将卡夫卡的生存剔别剥到实在、可见的“骨骼”部分,就越为其中的缺失感到沮丧。另一边,是人们对他文学光茎的盲目崇拜,却忽略了在如此独特的文学作品背后,他牺牲了多少幸福和自由,经受了怎样的精神苦痛,甚至不幸。以上两面都不能真正反映卡夫卡的生活,两种态度里都隐约闪现着粗暴的一面。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人究竟从他的生活中获得了什么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正如我们在他难解的作品面前难免会感到惊讶一样。卡夫卡日记和书信的读者,当然也包括卡夫卡的传记作者都无法绕开这样的疑惑一除非我们像用放大镜观察标本一样不怀任何成见地观察他。不过,卡夫卡付出的代价是否太高,这个是非题却不是我们可以判断的。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群体,每一个人都会依据一定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一生,而这些标准并不能不假思索地直接套用于其他情境。而对于个人来说,这些标准同时又具有强大驱动力,甚至决定了他会在哪个方向追寻幸福,所以评论者倘若无视这些特定标准或者一味代人自己的标准,就会马上发现一个陌生人的生活如同一团解不开的谜,而评论者此时也就只能奉上一堆似是而非的解决方案,外加一些道德的注胸了。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在其莫扎特传记的前言中写道:“平庸的传记作品很不幸的一点就在于,无论对什么事,它都巴不得要在我们可理解的范围内、在我们的经历范围内寻求某种简单化的解释。”我们试图理解的人物思想越独立、越具独创性,那么诠释学的视角问题就越是紧迫。卡夫卡生命的厚度主要体现在心理世界,反映在不可见的层面,展开在一个表面上与社会领域完全无涉,但却无处不渗人社会因素的“纵向”维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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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147632692022-07-20而如果终点真的早早到来,我们便会觉得此人只活了“半生”,会说这样的生命残缺未竟,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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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蓝#2022-06-08法院本身也毫不掩饰地对案件表现得漠不关心。“在大教堂里”一章末尾一句话也许是整部小说的文眼,出自K的对手——监狱神父之口,这人说话虽心平气和,却令人不寒而栗,而这句话也是他口中为数不多的一句大实话:“法院不会要求你做什么。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也不留你。”神父这句话令人纳闷,瓦尔特·本雅明的评论同样耐人寻味:“K听到的这最后一句话,其实也宣告了法庭跟其他所有随意场面根本没有区别。所有场面都是如此,但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些场面理解为K的行为发展出来的结果,那些场面独立于K的行为之外,仿佛是在某处等候着他似的。”这句评论已直接触及《诉讼》冰冷的内核。因为那意味着,卡夫卡个人的“梦境逻辑”竟与现代社会的噩梦完全一致:对个体生活的剥夺似平在我们所有人背后悄然发生。每个人看似自由,可无论你如何选择,你永远都只是一个“案例”,与之相应的规则措施和制度存在已久,早已准备就绪,即便是你某些完全自发的举动,快乐的冲动都跳不脱那个彻头彻尾被管理、被规划好了的世界的樊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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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蓝#2022-06-01只要卡夫卡工作一天,这些关系也都在运作:职责和生活,公务和生活,组织和生活。它们在文学作品里互相联结了起来。难道卡夫卡果真还没意识到,正是那让他备受煎熬的互相渗透(也正因为备受了煎熬)才是他写作的隐秘交点吗?如幽灵一般,“卡夫卡式(kafkaesque),人们后来这样描述他笔下的世界。不过到那一段时间,卡夫卡这会儿还在梦想着升迁、加薪、度假。而他的同行约瑟夫·K则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一点点消磨着上班的时间,到被捕还有一年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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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不戒2013-09-12When I wanted to get out of bed today, I simply collapsed. The cause is very simple: I am absolutely overworked. Not by the office, but by my other work. The office has an innocent part in it only because if I did not have to go there, I could just live for my work and would not have to spend those six hours a day there, which have tormented me so much that you cannot imagine it, especially on Friday and Saturday, because I was full of my own concerns. In the end, as I am well aware, that is just talk; I am at fault and the office has the clearest and most justified claims on me. However, for me it is a horrible double life from which there is probably no way out except insanity. I am writing this in the good morning light and would surely not be writing it if it were not so true and if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