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品格

最新书摘:
  • 如林
    2019-03-27
    他迷上了约瑟夫·爱迪生的戏剧《卡托》,百读不厌,写信时还引用其中的台词。这出颇具启蒙气质的戏剧教会了他自由与美德的意涵,及成为一名古典英雄式硬汉的意义。
  • 如林
    2019-03-27
    文明是一种社会进程。假设社会以连续的历史阶段发展演进,从而开化的原始状态进化到精巧复杂的文明状态。所有国家都可能位于这种社会发展的谱系之中。18世纪晚期的社会进步理论有许多源头,但对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18世纪苏格兰社会学家——提出的“四阶段论”。他们基于不同的生存模式——狩猎、放牧、农业、商业——提出了社会进化发展的四个阶段。随着社会人口的整张,人们被迫寻找新的生存之道,而这种需求则导致社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既然文明是某种可实现的状态,那么凡是可以驱逐野蛮与物质,传播文明与教化而做的一切都理应得到支持。当约翰·亚当斯自问“何为绅士”时,他用博雅教育中的措辞回答道:“无论绅士们富裕或贫穷,出身显赫或出身卑微,勤劳或懒散,无论他们的父亲是法官、是高干、是农夫、是商人、是技工,还是劳动者,富有还是贫穷,绅士们都接受了博雅教育,拥有了一般水平的人文艺术与科学能力。”然而,不管他们出身如何,绅士绝不会让自己成为农夫、技工,或是劳动者——靠双手吃饭的人。绅士和平民间这道古老的鸿沟对于今人已无价值,但对于革命一代却有着深远的意义。它是一道分水岭,将社会结构分为两个不平等部分——就像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对立;事实上,这种军事分立与更深刻的社会分立密切相关。仅占社会总人口5%—10%的绅士是社会顶层的精英,他们足够富裕、无需工作或至少不用依靠双手吃饭,他们似乎能以一种大公无私的态度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提出,现代的商业社会中的普通人忙着工作和赚钱,所以无法对社会中的复杂利益与立法做出公正的判断。他写道,只有“那些没有特定职业的少数人才有时间与精力去审查其他人的事务”。在18世纪的美国,要让绅士们为了公共事业而放弃个人利益绝非一桩易事,在革命期间尤为甚之。许多革命领袖,尤其是那些曾在大陆会议上小赚一笔的领袖,不停地抱怨公职带来的负担,并一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