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最新书摘:
  • Tinalalala
    2023-03-11
    实际上,正如本书开始就说过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财政危机。因此,正如那位被打发到湖南衡阳看守盐仓的监察官员刘挚所言,为了理财,屠夫商贩也出进政事堂;为了牟利,针头线脑也要官府来卖。政府拼命赚钱大发横财,抢夺市场与民争利更是不争之事实。比如市易法。读过本书第二章就知道,市易法是直接导致王安石首次罢相的一项改革,从皇太后到士大夫、大老板到小市民无不咬牙切齿。这四种人看法一致实属罕见,此法变成过街老鼠却不能只怪执行官吕嘉问。事实上王安石已直认不讳,本项改革就是要与民间资本争夺利润。只不过在他看来,由于政府利薄,商人利厚,所以不必有道德和心理的负担。?国进民退啊!难怪民怨沸腾。问题是,何以如此呢?因为王安石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在他心目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人民利益的,更高于个人利益。因此,即便其新法确有利民和富民的考虑,那也是次要的。民众就算得了方便和好处,也是搭便车。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既然如此,王安石当然不会在乎民众的满意度了。
  • Tinalalala
    2023-03-11
    那么,激怒了东明县民的,又是什么呢?免役法。前面说过,免役是王安石最得意,司马光最痛恨,苏轼认为修正后可以保留的新法,核心则是差役的货币化。货币化的好处第一章已经讲过,道理则如苏轼所说,出钱的不用出力,出力的不用出钱,天经地义,各得其所。如请问,这有什么不好呢?至于东明县民闹事,则是因为司农寺负责人邓绾和曾布胡来。我们知道,差役货币化有个交多少钱的问题,数额则由县里按照财产的多少定出等级,邓绾和曾布却以司农寺的名义另设标准。民众该交的钱变多了,当然要上访。这么说,错误出在执行环节,政策是没问题的?当然有。因为此法名为免役,其实劳役没免,只是改成交钱。钱这玩意,难道可以从天上掉下来?而且正如司马光所说,农民手里并没有钱,就连地主也没多少现金。要交免役钱,只能卖粮。大家都卖粮,粮价就会跌。但是官府不管这些,催款如催命。逼急了,就只好卖房卖地卖耕牛。请问,这是利民还是祸民?不过认真说来,这只是技术问题。解决的办法,则是由民众自由选择,愿意出钱的出钱,愿意出力的出力,差役法和免役法并存。倘能如此,改革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可惜,王安石还有保甲法。保甲法的立法精神,是对农民进行军事化管理。王安石规定: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每家每户两个男孩选一人为保丁,参加军事训练;大保每天晚上轮流派出五人,在保内巡逻。看清楚了吧?实行差役法时,农民要到官府当差。现在不当差了,改为当兵,当辅警。“
  • Tinalalala
    2023-03-11
    这时是熙宁二年的上半年,变法刚刚开始。实事求是地讲,变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头脑都是冷静的,甚至考虑到了失败和搞砸的可能。神宗皇帝说,古往今来所有变革,常常是一人失误满盘皆输。王安石也直言不讳:人才难得也难知。当年尧舜和群臣共同选择鲧,尚且治水失败,何况今日变法要用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又哪能不会看走眼?所以,他们才决定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希望依靠制度而不是个人来实现富国强兵和长治久安。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一个月后,神宗询问进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草好了。不过,如今要理财,就得使用能干的人。这样一来,天下就会以为朝廷重才不重德,只知道要钱不注意礼乐教化。所以,臣请陛下考虑轻重缓急。神宗点头称是。然而很快,王安石就变得狂躁而亢奋。变化并不奇怪。熙宁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半年后,青苗法颁布施行。对于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们当然高度关注。神宗甚至派出两个宦官实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批评的意见也排山倒海般地汹涌而来,眼看就要淹没那弱小的青苗。冰火两重天,岂能不亢奋,不狂躁?不能说朝廷听到的捷报都是谄媚逢迎的谎言,李定就不像是撒谎的样子。更不能说韩琦他们是恶毒攻击。文彦博说得对:韩琦三朝宰相,难道不比那两个宦官可靠?”因此,可能的事实是,青苗法本身有利有弊,实施情况也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李定他们看见了好的,而韩琦他们发现了问题。这时,最重要的就是客观冷静。王安石却做不到,反而暴跳如雷。某日,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奉旨去中书省见他,他一开口便声色俱厉。程颢则不紧不慢地说道:讨论公事,就不能心平气和好好说话?于是,程颢被打发到地方上去做提刑官。这可真是人言不足恤。结果是什么呢?众叛亲离,就连最早将他推荐给皇帝的韩维也离他...
  • Tinalalala
    2023-03-11
    起对苏轼兄弟的看法,王安石的回答便是:那两个人啊,不过会些诡辩术,善于摇唇鼓舌、纵横捭阖罢了。王安石为什么会这样?嫉贤妒能吗?不,政治挂帅。的确,在王安石那里,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路线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决定对一个人的道德判断。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可以按照“中国式逻辑”来推定一王安石是有道德的。所以,王安石变法是道德的。变法是道德的。所以,反对变法是不道德的。司马光和苏轼反对变法。所以,司马光和苏轼是小人。这道理看起来很顺,可惜反过来也一样司马光是有道德的。所以,司马光反对变法是道德的。反对变法是道德的。所以,主张变法是不道德的。王安石和吕惠卿主张变法。所以,王安石和吕惠卿是小人。请大家想想,这种逻辑,是不是很荒唐?
  • 红楼梦未醒
    2020-04-18
    中华帝国发展到两宋,一方面是文明程度到达了顶峰,另方面是整个体制和机制都出了问题。结果,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何况北方还有人虎视眈眈,先是女真,后是蒙古,他们可不是已经变得和平的契丹,更不是菩萨。 风萧萧兮易水寒,丧钟已在刺骨的寒风中敲响。 宋,将漂浮在水面上,淹没在大海中。
  • 红楼梦未醒
    2020-04-18
    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 另一个教训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徳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且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 红楼梦未醒
    2020-04-18
    现在,似平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事实上,从熙宁变法到请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的话题。要说的是,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暗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走向专制的可能。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尽管在熙宁年间,这还只是苗头,这苗头也要到忽必烈他们把两宋文明彻底推毁之后,オ会在朱元璋父子的鲜血浇灌之下长成参天大树。当然,是别人的血。
  • 红楼梦未醒
    2020-04-12
    难讲,至少司马光对他看法不佳。他甚至认为福建人和长江流域的人都靠不住,前者阴险狡猾,后者轻佻浮躁,远不如北方人耿直敦厚。所以,当神宗皇帝问他陈升之拜相外面有什么反映时,司马光直通通地说:不好!两个宰相(曾公亮和陈升之)都是福建人,两个副宰相(赵扑和王安石)都是长江流域的。他们当国,岂能指望风俗纯朴?----地域歧视,古已有之?
  • 莫羡
    2019-10-05
    何况帝国对于何为诽谤,何为劝谏,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结果便只能凭皇帝的一念之差。甚至就连统治是否开明,政治是否文明,也没有谱。因为皇权本是钟摆,往左摆到底就是专制,往右摆到底就是动乱,正好停在当中就是开明。但,能不能停在当中,能够停多久,只有天知道。
  • 北纬
    2018-11-23
    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 北纬
    2018-11-23
    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
  • 江户川柯镇恶
    2017-06-07
    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 江户川柯镇恶
    2017-06-07
    实际上,改革有稳健和鲁莽,聪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败,却没有道德不道德。为改革措施贴上道德标签,只会断了听取意见进行调整的后路。更严重的是,还能使人疯狂。
  • 江户川柯镇恶
    2017-06-07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上殿叫取圣旨,进殿叫领圣旨,出殿叫已得圣旨,人称“三旨”宰相。
  • 肉师傅
    2017-05-14
    孺子就是小孩子 。春秋时 ,齐景公跟儿子做游戏 ,自己嘴里咬着绳子扮着牛 ,让儿子牵着走 。没想到他儿子一跤摔下去 ,景公的牙齿就断了 ,从此留下 “孺子牛 ”的典故 。
  • Tinalalala
    2023-03-11
    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事实上,从熙宁变法到靖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睹。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的话题。要说的是,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暗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走向专制的可能。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尽管在熙宁年间,这还只是苗头,这苗头也要到忽必烈他们把两宋文明彻底摧毁之后,才会在朱元璋父子的鲜血浇灌之下长成参天大树。当然,是别人的血。但,王安石仍然难辞其咎。他的儿子王雾不是扬言要把韩琦和富弼的人头挂在街上吗?自己不也五次三番提醒皇帝尧舜处死了鲧吗?他的保甲法不也像商鞅,散发着法西斯的味道吗?凡此种种,请问离专制主义又有多远呢?留下的教训,更是惨痛而深刻。毫无疑问,王安石是改革家,他的变法也是改革,而且是必要的改革。这让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许多同情,尽管某些同情不但可笑,还很廉价。幸运的是,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另一个教训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问题是,以当时的情况,王安石不改革,行吗?改革而不动用公权力,不依靠政府部门,行吗?也不行吧?这恐怕...
  • 肉师傅
    2017-05-20
    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的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