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anda

• 蓝藻 ~

  2022-02-06
  最后，联大不得不同意开设三民主义课，但它对这一规定执行得很巧妙。这门课的责任落在了陈雪屏身上，他是教育心理学教授，领导联大三民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主席。陈雪屏洞悉人情世故，深知联大师生不堪忍受在“正课”讲授党义的举动。于是，他把这门必修课变成夜间的系列讲座，邀请著名教授演讲，以增加课程的重要性和权威性。例如，请冯友兰讲演孙中山的哲学思想，请伍启元谈论三民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构想。1943年初，教育部下令，教学大纲须围绕蒋介石的新书《中国之命运》的主题展开。让学生对三民主义产生兴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北京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写道，除了三青团成员，几平没有学生上这门课。据一位现居美国的1943届毕业生回忆，甚至忠诚的三青团成员也不把它放在心上。“虽然教育部规定只有通过这门课才能毕业，但联大从未遵守过，而是自行授予学分。“有些老师只要求学生定期上交读书报告，但也不过是摘抄几段话，应付检査了事。许多校友根本不记得有过这样一门课，更别说是一门公共必修课，也就不奇怪了。从1942年秋天开始，除了三民主义，全国高校的学生还须修习一门伦理课。这门新增的必修课是应蒋介石个人要求开设的，像一位批评者所讽刺的那样，其内容是“阐述先哲嘉言懿行，暨伦理道徳方面多种基本概念，用以砥砺学生德行，转移风气”。这门课有两个学分，由冯友兰讲授。他从自己的《新世论、《新原人》等著作中抽取部分内容来讲解。他在室外演讲，一度还有些听众。但是，跟三民主义所享受的“待遇”一样，上课人数逐渐减少。1945年秋，这门课悄无声息地从学校课程表上消失了。
• 深山夜读

  2012-06-15
  在中国东部沿海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群体，对纽约和伦敦的思想潮流的了解，远超过他们对本国农村生活的肤浅了解。他们会欣赏美国电影、法国诗歌和德国形而上学，却不能与五六英里之外的村民谈论农事。他们在社会上是精英，在思想意识上是世界主义者，在政治上是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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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6-03
  在教学上，吴宓很重视宏观的主题。谈到大自信（great self-confidence）时，他会强调希腊-罗马、基督教、佛教和中国儒家传统之间的相互比较。他在一种文化与别的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跨越几百上千年，还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让本科学生惊叹不已。当沈从文晋职时，这个闻名遐迩的现代短篇小说家被许多人贬为学术上的无名之徒，吴宓却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以不懂西方语言之沈氏，其白话文竟能具有西方情调，实属难能。”他说，鲁迅这位左翼的宠儿其实并非左倾，并把他与右翼的英雄尼采相提并论，作为一名作家，鲁迅因其深爱世人，故有愤激之词。还有一次，《新华日报》试图把他与保守的战国策派联系在一起，对此他坚决反对，愤愤不平：“我自有主张，故非战国策派也。”1947年，《围城》面世，该书作者钱钟书曾在联大人教过一段时间，小说人物涉及一群冬烘学者，并以联大教授（包括吴宓）为原型。其他同事大肆抨击小说作者，吴宓却没有加入这支义愤填膺的队伍，反而宣称这部小说“百读不厌”。后来他抛下妻子，公开宣布自己爱上了另一个女子——毛彦文。在悲剧性的浪漫主义的绝佳传统中，他与毛女士失之交臂，而后在诗作里哀叹自己的“错过”，这使他受到道德文章、讽刺诗歌和刻薄漫画的嘲弄。吴宓始终关爱女性。学生了解他内心丰富的感情经历，所以总是把他当做知己。有位年轻的女士向他坦承自己和一个已婚男子坠入了情网，吴宓劝她：“别害怕，勇敢去爱吧！”1942年，在昆明迷人的春天最绚丽灿烂的时候，一对年轻的夫妇服毒自杀，赤身裸体死在床上。得知这一消息后，吴宓热泪盈眶。“美啊，美啊！”他感叹道。
• CLK

  2012-05-28
  直到龙云被推翻以后，联大群体开始意识到，它曾获益于中国国内的分裂。如同五四时期蔡元培的北大，联大获益于国内的政治权利真空，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免受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控制。然而，一旦国家领袖强大到足以把权利伸进中国校园，学术独立的日子也就更加遥遥无期了。联大群体在1945年意识到的事情在1949年之后变成了不可逃避的现实：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盼望的政治统一，将从他们手中夺走对学术生命力最为关键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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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5-14
  联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本科生，但教授传授的却是自家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人云亦云易于理解的“大路货”。历史学家陈寅恪讲授隋唐史时，在第一堂课就告诉学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 匪七

  2012-06-22
  吴晗借古讽今的做法并不局限于明史。当他怒斥汉代“外戚干政”时，只有最愚蠢的傻瓜才听不出这尖锐的讽刺是指向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本人的。他的通史课由于尖刻的嘲讽而富有生气，吸引了大约五百名学生，这么多人只有食堂才能容纳得下。
• 匪七

  2012-06-22
  在同事白英（Robert Payne）看来，闻一多“能够敏锐地把握联大整个群体的思想”，并把他对中国学生的影响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相提并论。抗战后期，他被视为联大的完人——富有创造力的学者，精力充沛的老师，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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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6-03
  曾昭抡从不循规蹈矩，不过他的身世相当显赫。著名的保守派改革家、镇压太平天国叛乱的曾国藩就是他的先人。他的妻子俞大絪担任西语系教授，是重庆政府兵工署署长、后来的军政部次长俞大维将军的妹妹。然而，曾氏夫妇俩关系颇为紧张。她没有陪同丈夫来昆明。据说，曾夫人坚决要求，凌乱邋遢的丈夫只有洗过澡后才能亲近她。在政治上，他讲究原则，从不模棱两可，而且，他对时事走势，条理分明，目光如炬。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和他的推断仅相差四时八小时，而地点完全一致。曾昭抡对人类处境充满好奇心，对体验人生向往不已。他热切参加从长沙出发的旅行团，并坚持全程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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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6-03
  雷海宗记忆力惊人，授课时不带片纸只字。讲授“西洋中世纪史”时，提到数十位欧洲哦统治者的姓名和在位时间，他都能信手板书；而他讲中国通史，说到皇帝、大臣和文人，他如数家珍。学生会记下每一句话，因为雷海宗的小测验要求掌握精确的史实。然而，他绝不是书呆子。对他而言，史实细节是精心设计的历史大厦的建筑材料，而他就是一位建筑大师。他热衷分析文明的兴衰。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以淝水之战（公元383年）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周期。他在《文化形态史观》中阐述的宏大理论，最初曾在联大课堂上讲解过。1946年，他坦率直言，坚决认为苏联出兵满洲延续了沙皇俄国帝国主义的做派。同别人辩论时，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滑下来，爱国热忱压倒了理性，这是一个罕见却发人深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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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6-03
  清华的闻一多是中文系的大师级人物。在昆明，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文字学研究。在研究《诗经》、《楚辞》、《易经》、《庄子》和《管子》等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和哲学著作时，他别出心裁，新见迭出。后来，对古诗的兴趣引导他转向研究社会、风俗和神话。刘文典是个颇为自负的学者，对此他毫不掩饰，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价值。他鄙视那些在学识水平上不如他的人。传说他认为世上只有三个半人真正懂得道家的经典著作《庄子》，其一就是他自己，在这方面他是公认的权威，其二是庄子本人，其三是另一位中国学者，剩下的半个是日本人。刘文典的名气也得益于他为《淮南子》作注，以及他在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方面的论著。他最吸引人的学术招牌不在课堂上，而是关于《红楼梦》的课外演讲。联大有两位公认的红学专家，刘文典是其一，另一位是吴宓。吴宓的诠释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而刘文典的讲解是寓言式的。1944年春，两百多人来听他关于《红楼梦》的四个系列讲演。一天晚上，听众挤到了教室门外，演讲因此改为露天进行。他手握话筒，坐在台阶顶端的椅子上，在月光下显得又瘦又小。他猛吸了几口烟，然后开始讲解小说的女主人公——林黛玉和薛宝钗，声调抑扬顿挫，不疾不徐。他认为，她们的生活代表了人类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听众几乎呆住了，完全沉浸于此人此景此情之中。当沈从文晋职时，刘文典勃然大怒，他声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副教授，那我是什么？”一天，大家正往山上跑警报时，他注意到一位同事向同一方向逃跑（根据某人报告，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沈从文）。他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
• Tim太阳战士

  2012-05-26
  闻一多遇刺三年后，共产党上台执政，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摧毁”*联大的自由遗产。——*引号系简体中文出版者所加
• 玉壶冰

  2012-05-20
  同别人辩论时，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滑下来，爱国热忱压倒了理性，这是一个罕见但发人深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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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5-13
  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四十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长髯飘逸，一袭长袍，四十三岁的冯友兰在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冯友兰年长四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拐杖，步伐却很矫捷。戴眼镜的谦谦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十三种欧亚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她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具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家及其妻子赵萝蕤。夕阳西下，他么并肩徘徊，直叫人感叹“只羡鸳鸯不羡仙”。那边，有位先生身穿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他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上前去，施礼过后，向他请益学问。钱穆解释道，“中国学问，不是只凭一点浅近的逻辑所能理解。譬如说《论语》讲‘仁’，你把所有讲‘仁’的话，归纳排比在一起，就可以下个定义，这就算懂得‘仁’了吗？”照此看来，有个学生把晚间湖畔漫步比作古希腊的巡回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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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5-13
  有些教授住在歌胪士洋行，闻一多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住在二楼，一心钻研学问，极少离开避难的书斋，为此赢得“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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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5-13
  相比之下，别的教学单位师资阵容显然比较充实。例如，历史系有陈寅恪、姚从吾、毛子水、刘崇鋐和钱穆；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和刘文典；经济学系有陈岱孙、陈达和李卓敏；政治学系有张佛泉、崔书琴和王化成。由冯友兰、罗庸等学者在衡山创建的哲学研究会恢复活动。学生簇拥着去听优生学家潘光旦的社会学讲演、“红学大家”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的专题讲座。钱穆的“中国通史”即使在早晨六点到七点上课，仍然很受欢迎。一身中式蓝布长袍，脚穿布鞋，戴着黑边眼镜，这位年青结实的教授踏上讲台，不带讲稿，娓娓讲述中国的历史。浓重的无锡口音，加上手势和肢体语言，钱穆使繁复的历史场景变得栩栩如生，巧妙地把入迷的听众引进另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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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6-03
  （陈寅恪）出身于著名的官宦世家书香门第，辛亥革命时期负笈海外（主要是哈佛、巴黎和柏林），而在此之前，他就被视为研究本国文化遗产的权威。20年代初回国时，他通晓希腊语、拉丁语和几种仍在使用的欧洲语言，此外他还会满文、蒙文、藏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有位传记作家说，陈寅恪能够用“大约十三种文字”阅读，但他以前的一位学生、后来的同事向我保证，陈先生懂得的语言还不止这个数。不久他加入清华，与梁启超和王国维并称“三大导师”。到清华不久，他就被称为“教授的教授”。包括清华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在内的同事都去听他讲课，远近的学者对他肃然起敬。日本汉学家和田清（Wada Sei）在孙毓棠的清华成绩单上发现陈寅恪的名字后，立刻豁免了孙在东京帝大的入学考试，并允许这位青年进入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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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6-03
  不管是联大精神的批判者还是拥护者，他们都承认，个人主义是这座学府的鲜明特色。在当代中国生活过的任何人都可以作证，个人主义在那里远远没有死去，但它与联大盛行的那种个人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联大开设的大量课程，以及住宿、课外生活和实习工作，都鼓励自由选择。而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的控制，铲除了个人自由的社会基础。在今日中国，个性言论的展示是与现存的制度背道而驰的，要么就是对当局的反抗。有一个理念与个人主义密切相连，那就是，知识界每个成员都有权利追求真理。尤其是战争初期，在犬儒哲学和失败主义还未泛滥成灾之际，奔赴昆明的唯一目的就是探寻真知。怀着敬畏之心，用科学方法探求真理，这意味着客观独立的调查，实验的技能，以及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官方强制推行的正统观念，联大一概置之不理，就像一位大一学生所观察到的，“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一进去有一个月的新生训练，灌输什么校史和‘总裁概论’。”学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追寻真理，而且可以用否定性的、破坏性的或相对主义的结论，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1945年10月龙云的突然下台为政治压制打开了方便之门，这凸显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悲哀的现实处境：偌大的中国，无法像西方那样为自由提供法律的保障，自由之花只能在权力的罅隙里偶尔绽放。每次，这个国家统一强大之时，个人自由总是首当其冲，沦为牺牲品。学术自由，在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和龙云护卫下的昆明臻于顶峰，却不见容于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摧毁。从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派大搞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从中得到一个明确的信号：只有放弃自我——骄傲的、独立的、批判的自我——他们才能与新社会共存。爱国与生存成为不可兼得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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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6-03
  华罗庚是联大——其实，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在格外注重洋文凭的学术界，他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年过大学，却能在大学任教。他在剑桥进修期间，也没有获得学位，却成了联大的教授。与他非同寻常的坎坷人生相比，华罗庚在战时昆明所遭遇的孤独和艰辛，要渺小得多。从江苏省金坛初中毕业后，他被送到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当店员的本领。由于擅长打算盘，他被安排在家帮忙做生意，但他真正爱好的是数学。还是个青少年时，华罗庚发表了一篇论文，对一个有名的数学理论提出质疑。受伤寒症的影响，他不良于行，而在这个时期，他因为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而小有声誉。如果他的论文没有被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后来的云南大学校长）发现，这个初出茅庐的天才很可能会在偏僻的家乡度过余生。清华同时认为，一个不能进入“欧美同学会”的人根本不值得重视，但熊庆来对此不以为然。1932年夏，熊庆来前往金坛，以练习生的名义和每月三十元的薪金把华罗庚引进清华。华罗庚旁听各门课程，并学习外语，很快在清华谋得职位。1936年，他获得奖学金去剑桥大学深造，于1938年回国。他不愿花时间获取学位，也不需要它。已享誉国际的二十七岁的天才，以教授身份加入联大。
• 不知

  2012-05-05
  联大的成就并不限于学术方面。面对武装暴力和政治压迫，它刚毅坚卓的精神激励了历经患难的知识分子，他们兢兢业业，孜孜矻矻。到40年代后期，内战摧毁了自由、宽容与温文和平的基础，而这三者决定了通才教育的未来。后来的历史证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暴政和草菅人命，确确实实可能被某种更为糟糕的体制所取代【这句碉堡了】。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压制。
• 不知

  2012-05-05
  统一思想之外，毛泽东与其同僚还追求社会大同，以期绝对平等。毛泽东无法接受特权精英群体，该群体由学者、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受到实力雄厚的官僚集团的保护。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联大校友及其他学界权威都被揪出来批斗。批斗正中靶心，因为这种社会平等与联大师生所广泛共享的理念截然相反。由于身处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这群知识分子并不接受“世界大同、人人平等”这种教条，更别提“贫农和工人的道德优越性”这种意识形态了。即使是在大学校园里，梅贻琦也堪称楷模，他虚怀若谷、朴实无华、亲切平易。在他眼里，教授是高级物种，资深教授更是寡头集团。 在中国历史上，饱学之士与目不识丁者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孟子所谓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并没有消失。抗战时期艰苦的条件可能模糊了各阶层的界限，上层精英跟平民大众一样，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但患难与共并不意味着志趣相投。虽然吃着平民百姓的苦味米饭，知识分子却喜欢单独开小灶。到了20世纪，这种现象比过去更加严重，学富五车往往意味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般而言，受过现代教育，经历都市社会生活，其结果就是莘莘学子与普通百姓更加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