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

• 闻夕felicity

  2022-07-14
  虽然儒家经典中无相关定规，但在清朝期间，贞女婚仪日趋标准化(虽然仍有地区差异)，基本上据正常婚礼修改而成。喜庆的因素大体除去，但并非传统婚礼中的所有仪式都弃而不用。有时，贞女新娘戴着传统的新娘头饰，穿着新娘的衣服，坐着新娘的花轿。[259]但对于新郎缺席这个问题，必须有创新之举来解决，于是贞女婚礼又吸取了丧礼的因素。比如在江苏南部的一些地区，人们在婚礼上设一个“魂帛”。“魂帛”是葬礼的用品，乃把一段白绸子扎成人形，有头、耳和腿，腿上写着死者的生卒日期。[260]新娘“奉魂帛为匹偶”举行婚礼。[261]最常用来代表已故新郎的是牌位，由此出现了贞女婚礼的一个通用名称，叫做“奉木主成婚”或“抱主成婚”(见图6. 1)。[262]从词名可以看出，和正常婚礼中新娘新郎并排而立的情形不同，贞女新娘是捧着死去未婚夫的牌位举行仪式的。“抱主成婚”的做法似乎源于明中叶，随着时间推移日益被接受。[263]画家吴友如就描绘了十九世纪80年代的这样一个场面。有的新郎家也会对婚礼做一些调整来表示对贞女新娘的感激。比如王自瑶的公公很为她的守贞行为感动。在自瑶向她已故未婚夫的肖像跪拜后，他告诉她不要马上以媳妇的身份行礼。他含着泪，朝西叩头四次。自瑶答拜，朝北叩头四次，然后才行了“成服”之礼。[264]这段记载很像1806年的一个例子，当时夫家请新娘朝南而坐(这是最尊贵的位置)，接受公公婆婆的叩头。[265]公公婆婆对贞女新娘的敬意提高了新娘的地位，这与正常婚礼中新娘的次等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
• 闻夕felicity

  2022-07-14
  贞女守贞终生的生命历程，受到母家和夫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其他一些变量的制约，但对这个历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她与众不同的身份角色。贞女被赋予的道德权威，在不同程度上转化成了一般年轻女子无法拥有的影响力、社会保护甚至权力。然而，给她带来荣誉的特殊身份也是使她易受侵害之根源，由此给她带来种种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情感问题。无论是被赞美还是被同情，贞女都被看成为崇高理想而牺牲了青春和幸福的悲剧英雄。她的母家和知识精英则担负起家庭和社会责任，为陷入纠纷或遭受困难的贞女提供急需的支持。从根本上来说，这些贞女的故事是一则则关于抗争、意志、自制、隐忍的不寻常故事。她们的独特经历显示了年轻女性的意志力。贞女对自己的特殊地位有高度的自觉意识。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来自社会的怀疑目光的审视，她们恪守一套共同的行为规则，既遵守当时通行的社会性别规范，又履行贞女独有的、具有仪式意味的生活。她们以强大的忍耐完成了年轻时的承诺，矢志不渝，终生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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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7-14
  明清的一些学者注意到，立志守贞成贞女，与这些女性的年龄有很大关系。他们指出，大多数贞女都是十几岁，还没有多少生活经验。比如，李慎传就写道：由于她们“情窦未开，世故未熟，骤闻美名，岂有不愿！”[206]她们在不完全明白后果之前就迅速下了决心。这个举动是年轻女子一时冲动之下做出的。[207]王效成指出，贞女是为当时的风尚所激动。他们追随自己一片年轻纯洁的心，没有深思熟虑。[208]这些说法都强调了年轻女子天真冲动的一面，却很少考虑到她们的选择从根本上来说受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制约。不过，这些说法的确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历史问题：年轻女子是如何获得作贞女的“美名”的？换言之，作贞女的想法如何传递给女性并影响了她们敏感的心灵？很多历史因素都可以塑造年轻女性的心灵，比如对道德英雄主义的文化迷恋，强调道德修养的理学教化，政府和文人对女性贞节的大力弘扬(表现为公开表彰贞节女性的祠、牌坊、墓、碑)，这一切都建构了意识形态的、既实体又象征的环境和氛围，有力影响到年轻女性如何看待世界和社会性别角色。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贞女理想得以传播的其他一些情况。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中，女性主要通过家庭来吸取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那么在明清时期尤其如此，因为明清时期的性别体系非常歧视在家庭之外活动的女性。在精英家庭里，性别规范被严格遵守，使家庭对年轻女性的精神发展产生的影响更为强大。从宋景卫的情况可以看出，家庭的道德传统在塑造年轻女性的世界观和道德价值观上起了重要作用。贞女们为自己能继承家族传统而骄傲。再举一例。言贞女是孔子的弟子子游的第七十世孙，她骄傲地自称是“礼宗之女”。[209]一些贞女也可能直接受到了自己家中近世祖先的义烈行为的启发。比如，宋贞女(宋实颖的女儿)就来自“贞孝”之家。1645年，满洲兵至，她祖母带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媳(宋的母亲)跳井自尽，结果祖母和一个儿子死去。[2...
• 闻夕felicity

  2022-07-14
  这类逸闻同时还暗示了贞女心灵世界的另一因素：即相信来生来世。如果贞女笃信自己的灵魂死后尚存，而在来世里和未婚夫能最终团圆，那么，死亡似乎并不可怕。贞女相信来生这一点，在前文所述的她们在自杀时穿上婚服或佩戴聘饰的细节中已略见一二。此外还有更直接的例证。
• 闻夕felicity

  2022-07-14
  《张家才女》(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一书中，详细描绘了常州张家如何体会到与一个难以相处、性情不稳的贞女共住同一屋檐下的痛苦滋味。法贞女是张惠言的弟弟张琦(1764—1833)已故大儿子的未婚妻。据说她常常“大怒”(有材料表明她大概精神上出了问题)，尤其给未婚夫的弟媳带来痛苦，因为弟媳在两者等级中的地位较低[59]。类似的情况肯定会让任何家庭在接纳贞女这件事上徘徊犹豫。
• 闻夕felicity

  2022-07-14
  文人之外，普通百姓对于贞烈的想象常常和超自然的现象相交织，为迷信所吸引。早期贞女描述中的民间信仰的潜流，在明清的常规话语中从未被切断过。有的明清贞女故事写道，即使受到恶鬼侵扰，贞女的德操最终会战胜恶鬼。清初的一个故事说到某一贞女家中闹鬼，家具不搬而自移，物件不点火而自燃。但是，贞女一念诵佛经咒语，鬼即消遁。贞女的亲党要请和尚来逐鬼，遭到贞女的拒绝。她说：“岂有孤嫠之室而致僧逐鬼者乎？”贞女认为让男人来家中驱鬼是不合适的，因此她断然决定绝食而死。这时，那鬼“乃作人语”，向她道歉，此后便消失了。[289]超自然的传言甚至可以把贞女在她还活着时就变成女神般的人物。在下面的叙述中，山东禹城的司贞女被当地人视为活神仙：癸亥，乡疫疠大作。有巨眼鬼长二尺许，结队叫啸诸病人家。或夜闻巨眼鬼相诫：“明日日晡时，碧霞宫宫娥当来[290]，我等散去，毋犯也。”病人家使人伺宫娥，至期见妇人携幼子就立门檐下，问之，则贞女归宁母家，而避雨于此者也。于是避雨家病人病竞愈。越数日，贞女归，众男妇执酒浆遮道，挽碧霞宫宫娥过其家，却巨眼鬼。贞女曰：“吾鬼妇，而鬼畏我乎？何诳也。”不顾而去。[291]在贞女愤怒的回答中我们看到村民对贞女的一种很强的迷信想象。贞女的法力并不得之于她的贞节高行，而是因为她嫁给了死人。和死夫结合，把她从普通妇女变成了一个超越阴阳界的灵异的人。对百姓和甚至一些精英来说，贞女与未婚夫成亲和与“鬼”成婚无异。赋予贞女以灵异之力，与儒家文人不无干系。很多文人被类似的故事所吸引，并形诸笔墨加以传播，因而起到了强化这种观念的作用。比如，袁枚就说“物近仙神则灵，近节烈而亦无不灵”。[292]很多节烈妇女的传记都有这类情节：邻里着火了，但烧近她家火就熄灭;大浪倾覆了很多船只，唯有她乘坐的船只无恙;她自杀后仍面目如生;她尸身所在的房间弥漫着香气。[293]给贞节妇女立祠，其目的是纪念其灵魂，但...
• 闻夕felicity

  2022-07-14
  为贞女(或任何其他有奇德异行的人)修祠之举，植根于古老的英烈崇拜和灵魂信仰。对政府和儒家精英来说，祠具有告慰死者灵魂，激发百姓向善的双重功能。有的学者就声称，瞻仰这类筑物可以带来精神更新。
• 闻夕felicity

  2022-07-14
  与政府的有局限的、不统一的、有时腐败的奖励体系不同，官僚体制之外的文人表彰贞女的活动则自发而迅速，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其触角可达僻壤穷乡。德高望重的文人出于责任感，觉得必须将贞女的事迹记录于史传。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这类作品背后的关注点与清初的不同。在满人政权稳固、“复明分子”凋亡殆尽后，贞女作为政治象征和文人借以抒写其亡明之思的对象的意义消退了。随着政治象征主义的弱化，清初文字中的政治抒发的痛心语调消失了。代之而起，十八、十九世纪的文人往往受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感的驱使，来撰写来自亲戚、家族、朋友、乡里、辖区(如果他们在政府中任职)内的贞女的传记诗文，或以撰写贞女诗文来回击对贞女的批评。但是，并非所有撰写赞美贞女作品的人都是贞女的热情支持者(见第7章)。虽然文人热心于记录和宣传贞女的原因不一而足，许多作者(尤其是那些亲眼看到节妇“苦节”生活的人)有一种共识，那就是，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可以弥补政府旌奖体制的不足，因为政府的旌表体系未能表彰所有值得表彰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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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7-14
  雍正朝旌表政策的强化导致了被表彰的贞女数量的激增。在康熙朝，被旌贞女的年平均数(除去自杀的)为1. 05个，而在雍正朝达到每年16. 54个，为康熙朝的16倍。朝廷嘉奖的扩大的势头，在后继诸任皇帝那里继续发展。无疑，雍正做出这些改变，并非为了安慰贞烈妇女的灵魂，而是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这位精明强干的皇帝于45岁登基之初，立即着手改革吏治。[231]旌表和普建节孝祠，可以看成是从底层塑造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有效措施[232]。此外，他似乎有意用旌表来定义自己的执政风格。康熙对官员比较宽容，而雍正驱动官员强化旌表的做法，表明他不会完全追随已故父亲的步武。类似地，乾隆登基后也迅速放弃了雍正的政策(在雍正朝，女子殉夫只作为皇恩的例外而得到表彰)，使殉夫妇女成为朝廷奖励的常规接受者。在权力过渡之时，改变旌表政策似乎方便地、安全地强调了新君给朝廷带来的新的治政风格。在乾隆朝，当殉节贞女被例行旌表，守志不殉的贞女的旌表人数也在增加。这部分是因为乾隆的新规定：50岁之前死去的贞女是常规的旌表对象。[233]被表彰贞女的年平均数(除去因殉夫而被表彰的外)是24. 78个，比雍正朝增加了50%。[234]统治着中国这一民族多样、人口众多，繁荣昌盛的广袤疆土的盛清君主们，自然很乐意以旌表的方式炫耀浩荡皇恩。此外，旌表政策的放宽，也可能是为了迎合汉族士绅，因为节妇贞女请旌大都出自汉族士绅之手。而且，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在乾隆末年时已很明显)，朝廷的慷慨奖励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235]毕竟，旌表的终极目的是树立堪为楷模的道德举动，以鼓励民众的正面行为。对乾隆来说，推广旌表还有个人的一面。当他还是太子时，他父亲雍正皇帝任命朱轼(1664—1736)为他的四个老师之一。朱轼是他最崇拜的老师，也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236]正在那时，朱轼的贞女女儿去世了。朱轼的好友蔡世远(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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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7-13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魏象枢的热情同时可能也令他尴尬。魏象枢写的祭文用类似当时其他人的语言称赞宋典，说宋典代表了最高形式的忠贞。但贞女的忠贞与魏象枢自己的事清选择形成了鲜明对照。宋典为忠贞殉夫，而魏象枢在明朝中举，转而献忠于异族君主。魏象枢作为公共道德的大力鼓吹者，似乎力图把贞女案例化为己用，用贞女事件掩饰自己的污点，在自己身上投射道德守护人的形象。当时，为新朝服务并仕途坦荡的不只魏象枢一人。实际上，与魏象枢同时的很多地方官和朝官都曾为明朝皇帝服务过，他们占据着府尹或县令之职，构成清初地方行政机构的主体。清初文人表彰贞女的激情来源于对明清嬗变政治危机的深重感受，其长远的影响从本书下文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来。贞女现象本来是可能被抑制的，但是，清初文人的顶礼膜拜为它的发展注入了力量，并为后人评价贞女确立了道德标准。诚然，贞女现象此后赖以发展的政治与文化气候与清初很不同，但本章提及的很多文人儒士在清朝余下的时期里享有盛誉，他们的著作成为整个清朝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对造就后人的思想观念起了重要作用。
• 闻夕felicity

  2022-07-13
  的确，魏象枢就是满人政府依靠的那种汉人官僚。他热衷仕途，处事干练，尤以敢言著称[179]。《清史稿》的作者评价说，魏象枢“廉直謇謇，能规切用事大臣，尤言人所难言”[180]。他的文集很能证明这个评价。文集中包括80多篇疏，很多是揭露政府弊病，或者为新朝提出政策建议。但魏象枢的忠诚不能仅仅用政治热情来解释，毕竟，他怀有建立理学的有序社会的抱负。他从早年起就“欲综名教为己任”，在任职于清政府期间，他为自己的理想做出了不懈努力。[181]颜李学派严刻的道学家李塨(1659—1733)评论说，清初几十年，在举荐著名理学家入仕这方面，魏象枢是最有影响的官员。[182]像其他理学家一样，魏象枢也希望通过有德女性的道德楷模，使腐败的社会风俗得以净化。在为宋典写的祭文中，他说，“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为妇死节，皆人伦之大，风华之美也……若夫娟娟弱息，伉俪未谐，方在纳采之年，遂引于归之义如宋女者，尤奇中之奇，古今所不多见者也。”[183]为了更全面理解魏象枢的努力，我们应进一步将其放在清初政治史的语境中。当宋典事件正在展开时，清朝刚刚建立二十几年，新政府仍努力把全帝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反满情绪强烈，叛乱频繁，朝代更替的动荡毁掉或破坏了地方政治结构。魏象枢和他的同仁怀着很大紧迫感，力图恢复地方法律和秩序。鼓吹宋典这样的楷模，不仅能给当地民众树立道德榜样，也有助于新政府将地方重新团结起来。公祭、写赞美的诗文这一类活动，有助于确认地方精英在社区中的领袖地位。就魏象枢而言，担当领袖角色的压力可能是很大的。当魏象枢组织纪念宋典的活动时(他为此投入了大约两年时间)，他的政治生涯正处于低谷。他不在朝中，前途未卜。[184]对于像魏象枢这样热心从政的人而言，这种处境可能更不好受。在地方道德活动中扮演领袖角色，不仅可以重新确认他在地方上的地位，也可表明他对新政权和新登基皇帝的不变忠诚。魏象枢通过参与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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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7-13
  妇德与政治忠诚之间相互影响的最佳象征，当推顾炎武(1613—1682)的贞女母亲。她出身书香门第，据说年少时就一心实践古人的德行。[112]在未婚夫不幸死亡时，她才十七岁。她几天不吃饭，然后父母才同意她去吊唁。十一年后，顾炎武出生(是她已故未婚夫的堂兄弟所生)。她把幼儿过继来，作为已故未婚夫的子嗣。[113]她极孝顺，曾私下里切掉了一个手指给婆婆做药。由于她的杰出德行，明朝廷授予她“贞孝”的称号。顾炎武回忆说，嗣母喜欢读书，“尤好观《史记》、《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而于刘文成、方忠烈、于忠肃诸人事，自炎武十数岁即举以教。”[114]刘文成(刘基)、方忠烈(方孝孺)、于忠肃(于谦)都是明朝最受尊敬的大忠臣，其中方孝孺和于谦都死得很惨烈。作为明朝的忠臣而死，是顾炎武的贞女母亲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1645年，当清兵向常熟进军时(当时顾家在常熟避难)，她拒绝饮食，十五天后死去，终年六十岁。她在遗嘱中命顾炎武终身不得事清：“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目地下。”[115]顾炎武这样评论自己的母亲：“柏舟之节纪于诗，首阳之仁载于传[116]。合是二者为一人，有诸乎？于古未之闻也，而吾母实蹈之。”[117]这些例子都说明精英阶层的妇女并非隔绝于政事之外。相反，她们同样肩负道德责任，但是她们履行这种道德责任的方式有其独特处。明朝的政治气候和文化在男性女性中都激发了极端行为，这些行为最终将贞女的理念推广成为帝国范围的现象。
• 闻夕felicity

  2022-07-14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明清嬗递之际，贞女作为满清征服后忠贞的政治象征而得到汉族精英的高度赞美，但贞女现象却是在满清朝廷的支持下在帝国范围内稳步扩展的。有清一朝，贞女的数量逐时递增。很多以前不曾提过贞女的地区，开始在其地方志中出现贞女的记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贞女现象在一些州县已经相当普遍，以至于地方志将其作为一种“风俗”来对待。[187]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点是，也是在同一时期，关于贞女行为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争论也愈演愈烈(见第7章)，但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并未阻止贞女现象的发展。若无各种政治和社会机制的积极作用，贞女现象在清代的继续发展便没有可能。本章第一部分说明，清廷对贞女的政策是在国家旌表制度扩大化的大语境中出台的，是清帝国在应对自身迅速扩张的新局面时，规范社会行为和性别关系的国家策略的一部分。同时，这一政策也受到满清作为征服者和异族的不自在的地位的影响[188]，而这种不自在的地位造成了清廷的贞女政策的前后不一，但从根本上说它助长了贞女现象的发展。本章第二部分探讨表彰贞女的各种社会网络。这些网络与中央政府联手将贞女置于社会公众的关注之下。形形色色的社会和私人关系，再加上由带有各种目的和感情的地方官员、地方精英、家族家庭推出的关于贞女诗文的求请应酬、建祠修墓、兴立牌坊等种种活动，共同创造了一个推广贞女现象的巨大地方机制。不难理解，到了满清政权稳固的18、19世纪，贞女作为异族征服之下政治忠诚的最高象征的光环逐渐消退，文人学者对贞女的记述更多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同情的色调。同时，随着未婚守贞潮流的蔓衍，贞女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知识家庭以及他们的穷困邻里中。生于贫困之家的贞女因缺乏财力和影响力，常常被朝廷的旌表制度所忽略。将这些默默无闻的贞女彰显于世，被许多文人学者视为迫切的责任。
• 闻夕felicity

  2022-07-13
  同时，为死去的未婚夫过继并培育后嗣也成为贞女的标准做法。它是贞女传记的高光点，用以证明贞女肩负起了妻子的责任。比如，叶六姑听到未婚夫的死讯，以瓯掷地，发誓说：“所不见女节为方绍绝嗣者，有如此瓯！”[64]另一位女子吴氏据说未婚夫生病时，她极其担忧。因为她不能亲自前去，就派了侍女去照料，结果侍女怀上了未婚夫的孩子。吴女发现后，“私窃喜”。未婚夫不久就死了，于是她住入夫家，把侍女生的男孩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65]到了清代，给贞女过继后嗣，已经被看成夫家应尽的一项义务。
• 闻夕felicity

  2022-07-13
  本书用两种方法来抵消男性作者所写材料的性别偏见：其一是把男性作者的材料与女性自己的文字并置阅读;另外就是从与作者不同的角度来阅读他们写的材料。当我们从新的角度进行阅读，并注意字里行间的细微意义，同时把传记与贞女自身留存下来的文字放在一起阅读，传记材料在揭示年轻女性内心世界方面的史料价值便清晰可见。比如，男性作者无一例外的强调贞女的自苦与自闭的行为，将其视为贞女道德高尚的标志。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行为从侧面流露了贞女们在面对极具挑战性的生活时剧烈的内心动荡，也是贞女自我保护、免受公众窥视的实际对策。在帮助我们探索贞女的心灵和情感这一点上，传记这种传统男性文类可以和年轻女性自己的文字一样具有历史价值。
• 闻夕felicity

  2022-07-13
  指出女性生活历史构建中的偏见和问题，是比较容易的事，而具体地勾勒涉及年轻女性的家庭体系的复杂运作则不那么容易。在这里，贞女演出了一则极为丰富的故事，为我们理解父母与女儿之间围绕女儿的危机而产生的冲突、妥协、情感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一个层面上，这种冲突显现了明清社会一个基本的文化规范，那就是关怀女儿、为她找到合适的夫家，是父母的责任。因此，听任女儿嫁给一个死去的，或(在比较少见的情况下)身患恶疾、或穷困交加、或性格乖戾的女婿，有悖父母的良心。同时，贞女故事中父母为预防女儿自杀而心力交瘁、长期守护的生动细节，不但显示了贞女百折不挠的决心，也表明了父母对女儿的责任感与爱护。贞女传记的描述表明，女儿以压制对父母的爱为代价，以实现对未婚夫及其家庭的忠诚的极端选择(女儿身份归属的自我表白)，对父母和女儿双方来说在情感上都是极为痛苦的。两者间的情感联系是贞女故事的一条主线：很多贞女依赖于父母对自己的爱而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选择。女儿可以采取一系列行为向父母提出诉求，其中包括哭泣，绝食，威胁自杀，甚至截发。截发是发誓的一种文化姿态，但同时贞女们也以此有效地把自己转化成一个不适合再次订婚的女子，从而达到守贞的目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最初的冲突从未切断贞女与娘家的关系和互相之间的责任感。在长期的“守寡”岁月里，贫困的贞女常常会向娘家求助，有时轮流生活在夫家和娘家。父权制的家庭体系并不排斥女儿维持与娘家的紧密联系，即便女儿是在违背父母意愿的情况下嫁给已逝的未婚夫[19]。这里的一个简单事实是，贞女与父母的冲突最终以贞女超越父母的权威，获得父母(或公婆)的默许而告结束。这一事实说明，国家的旌扬表彰在不同程度上增强了贞女的自主力。这一点与其他历史学家得出的关于节妇的结论有相通之处：明清时期的女性可以在诉讼案中利用贞节的道德观，来保卫自己的意愿和利益[20]。不过同样应该注意的是，贞女与...
• 闻夕felicity

  2022-07-13
  最具嘲讽意义的一点是，在公共领域，贞女被支持者推为道德楷模;在家庭内部，她们则是烦恼和冲突之源，给家人带来了种种困难。贞女以违背父母的意愿为代价实现自己的目的。她对未婚夫的贞超越了对父母的孝。在她父母看来，女儿并无责任对未婚夫尽忠，因此她的行为纯属过分。而在她的夫家(她死去的未婚夫家)，贞女的出现则不合常理，令人尴尬。对贞女为未婚夫立后嗣的要求，夫家和族人通常犹豫拖延，或公然表示反对。在激烈的财产争执中，贞女被看成是对家庭或家族中其他成员现有经济利益的威胁。上述种种矛盾冲突为我们研究贞女现象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使我们得以考察女性与家庭的动态关系，她们所受的限制束缚，以及她们所能施展的能动力和影响。贞女故事表明，她们作为贞女而获得的独特道德资本可以转化成影响力甚至权力，从而削弱传统的性别等级、辈分原则对她们的限制，扩大自己对生活的控制力。比如，虽然夫家的父母不愿接纳贞女，但他们并无多少选择余地，而只能屈服于这些年轻女性的意志。她们为已故未婚夫立嗣的要求往往将她们置于激烈的家庭财产争执中，尤其鲜明地显示了国家给予她们的特权：在所有的未婚女性中，只有贞女享有立嗣这一特权。当贞女们负起养育嗣子的责任时，她们被国家和支持者看成是其未婚夫的父系利益的保护者，是代替他们完成了未尽的礼仪和家庭功能。贞女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对我们熟悉的有关中国古代父母与女儿之间关系的种种陈说，既提供了一些答案，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比如，关于女儿与父母的关系，通常的描述是女儿乃任凭父母处置的财产，一出世即可能遭溺死之灾;稍长后如遭遇家庭灾难，又有可能被父母卖入妓院以挽救家庭;或者父母为了保全儿子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然而，贞女故事中的父母表现了对女儿的深切的焦虑、担心和爱护。他们被固执的女儿拖入困境，为解决女儿的困局而殚精竭虑。我们所熟悉的另一个通行说法是，女儿在自己的婚姻决定中没有发言权。父母自行做主，...
• 闻夕felicity

  2022-07-13
  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贞女现象的升级，与这一时期的民族和政治危机、对极端行为的文化兴趣，以及儒家有关忠贞的道德话语的强化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史料表明，贞女现象在十三世纪初现端倪，且均出自精英阶层。从十五世纪晚期至十六世纪，贞女现象在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带上了为未婚夫殉死的极端特征。到了十七世纪，这种极端行为达到顶峰。而在同一时期，儒家文人利用贞女殉夫故事来挖掘其丰富的道德象征性的做法，也臻于极境。这三个时期中，十三和十七世纪都涉及汉帝国的民族危机，宋明两代王朝最终在异国征服者(蒙古人和满人)手中覆灭。而十五、十六世纪(明后半叶)则是一个朝政动荡，儒家士大夫以道德英雄主义(moral heroism)相激励的时代;宦官专权，朝廷内部的“忠”“奸”斗争连绵不断，贯穿始终。国家和政治危机为贞女现象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一方面，极端的女德形式的产生，代表了具有强烈道德信念的女性对公共领域的变化做出的一种回应。比如，在异族侵略和“蛮夷”文化污染的时代，成为贞女也许是精英家庭的女儿用来将汉民族与“野蛮”民族区别开来，捍卫汉族文化和家学的至高无上性的一种途径。同样地，当忠臣烈士与佞臣邪党激烈斗争时，为未婚夫守贞表明了儒家女性相应的道德品格。女性贞节的道德实践，在这种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极强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得以发展。顾炎武的母亲十七岁做了贞女，六十岁成为杀身殉明的政治烈士。这样的例子说明，对于有强烈道德原则的女性来说，为夫守节和为国尽忠代表着履行同一道德信念的两种方式。另一方面，在危机深重的时代，儒家文人大量利用贞女形象来进行政治和道德批判，从而提高了贞女的社会地位，并把更多贞女故事带到大众眼前，为贞女现象的发展提供了能量，助长了它在大众中传播的势头。在我们理解明清政府与儒家文人对贞女现象的持续热情时，一个值得注意重要因素就是贞女的象征力量：贞女不仅代表妻子的贞节，而且以剧烈的形式将统治...
• 闻夕felicity

  2022-07-13
  贞女现象之所以对历史研究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是因为它引发了多种矛盾和冲突。贞女与传统背离的行为打破了婚姻和家庭的常规运作，迫使国家和学者就女德进行表述和辩论，由此也引发对儒家古礼适用性的质疑，并迫使儒家男性精英反省自己的道德品格和责任。这些张力(tensions)超越了性别之分、内外之分，尤其凸显了家庭礼仪、文人关注、国家政策、人类情感之间的复杂互动。
• 李樱桃284

  2011-07-27
  贞女是晚期帝国的一个特殊现象。初现于十三世纪，在明朝后半叶开始形成风气，在清朝继续蔓延。贞女现象更集中于南方，尤以明清帝国中心地带的长江下游大经济地区为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