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近代”是什么？

• 如水圆清

  2024-01-03
  国际金融“帝国”1927年，为了视察金融恐慌后的日本经济状况，拉蒙特再次来日，在把井上准之助关于满铁公司债发行计划以及日本金融形势的意见向本国汇报的电报中，他评价这一意见极具信赖价值，说：“井上说着和诺曼（Montagu Norman）、斯特朗（Benjamin Strong），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一样的金融术语（Financial Language），我从没见过他偏离直线。”这里所提及的M.诺曼是英格兰银行总裁，B.斯特朗是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我们所有人”指的是组成摩根公司的共同出资者。国际政治经济史学家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1s）评价诺曼和斯特朗时说：“国际金融是他们的帝国，他们试图阻止所有蛮族对帝国的入侵。”由斯特朗以及诺曼所指导的“帝国”的价值体系正是井上准之助与之共有的，这是并上准之助作为国际金融家的信用基础。这种价值体系的基本要素就是金本位制，这也是井上准之助作为国际金融家以及政党政治家为黄金解禁押上自家性命的原因。作为建立并维持金本位制的必要条件，井上准之助致力于推进货币积累的紧缩政策。紧缩政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帝国”的基本政策。这是国际金融资本支持（即提供短期信贷）日本黄金解禁的条件。随着国际金融资本在日本投资的增加，日本的对外信用被强烈关注，不仅政府财政，私企经营也被要求实行紧缩政策。日本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军备紧缩也属于紧缩政策的一环，这是以金本位制为基本政策的国际金融资本内在的必然要求。井上准之助之所以能够得到美国华尔街以及英国伦巴第人街的国际投资银行的全面支持，也是由于他具有金本位制所要求的紧缩政策的信念，以及实施这种政策的政治实力。也就是说，对美英的国际金融资本来说，井上准之助的存在意味着能够对日本的债权起到最大的担保作用。黄金解禁的意义如上所述，井上准之助借助1920年在拉蒙特的协助下成立的对华四国借款团，推进了国...
• 如水圆清

  2024-01-03
  井上准之助曾在其成立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对华四国借款团，成为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形成的华盛顿体系的重要一环。对于四国借款协定和华盛顿体系的关系，无论是银行的人还是各国政府都有清楚的认识。总之，可以说在华盛顿体系成立之前，四国借款团已经形成了这一体系的经济部分。拉蒙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美国使节团随行人员参加了巴黎和会，他把四国借款团称为“小国际联盟”（A Litle League of Nations），可以说他已经把四国借款团定位为战后国际政治体制不可分的一环。日美间的“新同盟”以带有这种政治性的四国借款团为媒介，井上准之助致力于把美英的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引入国内。从20世纪20年代到“九一八事变”前夜，这项工作一直在集中进行。拉蒙特—井上路线成为引入英美资金的主要途径。英美国际金融资本的这种关心与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不关心呈反比例增长趋势。也就是说，作为投资对象，相对安定的日本较政治经济日趋不安定的中国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评价。1923年，以开发朝鲜半岛为目的，由国家城市银行以及其他银行承接了约2000万美元的东洋拓殖会社公司债。另外，在关东大地震次年的1924年，为了赈灾复兴，以摩根公司为首的美英银行团承接了日本发行的政府公债。接着，东京、横滨两市的市债也通过摩根公司之手在纽约市场上发行。这种英美资本的流入一直持续到1930年，在此期间发行的外债包括：1928年通过拉蒙特发行的作为东京电力前身的东京电灯公司债、1929年作为黄金解禁的准备而发行的25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户头，以及1930年台湾电力公司债的承接发行等。随着日美间国际金融关系的密切化，以摩根商会为中心的银行团在决定承接赈灾复兴公债的发行时，负责与拉蒙特交涉的日本大藏省驻海外财务官森贤吾曾向拉蒙特表示，这种合作可以形容为一种“新同盟”（A New Alliance）。如上述所见，井上准之助通过其...
• 聽眾

  2020-07-13
  所谓的“殖民地”，指的是从属于某个特定国家的主权，但被这个国家区别对待，不执行其宪法以及其他法律的领土。
• 有关先生

  2020-02-22
  国体支柱的丧失战败的翌年，1946年10月8日，文部省下达通知，废除在学校奉读《教育較语》的做法，废除了诏书的神格化。1948年6月19日，众参两院确认了包含《教育语》在内的几个《敕语》的失效，实现了废除诏书的建议。作为道德立法者的天皇消失了，“国体”概念随即也就失去了支柱。宪法上的天皇也失去了在日宪法中的主权者地位。天皇并不是作为过去旧宪法下最杰出的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所期待的立宪君主，而是作为“国民主权”下的“日本国的象征"，承担了“国民统合之象征”的新作用。这不仅是“政体”，也是国体”的根本性变革所带来的结果。
• 有关先生

  2020-02-22
  德国君主专制是以上述中世纪以来的“圣”与“俗”的价值二元论为前提的，而日本的天皇制却并不明确区分托马斯所说的“灵物”与“地上之物”，可以说，“圣职者”与“王”体化了。
• 有关先生

  2020-02-22
  如上所述，在大正初期的德国，年轻的日本法律学者穗积重远感受到了日德之间君主观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明治日本的宪法起草者们参照基督教在欧洲的功能，在日本选择以天皇制来承担相应的角色，并通过天皇制导入对应的功能。因此，近代日本的天皇制，也就不得不担负起相当于欧洲基督教的宗教功能。
• 有关先生

  2020-02-22
  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才开始在国际社会中被视为一等国，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国际社会成员。
• 有关先生

  2020-02-22
  由本资本主义开始変质为从属于战争体制的资本主义这是日本从自立的资本主义向外的资本主义转变的过
• 有关先生

  2020-02-22
  不管怎样,始于“学制”的日本义务教育制度,无疑为日本资本主义成立的必要条件之 提供具有一定素质且素质较为均衡的劳动力带来了保障。
• 有关先生

  2020-02-22
  就这样，大久保利通逐渐建立起了以政府为主导、能够适应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
• 有关先生

  2020-02-22
  可以说，与冷战后的全球化起到了同样的历史作用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洽的多元化，对应着从“ Pax Britannica（英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向“ Pax Americana"（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过渡，即国际政治中的霜权构造变化的过渡这一现实。
• 有关先生

  2020-02-22
  但是，日本的宪法起草责任者伊藤博文却未能从包括佛教在内现有的日本宗教中找到能发挥基督教在欧洲之功能的教。他认为日本的宗教之力很微弱，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成为“国家的基轴”。于是他断言：在我国唯独皇室可成为基轴由此，“神”的缺席成就了天皇的神格化。
• 有关先生

  2020-02-22
  行设置了不利条件，在缺乏关税自主权的不平等条约之下，只能建设不依赖外资的资本主义。这是与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谋求对外完全独立的政治民族主义相伴而来的经济民族主义。可以认为使这种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客观条件，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就已经存在了。即：进的产业技术、簧本、动力和和平。国家已经创造了这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具体来说，一、以官营事业的设立为象征，国家导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ニ、确立了以地租为收入主体，可保障年收入的稳定度较高的租税制度；三、确立了能够培养高质量动力的国家教育制度（初、高中教育制）四、期避了会妨碍资本储备、产生资本非生产性消费的对外战争。在这些条件之下，日本首先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第一类型，也就是自立的资本主义。本章将从大久保利通开始，至高桥是清出现，通过追踪领袖变化，来考察这一形成过程。
• ラスカル

  2020-04-29
  ……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2月20日，在已经于11月17日签署的第二次日韩协约（即《日韩保护条约》，又称《乙巳条约》）的基础上，就计划设统监府为日本在韩国统治的中心机构……
• 如水圆清

  2024-01-04
  从井上草案到最终案以上述对中村草案的批判为前提，井上毅准备好了《教育敕语》的草案。在井上草案中，排除了道德的宗教、哲学基础，从天皇的祖先“皇祖皇宗”中寻找道德的原作者。由此产生了《敕语》的开头：“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道德的本源并非中村草案中的“神”和“天”这种绝对的超越者，而是皇祖皇宗，即现实中的君主的祖先，是相对的。但在非现世存在的意义上，这一道德本源又是超越的，由此就出现了相对的超越者。这是中村草案与井上草案（同时也是《教育敕语》的原型）最大的区别。不能不说这里包含着伊藤博文想要让皇室成为“国家之基轴”的意思。在井上草案中向“皇祖皇宗”寻求道德之本源的结果，也就把道德归为了“皇祖皇宗”的“遗训？。而现实中的天皇，也就被赋予了与“先王之道”的祖述者孔子一般的位置。日常化的五伦（君臣义、父子亲、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儒教美德，已经被列为“皇祖皇宗”的“遗训”。《教育敕语》中道德命题的普遍妥当性，即《敕语》所说的“通古今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意义上的普遍妥当性，作为排除了其宗教与哲学方面的根据的结果，这种妥当性只能从自古以来就是妥当的历史事实，以及现在仍然妥当的事实中寻求。在这种意义上，不得不依据道德命题的实证性基础。于是，《教育敕语》所示之美德也就只有日常化的儒教美德可以胜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