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中国纪事

• 鬼脸蟹

  2020-01-21
  秦村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明显体现在住房上。上一章提到，20世纪80年代初，砖瓦房基本取代了过去的茅草屋。但在1980年代末，这类房屋又很快“过时”。新建的住房多为所谓“七架梁”。比起用五条横梁支撑屋顶的传统房屋，“七架梁”更为宽敞，同时四壁也从过去的砖块包土坯或砖块空心墙升级为里外全砖墙，并使用薄砖代替芦苇加盖天花板。房屋的造价也相应地增至每栋12，000元，为10年前建造简易瓦房的10倍。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七架梁”也过时了。秦村开始流行双层楼房，每层有3个房间，总面积为180平方米，同时大量使用混凝土、钢筋、电线、管道与木材。90年代中期造价为60，000元，2005年大概是80，000至100，000元，造楼的农户达到了34家（约占所有农户的1/3）。他们属于家境较好的农户，大部分只有一个儿子；在儿子达到婚蛉时，双层楼房有助于吸引一个理想的媳妇，所以意义重大。只有个女儿的家庭对建造双层楼房的兴趣相对低些。因为女儿出嫁之后，“七架梁”已足够父母二人使用。
• 鬼脸蟹

  2019-07-17
  管理生产队粮食时，一个固定的做法是，由（119页）会计负责记录每一笔出纳，保管员负责承重梁并把粮食移交给付款人，贫下中农代表管理仓库钥匙，款项付清之后在粮食堆表面盖上白色的石灰印。仓库大门使用三把锁，三把钥匙分别由队长、保管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保管。在给社员付粮时，这三人以及会计均须在场。若其中一两个干部由于开会或其他原因不在，交易必须延迟，直到他们回来。或者也可以把钥匙留给某个干部，但后者必须邀请其他所有能来的干部到场才可开仓付粮。
• 鬼脸蟹

  2019-07-17
  亲缘关系是村民提名候选人时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他们倾向于选择本组候选人。对没有族人担任生产队干部的亲族集团来说，他们尤其希望民主理财小组内有一名家族成员，以“监督”外姓干部。
• 鬼脸蟹

  2019-07-17
  “人民来信”只是充当了不同派系干部互相倾轧的工具，而非国家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人民或农村贫下中农捍卫自身利益，与腐败官僚作斗争的武器。……此外，普通村民极少愿意写“人民来信”，不只是因为他们文字水平有限，不能用笔端表达不满，还在于此种方式效果不彰。
• 鬼脸蟹

  2019-07-17
  1961年，全国共有55682个公社，708912个大队和4549474个生产队。1970年代中期，则有52615个公社，677000个大队和4820000个生产队。到1982年，则有54352个公社，719438个大队和5977000个生产队。每个大队一般有10个左右的干部，每个生产队有三四个干部。
• 鬼脸蟹

  2019-07-14
  1956年和1957年中国乡村的民众抗议形式主要由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所决定，并进而折射出集体化过程中乡村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其一是未被共产党革命打断的传统农民文化。这种文化扎根于乡村社会，其特点之一是，村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是对待村内外权威时理所当然地将生存伦理看得高于一切。不论面对何种威胁生计的灾难或不利安排，他们都能依靠这种“生存权利”为自己所采取的行动辩护。……（68页）传统农民文化的另一特征，即村民们能够利用来自各种民间宗教信仰中的象征符号和语言习惯来动员自己、表达不满，并抗拒那些尚未建立起合法性的外来权威。（其二）不过，群众闹事的过程同样明显地反映出村民中的精英人物（包括在职或离职的干部、退伍军人、党团员以及其他受教育的人）正逐渐接受并承认外加的制度及思想意识的合法性。他们中间正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在反抗事件中他们所挑战的并不是集体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是合作社干部的渎职与无能。
• 鬼脸蟹

  2019-07-14
  事后，青苗会的头领们变得更加自信。下一步行动，便是准备退出合作社。1957年7月底的一个晚上，他们召集了大约30个社员到村外芦苇地旁的小茅屋聚会，拟定一份退社协议。但是，当其中一个组织者要求成员在纸上签名并留下指印时，没人敢第一个这么做，因为最先签名的人之后很有可能被政府当做领头人物。于是，他们将碗倒扣在纸（49页）上，画出一个圆圈，各人便在其周围留下名字和指纹，结果，乍看上去，整个图案就像是一朵向日葵。此次聚会之后，越来越多的村民拒绝为合作社出工。
• 鬼脸蟹

  2019-07-14
  概言之，195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在乡村中产生了合作社干部这一特权阶层。在向高级社过度之前，他们很多已经是共产党革命时期的老兵，或是土改、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并且因为勤劳节俭、与群众关系亲密而获得了村民的尊重。但是在合作化完成之后，由于获得种种特权，他们很快和其他村民区别开来：他们凭借大量的工分补贴，无须多干活，便可得到比最强壮社员还多的工分；他们控制着合作社的全部经济活动，包括派活、记工、分配农产品以及管理合作社资金；同时，他们还卷入各种渎职行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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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7-13
  “三包一奖”的目的只是激发生产队干部改善农业效率的兴（39页）趣，对普通的合作社成员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关心生产队承包的总工分、生产成本或产出。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自己的日常工分。而生产队所用的记工方式，仍然是计件制。男性和女性社员通常在不同的小组内劳动，根据实际工作量从本队获得工分。然而，“包工”的实施，实质上抵消了计件制的激励作用。虽然计件制允许队员最大化劳动投入，并尽可能地挣得更多的工分，但队员们明白，他们挣得工分越多，生产队的年度总工分超过全队工分总指标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增大，年底的时候必然会被削减。而且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地工作，增加的产出也不属于自己的生产队，又由于工分的现金价值由全社所有生产队的整体表现所决定，也无法直接增值工分。随着高级社内农民个人付出与回报之间联系的极大削弱，相比于小而独立的初级社，农民劳动投入的兴趣和工作的质量相应降低，结果直接影响到高级社年代里农业的减产。
• 鬼脸蟹

  2019-07-13
  1954年春，一场创办合作社的全国性运动开始了。出于慎重考虑，中央计划当年仅建立大约35800个合作社，“新解放区”（大部分位于东部、东南和西南地区）的每个县须把合作社的数量限制在1~3个。……然而，由于不满地方省政府和党内领导成员在乡村工作上盛行的保守主义，1955年夏毛泽东讽刺他们是“小脚女人”，号召“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赶快到来。……但在运动初期，农民们并不愿意参加合作社。那些从事副业（如制砖、轧棉和编竹篮之类）的人担心，加入合作社之后，他们会失去搞副业的自由，收入会减少。那些拥有大块良田但人手较少的富裕户则担心，跟地少人多的农户一起参加合作社会在收入上吃亏。孤寡老农以及劳力有限的家庭尤其担心加入合作社之后的经济来源，因为他们没办法获得足够的工分或是完全不能为农社劳动。大体上，农民，尤其是那些（029页）对当下的生活条件很满足的中农和富农，对加入合作社之后的未来感到非常迷茫。他们使用各种借口拒绝入社，譬如说要等到儿子、孙子结婚之后，或者等到孩子从学校毕业后才能加入。
• 鬼脸蟹

  2019-07-13
  尽管如此，在区政府指导下，区内每个存在地主的村落都召开了“斗争会”，动员农民公审“不法”地主。
• 鬼脸蟹

  2019-07-13
  1948年10月，正是芦苇收割的时节，共产党控制了整个东台县境，并很快派遣一位夏姓官员来到秦村，召集村民开会。秦村的土地改革从1950年冬天开始。第一步，在县政府工作组成员的帮助下，建立起“农民协会”（每30名 村民中挑选一名会员，由14人组成），着手清丈土地。第二步，根据拥有的土地量确定每个农户的阶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