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内外

• 勉之

  2023-05-06
  沈从文关心的并不是“新生活”运动的本意，他描述的其实是乡下人对“新生活”自己的观感和想象，是乡土舆论空间对国家大事件的态度和重塑，是民间话语以狂欢节的方式对官方话语的改造。沈从文的策略是回避自己对“新生活”运动的直接判断，而是让湘西世界的公共舆论空间自行呈现对“新生活”的认知和想象。但是小说中叙事者讽喻的口吻却还是透露了作者对“新生活”运动的调侃与嘲弄的态度。沈从文的政治关怀通过对新生活运动的调侃得到了充分的传达。
• 勉之

  2023-05-06
  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在《长河》的叙事中，湘西这两种奥论空间一乡土传闻与现代传媒塑造着民众不同的想象方式，从而也决定了湘西民众对外部消息的重述与重塑，进而决定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对我的议题来说，被传播的消息是什么不是最主要的，更主要的是这些消息在湘西经历了怎样的改造和变形，又怎样介入和影响了湘西民众的生活世界。这时，我注意到了《长河》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生活运动”。湘西的两种舆论空间所塑造的不同想象方式，集中表现在贯穿《长河》始终的关于“新生活运动”的话题上。
• 勉之

  2023-05-06
  张爱玲每每在空间中引入时间和记忆维度，这是对空间性带来的焦虑的较为有效的缓解。其结果是小说中的空间场景每每与情感性、时间性、记忆性的因素相涉，生成了一种“时空体”。如《留情》写敦凤回望中的特定时刻的阳台：“敦凤站在那里，呆住了。回眼看到洋台上，看到米先生的背影，半秃的后脑勺与胖大的颈项连成一片；隔着个米先生，淡蓝的天上现出一段残虹，短而直，红，黄，紫，橙红。太阳照着洋台；水泥栏杆上的日色，迟重的金色，又是一刹那，又是迟迟的。”
• 勉之

  2023-05-06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沦陷历史时空中，真正构成了张爱玲心理支撑的，是时间、情感与记忆因素对空间性的介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填满荒凉与“虚空化”的空间的重要方式就是记忆。耐人寻味的是，在张爱玲这里，荒野体验也是时间性的。所谓“原始的荒凉”，正把张爱玲的空间体验与历史时空连接了起来，从而具有了一种神话中的洪荒意味，或者用《倾城之恋》中的话说，是一种“地老天荒”。蛮荒也就化成一种亘古的体验，是一种“时间的无涯的荒野”。
• 勉之

  2023-05-06
  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层峦叠嶂。我想到很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我看苏青》
• 勉之

  2023-05-06
  在张爱玲笔下，公寓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最基本的空间意象，距‘市声’更近，与电梯、电车什么的共同构成‘城里人的意识’。公寓给城市人带来的是被‘内室’所压抑了的个人心理空间”，“是‘私人性’和‘自我’意识的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基础”。
• 勉之

  2023-05-06
  我们对阳台的考察最终强调的也并非阳台空间的孤立性，而正是它被建构在时间叙事框架之中的整体性。本文最终的兴趣焦点正在于考察张爱玲如何从空间中建构出时间叙事。而我们最后所感受到的张爱玲的形象，则依旧是黄昏“在阳台上篦头”的乱世女子的形象，“落叶似的掉头发，一阵阵掉下来，在手臂上披披拂拂，如同夜雨”。这纷披凋零的头发，纠缠着时间、岁月、历史、记忆，最终了无痕迹地消失在沦陷区上海的暗夜里。
• 勉之

  2023-05-02
  也许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国现代文化是否就是抵抗的，也不在于抵抗的文化是否就优于转向的文化，而更在于何以竹内好和伊藤虎丸先生都同时迷上了“回心”与“抵抗”的概念。其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对日本文化的反思构成了他们的真正主导动机。中国和鲁迅由此成为了文化的“他者”，成为参照。两位学者在发现了鲁迅的同时也就重新发现了日本。这也许正是比较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吧？
• 勉之

  2023-05-02
  中国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才真正做到了正视主体的分裂性，正视中国现代主体的不成熟不健全和不稳定性，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学一直有个致命的缺陷，即“不敢或不愿正视主体的根本残缺，不敢或不愿把自身连同世界放在一处进行审视”。鲁迅是唯一的例外。鲁迅对统一完整的主体幻觉的打破，对现代主体分裂性的正视，以及他毕生对瞒和骗的揭示，都表明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 勉之

  2023-05-02
  刘禾就发现现代的“自我”范畴是极不稳定的，“因为个人常常发现自己最终在社会秩序的迅速崩溃中失去了归属”，郁达夫笔下的多余人形象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 勉之

  2023-05-02
  记忆有时是必须忘却的，一旦有些记忆不断地复现，就会带来痛苦。所以从鲁迅这里你可以看到，人类不光是与遗忘抗争，也在与记忆抗争，鲁迅的记忆就是为了忘却，为了遗忘。涓生的哲学就是一种遗忘的哲学，他的回忆的深层机制正是为了忘却，所以才要以遗忘和说谎为先导。遗忘背后有一种快乐机制，即忘掉痛苦和悔恨，才能快乐地活下去，而有着太多的记忆是很难向前迈步的，哪怕是一些美好的记忆，这恐怕是《野草》中的过客拒绝小姑娘的施舍的更内在的原因。
• 勉之

  2023-05-02
  鲁迅的艺术思维的特质和魅力也正在此，他往往在提出一个命题的同时，又对这个命题加以反思和怀疑。而这种反思和怀疑的过程，在鲁迅这里即是一个自我对话的过程。
• 勉之

  2023-05-02
  对话性与辩难性在鲁迅小说中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是处理不同的甚至彼此冲突的声音的方式。在吕纬甫的自我辩难背后，其实有一种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私人话语和革命话语、个人行为和群体行动的冲突，同时也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诗意叙述与宏大叙述的冲突，或者说是个人趣味、心灵归宿与社会责任、道义承担之间的冲突。
• 勉之

  2023-05-02
  刘禾认为，涓生也表现为一种“分裂式自我”，这种分裂在小说中具体表现为“叙事的自我”和“体验的自我”之间的分裂：“叙事的自我”的依据只能在现在时，也就是叙述的当下来找，叙事总是根源于“叙事的自我”现在的需要涓生的叙事动机就是为了逃避过去的记忆，他对过去的故事有着“权威的，指示性的控制”。“如果说先前涓生用言语将子君从他的生活中逐开，那么现在他则倚赖写作行为消除对她的记忆，将这记忆抛入遗忘之中”。叙事的自我依据的就是他的现在的遗忘机制。也可以说，涓生的“叙述的自我”试图否定当初的“体验的自我”，他的分裂也正表现为“叙事的自我”和“体验的自我”的分裂。
• 勉之

  2023-05-02
  副标题“涓生的手记”的另一个作用则在于，它使“手记”中的记述成为一个已经尘埋了的过去时的文本，因此这个更超越的观察者也有可能是现在的涓生，从而使小说生成了两个“我”，一个是手记中叙述的过去的“我”，一个是把手记呈示给读者的现在的“我”，两个“我”之间也有可能构成潜在的对话关系。第一人称叙事的魅力之一就是不同时间位置的两个“我”之间的这种对话关系。一个现在时中“我”的存在，意味着小说的回忆有一个最终的参照和判断尺度，有一个理想化的站在最后的制高点上的主体的存在。正是这一潜在的主体观照着手记中的故事，使“我”的回忆纳人一个更超越的叙事框架中，获得了再度阐释的可能性，从而增添了文本释义的复杂，并使小说有了两个释义空间：一个是手记中的过去时态的阐释空间，一个是现在时的阐释系统。两个系统之间构成的也是一种潜对话关系。
• 勉之

  2023-05-01
  还要进一步指出其中的权力机制，即人是怎样在诸如监狱、学校、医院、车间和军队等制度中被权力机制规范和塑造成主体的。”这就是福柯的思路。而本文则试图回到文本，具体考察小说中的主体生成与现代性机制之间的关系，寻找文本中的主体建构与文本外历史文化的深层关联。尽管“作品中最终表现出来的是历史，不是作为作品的背景，也不是作为它的原因，而是像意识形态和虚构一样，是作为作品存在的条件”，但所谓的历史不是外在于文本的，“不是引入一个从外部附加于作品的历史解释的问题”，而是需要探讨历史所内化在文本中的无意识。
• 勉之

  2023-05-01
  人们其实都是以身体的存在直接与社会打交道的，身体其实是多种社会和历史因素合力规约的结果，而人们对这一点似乎缺乏自觉体认。知识分子往往对专制国家干预思想和自由十分敏感，但是似乎更难以自觉体察国家和社会对身体的规约。身体首先是被国家权力所规训的东西。
• 勉之

  2023-05-01
  柄谷行人关于“颠倒”的理论具有启示意义：郁达夫的“空虚”和“颓废”看似远离主体的确立，但恰恰在这种空虚与颓废的话语中，现代的自我才得以建立，并与现代性的审美话语建立了联系。这就是所谓的“颠倒”。而爱欲和压抑之间也同样是一种颠倒的关系：爱欲并不是在放纵中满足的，而恰恰是在压抑中获得的。这正如禁忌，禁忌之物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人们把它看成禁言之物，才最终成为禁忌；而不是先有了禁忌之物，然后才有禁忌存在，性的生成也是一种同样的颠倒。
• 勉之

  2023-05-01
  在鲁迅与疾病主题的这个众所周知的叙事线索中，可以看出，疾病与隐喻以及诸种宏大叙述密切地关联在一起，从而超越了单纯的临床性的疾病本身。这些隐喻和宏大叙述辐射到关于民族性、文化和政治诸种领域。或许可以说，疾病是在隐喻和叙述中获得真正的文学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