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

• 小斑

  2023-04-21
  非洲各国政府就是这样通过市场营销委员会的中介作用，从出口农业中攫取资源。据可得的有限数据显示，在非洲各国的财政预算中，出口农业通常贡献预算资金的20%，如加纳和塞内加尔的情况（Morrison；Amin），到40%，如西尼日利亚的情况（Onitiri and Olatunbosun）。在某些情况下，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乌干达（Walkerand Ehrlich），这一数字高达90%；而在其他国家，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肯尼亚（Sharply 1976），这一数字则低至10%。但即使是象牙海岸这类传统上通过国外贷款而不是向农民征税的方式获取投资资本的国家，现在也越来越多地从其农业价格稳定基金中获取投资资本（WstAfrica，April 28，1980）。
• 小斑

  2023-04-21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更宽泛的农民在发展进程中的命运问题。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曾写道：“除了迟早成为牺牲品这样一个简单而残酷的事实外，现代化对农民来说还能意味着什么？”（p. 467）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农民们被迫将自己手中的资源交给上层阶级、国家以及工业部门。通过考察非洲国家为实现社会转型所作的各种尝试，本书将探讨政府及其同盟者是如何设法移除农民，并吸纳与其现代工业秩序观念更相适应的阶层来取代农民阶层。
• 小斑

  2023-04-21
  本书还将涉及其他四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关注非洲大部分地区现在普遍存在的幻灭感。政治敏感的人已经觉察到梦幻——这是有关公共精神和关切集体福利的梦幻——的消失。新的非洲国家诞生在充满希望的年代。在努力实现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们选择了整套发展战略。在这些战略发展出的经济架构内，强大的私人利益已经巩固了自身的势力。民族主义复兴时代的集体乐观主义精神已经让位为人们承认的阴郁而苦涩的现实，即少数人为了占有更多的机会而牺牲了多数人的利益。表面上出于公共利益考虑的政策选择，如何为私人扩大自身利益提供了基础？对于公共秩序的愿景又是如何一步步遭到侵蚀的呢？本书所要调查研究的正是这些关键的问题。
• 小斑

  2023-04-21
  我们分析的出发点是一种思维产物——一种有关农业生产者的经济定位的构想。我们认为，农民处于三个主要市场的交汇处。他们的实际收入取决于他们在这些市场上的表现。在其中的第一个市场——农业商品市场中，农民们通过销售农产品来获取相应的收益。他们的利润是这些收益的一项函数，也是第二个市场——生产要素市场所产生的成本的一项函数。而农民们所获利润的实际价值及其收入的实际价值，都是由他们在第三个主要市场——消费品市场所支付的价格决定的，尤其是购买城市所生产的商品时支付的价格。我们对农业生产者的概念化提供了一种农业政策定义。农业政策由影响农业生产者收人的各项政府活动构成，这些政府活动可以影响农业生产者在主要市场中所面临的价格，而这几个主要市场决定了他们的收人。因此在对非洲国家农业政策进行的描述中，我们考察以下三个市场中的政府干预：农业商品市场，农业投入品市场以及农民可从中购买城市工业制品的市场。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解释非洲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我们始终假定，政治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而且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特定的社会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各种资源。那些发展中地区的政府，它们最重要的社会日标是将其经济基础由农产品生产转为工业品生产，这一目标强刻影响了它们对农业政策的选择。
• momo

  2021-06-14
  第二类政治经济学文献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背景。尽管他们内部存在分裂，但该领域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第三世界国家的变迁模式大部分取决于国际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而这些力量源自工业化国家当然，影响非洲繁荣的主要力量来自发达国家，这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繁荣就是最生动的例子。但是有一点不大好理解，那就是非洲国家对这些力量影响本国的具体方式具有强烈的影响。它们这么做是出于自身及其社会强势利益集团需要的考虑。此外，我也将表明，它们是如何操纵这些力量来在非洲新兴的社会秩序中构建持久的利益模式。因此，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一样，本项研究同样认为，为了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当地的行动者，不论是公共行动者还是私人行动者，作出自主选择的能力，此外还要更加重视这些选择在塑造外部境对当地社会结构的影响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参见 Alavi Warren， Swainson， Sklar以及Saul）
• momo

  2021-06-14
  本项研究试图通过回答下述这一显而易见的问题，来超越农业经济学家的立场：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会采取将给他们所统治的社会带来破坏性后果的公共政策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寻找导致政策制定者干预农业市场的社会目的。最为重要的是，要考察什么样的政治考量会诱使政府以损害大多数农民利益的方式干预市场。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解释非洲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我们始终假定，政治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而且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特定的社会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各种资源那些发展中地区的政府，它们最重要的社会目标是将其经济基础由农产品生产转为工业品生产。这一目标强烈影响了它们对农业政策的选择。我们承认公共的目的和理由在国家推动农业政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认为，为数更多的个人动机对政治选择同样具有激励作用政府想要维持权势它们就必须满足强势利益集团的要求。而人们也借助政治行动来获取特殊利益一一他们无法通过市场上的竞争来获得的报酬。本书正是要强调这些因素在农业政策创制过程中的作用。分析家们承认这些力量的重要性，这很关键。例如，有时从经济学家对第三世界农业发展规划的批评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政府应当撤出农业市场，并让各种经济力量发挥作用。这类建议被视为太过天真，从而自然为政策制定者们所忽视。类似的，尽管政府干预市场以实现社会目标，但认为这些公共目标是政府作此选择背后的唯一动力，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为了确保任何既定目标的实现，政府可以选择各种技巧。让我们看一些简略的例子为了增加粮食供应量，政府可以提高粮食价格，或者可以将等量的资源投到粮食生产项目。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定价政策是更有效率地实现该目标的方式。但非洲的各国政府都系统性地偏爱基于项目的政策而不是基于价格的政策。我将论证指出，它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们发现基于项目的政策在政治上更适用。...
• 小斑

  2023-04-22
  因此，强有力的行动者——财政收入不足的政府、在意价格的消费者、寻求利润的工业，以及依赖于政府的农民——将坚持追求他们个人的、短期的最佳利益，他们还会继续坚持对农民不利、对集体有害的政策选择。只有在他们成功避开了政府开出的政策处方时，生产者才能实现富裕。
• 小斑

  2023-04-22
  另外一个因素是生产者在农作物生产和营销方面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生产上的相对优势越明显，他们的政治地位就越低。因为相对优势越明显，他们在自己所种植的农作物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能够坚持的时间越长，简言之，他们能够被不利的价格政策“压榨”得更彻底。然而，如果生产者在农作物的营销方面占有优势，情况就完全相反了。如果消费者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生产者就可以提高他们产品的价格，而且在价格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可以更有力地捍卫自己的立场。特殊的环境和生态条件可以给生产者带来经济优势，西非的森林就提供了这么一个例子，这些森林为可可生产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通过利用生产者不会采取次优选择的特点，西非国家的政府长期对可可征收很高的赋税。目前生产者的区位优势已经遭到政府政策所强加的额外成本的严重侵蚀，政府的优势正在减弱；正如我们看到的，生产者正逐渐通过生产其他可替代的作物来避开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政府的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
• 小斑

  2023-04-22
  增加的食品成本多大程度上能转变为工人的工资要求也很重要。联系我们迄今所讨论过的内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欧府采取的农业政策与其资本主义邻国没有什么差别。社会主义政体强调要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但在制定农业政策时却面临一个强大的阻力：食品价格的上涨将使它们面临更高的成本。因为它们提供更大量的服务，它们的雇员数量更多；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企业，它们受到工资要求的影响也更直接；而因为它们意识形态上的承诺，它们也更积极地回应工人的要求。因此，食品价格的上涨给社会主义政府强加了更高的成本，这导致它们采取的粮食价格政策与其他国家类似，甚至比官方政策立场给人们预期的更加相似。
• 小斑

  2023-04-22
  影响政府干预农业市场方式的其他因素与农业资源的索取者有关。政府本身是其中最重要的索取者：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影响政府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财政收入需要”的性质。对来自农业的财政收入的需要以及政府设定有违农业利益的价格的方式因下面两个因素而异：政府对开支项目的投入水平，以及可利用的非农资金的来源渠道。这两种因素有助于解释不同政府价格政策的巨大差异，同时也影响政府对不同农业部门的处理方式。
• 小斑

  2023-04-22
  在非洲，这些新兴社会秩序的创立者周围分散着大量的农村生产者。他们是政府实行不利的农产品价格结构的受害者，而且他们无法通过补贴项目获得补偿性报酬。因为官方的压制，这些人缺乏捍卫自身利益的政治组织。而且，政府将潜在的领导者——大农场主——的利益与广大农村居民的利益分离开来。因此，村民们追求自已的私人利益而不是他们的集体利益。为此，他们争取政治庇护，并利用私人市场留给他们的其他可能选择。
• 小斑

  2023-04-22
  出于它们所坚持的公共目的，非洲的国家试图增进工业的利益。为了获得财政收入以促进工业的发展，它们寻求向农业征税，通过维持一个保护工业的秩序，它们为精英们带来了经济利益，也为赢得城市中心区有影响力的集团的政治支持提供了资源。为了保护它们的城市工业基础，非洲的国家寻求低成本的食品。这一目标促使它们干预市场，并试图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水平。政府在农村招募合作伙伴。它们在农村的同盟者包括依赖国家生产计划的承租人和管理者，还包括农民精英以及分布广泛的进步农民群体，他们已经变得依赖于国家主导的投入品补贴项目。这些是非洲国家政权的农村同盟——这些群体发现，尽管政府执行不利于农业的价格政策，但支持当权政府还是对他们个人有利。官僚机构是这种新兴社会秩序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它遍及政府所操纵的市场。依据公共政策，官僚机构设定市场价格，从而创造了非竞争性租金。官僚将这些租金的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上缴给政府：一部分他们自己消费；剩余部分则被他们用以扶植当权政府的支持力量。通过对经济资源的公共管理，官僚们建成了一种相对有利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他们自已占有特权和权位。
• 小斑

  2023-04-22
  我们也已经了解政府如何设计了一种政治模式，使农民忽略农业的集体利益，同时又让农村的政治斗争聚焦于不同派系为了各自利益进行的争斗。镇压、笼络、组织和挑起派系冲突：这些传俩成了农村分化过程的中心。它们构成了以下这种政治过程的基础，这一政治过程确保农业社会中的少数群体获得胜利，而这些人又是与工业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结成联盟的。
• 小斑

  2023-04-22
  通过使特殊利益的获取——不论这些特殊利益是一个社区的发展项日还是个人的职位或升迁——成为农村政治的实质内容，非洲国家的政府增强了它们对农村人口的控制。通过允诺利益，它们可以寻得合作：通过赠与，他们可以获得顺从；而通过收回利益，它们可以惩罚那些反对者。1978年，在对加纳一位富裕的可可农场主进行的采访中，我问他为什么不组织同行的政治支持去要求提高农产品价格。他走向他的保险箱并取出一包文件：他的机动车驾照，零配件的进口许可证，对其不动产和改良物（improvements）的所有权改善权，以及免征其大部分收入税的公司条例。“如果我试图组织反对政府的农业价格政策，”他边说边展示这些文件，“我将被称为国家的敌人，并且失去所有这一切。”他是一位可可农场主，我们讨论的是可可价格。加纳的可可价格实际上是非洲农业政治中最具政治敏感性的话题之一。但是，在生产者所活动的、逐渐为公共机构控制的市场体系当中，他的观点总体上是有充分根据的。通过高压强制，非洲国家的政府阻止任何企图实现结构性变化的有组织的努力；而仅仅允许作细微的调整。此外，通过给予可分受益，它们使得农村个体居民专注于寻求有限的目标。政治人物的精力不是用于关注农民的集体地位，而是用于关注特定改善的获得，包括投入品补贴，生产项目地点的选择和职员的配置，岗位的分配，以及执盟可证的颁发。他们呼吁的不是集体性改变，而是呼吁关注渐增的利益。政治分肥的政治取代了阶级行动的政治。对政策基本结构的争论被排除在非洲农村政治议题之外，而出于个人私利的考虑，农村个体居民开始逐渐屈从对农业利益整体有害的公共政策。
• 小斑

  2023-04-22
  如果非洲国家的政府为所有农村的生产者提高价格，其政治利益会很低；因为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将获得这项措施带来的利益，结果就不会产生支持当权政府的动机。另一方面，以公共工程项目——例如国有农场——的方式给予利益，就具有政治上的优势，它允许有选择地对利益进行分配。这些项目会分给支持者，而不会分给反对者。因而，从组织农村的追随者支持当权政府的角度来看，基于项目的政策就比基于价格的政策更具吸引力。政府可以选择这些项目的地点。他们也可以选择这些项目所需的人员。这两项决定权为组织政治支持提供了机会。
• 小斑

  2023-04-22
  公职人员充分意识到，为了能够留任，他们必须操纵国家的官僚机构去获得这些利益。结果导致了一种精心安排公共项目以获取政治利益的普遍趋势。而与本项研究更为相关的是，这种趋势在农业项目中尤其明显。非洲国家的农业项目具有的几个特征都可以归结为寻求政治支持。其中的一个特征是，在试图增加粮食供应时，更偏爱生产计划而不是价格政策。另一个特征是，这些生产项目所具有的结构——其数量、坐落地点和人员。
• 小斑

  2023-04-22
  在努力组织农村的政治支持时，非洲国家的政府还操纵了本国公共服务的结构和执行。各地的政府提供了道路、医院、学校、供水等各种公共服务。在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项目是非常普遍的。
• 小斑

  2023-04-22
  通过使用暴力，非洲国家的政府已经预先防止农村大部分居民行动起来反对有损他们利益的政策。同时通过给予或拒绝给予农业投入品，政府得到了个体农民对农业项目的支特，而总体来看，这些项目在根本上会侵害农业生产者的利益。这样，非洲各国政府的农业项目就成了农村政治组织的基本单位。但是这种组织的基础狭窄——其成员是较富裕的少数人，大多数农民被排除在外，因而它很脆弱。例如，在中非民族主义时期，发动农民群众反抗殖民政权的那些人攻击农民精英，因为他们从其可得的农业投入品中获益，而这些投入品得到了殖民政府提供的成本补贴。在许多地方，农民起义的进程是以这些农民精英脱离政府农业项目的比例来衡量的（Interviews in Zambia，l971一l972；也可参见Baylies；Dixon-Fyle）。这些运用政府传播的新技术的进步农民，就这样成为了政府在农村选区的脆弱基础。这些组织之所以如此脆弱是因为它们的费用浩大。当政府缺钱时，当其他项目在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中胜出时，或者当国际组织无法提供较大的资助来弥补农业发展的成本时，政府就必须降低给予农民的补贴水平。在这个时候，农民精英就缺乏动力去将自己的利益从大多数农村人口的利益中分离出来。于是他们可能带头组织集体反对当标政府的政策。因而非洲国家政府的农村政策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的财政基础不稳，而政府用以诱骗大农场主的手段也有相同问题，
• 小斑

  2023-04-22
  我们已经知道，在许多政府的统治下，所有农村的生产者都必须接受被压低的农产品价格；出口作物就更是如此。通过政府机构的价格政策，公共部门积聚了财政收入。关键之处在于，政府会以可分受益（divisible benefits）的形式归还一部分收入，它们将这部分利益分配给支持者，而政治上的反对者则得不到。对这些可分受益的分配为吸引同盟者和建立政治组织奠定了基础。
• 小斑

  2023-04-22
  与其他地方一样，在非洲，政府使用武力镇压农民对旨在建立新政治经济秩序的措施的反抗。通过挫败那些寻求根本性变革的人，政府将全面改革的建议从政治议程中移除，并阻止为改变弱势群体的集体命运所做的有组织的努力。相反，它们仅允许对现状进行最低限度的调整，或者只满足个别人的请求。就这样，强制力被用来捍卫和维持基本的政策承诺和它们创建的政治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