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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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2022-05-08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上，这就是所谓的普世王权（universal kingship）。这种政治制度不仅代表一种政治秩序，也代表一种宇宙秩序。易言之，它是植基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基本宇宙观。因此，普世王权的崩溃不仅代表政治秩序的崩溃，也象征基本宇宙观受到震撼而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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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2022-05-08儒家对人的世界基本上还是乐观的：它所强调的毕竟还是人性向上提升的可能性。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以及印度宗教的“无明”思想相比较之下，儒家对人性幽暗面的感受和警觉都是不够的。尤其重要的是，它对人性的认识决定了它在政治意识上发展的方向。因为尽管儒家对于道德实践的艰难性有其认识，它最后还是认为，少数的人可以克服困难，成圣成贤；而圣贤一旦出现，权力便应交给他，让他做统治者。这就是圣王的观念，这就是儒家解决政治的基本途径。这个途径，原是带有很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但却没有考虑到一个根本问题：即使有人能成圣成贤，谁能保证他在享有权力以后，不受权力的熏迷和腐化？未能考虑到这一层，便显示出儒家思想对人性的阴暗面的感受和反省还是不够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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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2022-05-08“经”字的字面意义就是“治”和“理”的意思。因此“经世”就是“治世”和“理世”，或者“治理天下”的意思。这一字面的意义反映出儒家一种特殊的入世人生观：一个理想的人生是从政以领导社会。换言之，就是儒家所谓的以天下治平为己任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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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hiel2021-01-23“理性化”是韦伯思想中很基本，同时也是很缠绕的一个观念。韦伯本人并未完全交代清楚，大致而言，这个观念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价值理性”，另一方面是指“目的理性”。所谓“价值理性”大概是韦伯受德国唯心论的影响，而承袭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某些终极价值是人类理性所共许，对于这些价值我们只应该无条件接受，而不应该计较其效果之得失。所谓“目的理性”是指两种情形下的考虑：一种是就一组特定的价值，比较其效果之得失而决定它们的轻重和取舍。另一种是就一个或一组特定目的，考虑如何才是最有效的方法或途径以求其实现。因为这两种考虑都是着眼于功效或效果，我们不妨称之为“功效理性”。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韦伯在讨论西方近代的理性精神时，主要是指这“功效理性”。他认为欧美近代的科技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足以表现这种“功效理性”。但他同时强调这种理性精神也反映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其他方面，例如行政组织、法律制度和宗教意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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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hiel2021-01-23大乘佛学对儒家幽暗意识的提升，首先反映为儒家的“复性”思想。“复性”这个概念，顾名思义是人性已经失落，需要恢复，其中的“幽暗意识”已是呼之欲出。我们若再检视其义理结构，幽暗意识也是有强烈的透显。因为“复性”观念的基本前提是：生命有两个层面——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现实。而生命的本质又是人类历史的本原状态，生命的现实又是人类历史的现实过程。于是在这种前提上便出现了对生命和历史的一种特殊了解。生命的现实虽在理论上不一定是昏暗，却常常流为昏暗。因此，由生命的本质到生命的现实便常常是一种沉沦。依同理，人类历史的本原状态和生命的本质一样，是一个完美之境，但在历史现实过程中却时时陷入黑暗。再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就形成了复性观的主题：本性之失落与本性之复原；生命之沉沦与生命之提升。这个主题和结构，显然是儒家和佛家的生命二元论的糅合。幽暗意识在宋明儒学里，不但表现为“复性”的思想，同时也反映为另一种趋势。宋明儒学的主流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在内，均由理与气两种质素构成；而二者都代表宇宙存有的正面性。理固然是代表善性，就是气在基本上也属善性。因此，就宇宙的基本存有而言，是无阴暗罪恶可言的。只是在气的流动生化中，才有阴暗罪恶的衍生。但是宋明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却有视个人生命为善恶两极对立互争的趋势，这个趋势大大的提升了宋明儒学的幽暗意识因为朱子曾经说过下面这样一段具代表性的话：“以理言，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易。而邪之胜正，人欲之胜天理，甚难。以事言，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难。而邪之胜正，人欲之胜天理，却甚易。正如人身正气稍不足，邪使得以干之。”换句话说，朱子认为：照道理言，正应该克邪；但在现实人生里，邪却是经常胜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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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hiel2021-01-23总之，在《论语》里首次出现的幽暗意识，经过孟荀思想的引申和转折，在先秦儒学传统中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与功能。同时我们也可看出其观念上的限制。因为它始终不能突破“圣王”的理想模式。而这圣王模式，经过孟荀思想的发挥，展现三个特点：第一就是一种终极的乐观精神：幽暗意识虽然出现，儒家仍然相信，人毕竟有体现至善而上通神明之可能。这种理想主义，与西方传统，特别是基督教对人之认识有起足点的不同，因为后者相信，人的德性不论如何提升，永远不能体现至善和神性，只有神才能体现完美和至善。二人神之间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第二就是前面所说的政教合一的倾向。圣人就是法王，而法王应兼人王。这两个特点，在以后儒家思想的发展上，有其定型与定向的意义。第三，圣王的乐观精神是含有相当的乌托邦注意的倾向。因为圣王的出现就代表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降临。先秦儒家相信这个理想的社会曾经具体的实现于远古的过去。因此而有“尧舜之治”和“三代”的憧憬。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乌托邦理想虽然主要是以过去为取向，因此没有像基督教与大乘佛教里面那样强烈的前瞻性的乌托邦主义。但因为它毕竟是相信圣王是可能会再现的，它的乌托邦注意也是蕴含着某种程度的未来取向，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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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hiel2021-01-09宋明儒学，本着孟子生命二元论，再受到大乘佛教和道家思想的激荡，就演成它的“复性”思想。“复性”观念的基本前提是：生命有两个层次——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现实。而生命的本质又是人类历史的本原状态，生命的现实又是人类历史的现实过程。于是在这种前提下便出现了对生命和历史的一种特殊了解。生命的现实虽在理论上不一定是昏暗的，却常常流为昏暗。因此由生命的本质到生命的现实便常常是一种沉沦。依同理，人类历史的本原状态和生命的本质一样，是个完美之境，但在历史现实过程中却时时陷入黑暗。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就形成了复性观的主题：本性之失落与本性之复原；生命之沉沦与生命之提升。很显然的，复性思想是含有相当浓厚的幽暗意识的。既然复性思想以不同的形式贯穿宋明儒学各派，它所蕴含的幽暗意识自然也不限于任何一家一派。但在宋明儒学的主流——程朱学派中，它似乎特别显著和突出。这主要因程朱理学的义理结构是以二元论的形式出现。在宇宙观方面，它有理与气的对立；在人性观方面，它有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的对立。这种对立使得成德过程的艰难性在朱子思想中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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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hiel2021-01-09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传统对人性的看法，从开始的着眼点就有不同。基督教是以人性的沉沦和陷溺为出发点，而着眼于生命的赎救。儒家思想是以成德德需要为其基点，而对人性作正面的肯定。不可忽略的是，儒家这种人性论也有其两面性。从正面去看，它肯定人性成德之可能，从反面看去，它强调生命有成德德需要就蕴含着现实生命缺乏德性的意思，意味着现实生命是昏暗的、是陷溺的，需要净化，需要提升。没有反面这层意思，儒家思想强调成德和修身之努力将完全失去意义。因此，在儒家传统中，幽暗意识可以说是与成德意识同时存在的，相为表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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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hiel2021-01-09首先我得对幽暗意识在观念上作一些交代。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这种对人生和宇宙中阴暗面的正视，并不代表价值上的认可。实际上，这种幽暗意识是以强烈的道德感为出发点的，唯其是从道德感出发，才能反映出黑暗势力之为“黑暗”，之为“缺陷”。因此它和中外文化传统中各种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如中国的法家，西方思想家如马基雅维里与霍布斯等人的学说，在精神上是迥异其趣的，同时它也和西方现代的功力主义和道德唯我论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在价值上接受人的私欲和私利，而以此为前提去考虑个人与社会的问题，而幽暗意识却在价值上否定人的私利和私欲，然后在这个前提上求其防堵，求其疏导，求其化弥。因此它对现实人生、现实社会常常含有批判和反省的精神。在许多古老文明里，我们都可或多或少的找到这种幽暗意识。比较而言，它在印度与西方文化中特别深厚。印度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出世的，因此它的幽暗意识虽然深厚，却未能对政治社会的发展有正面和积极的影响。而西方文化中的幽暗意识，却经由入世精神的发展，对政治社会，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演进，曾有极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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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egister2018-04-05胡适始终抱持新儒学的信念，认为个人与社会道德的至善，必赖于知性的培养与知识的增长。正如胡适自承，此一主智型乐观主义使他早年开始研读西方哲学时兴趣偏向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与赫胥黎( Thomas Huxley，1825-1895)的哲学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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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egister2018-04-05它所开启的政治秩序危机与文化取向危机，仍是当前中国面临的双重危机。从这个角度去看，百年前维新运动距离我们似乎很遥远，但却又不是那样遥远。就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困境而言，中国仍未完全脱离戊戌维新所引进的危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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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egister2018-04-04但这些反思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意识与批判意识都只是枝节的或灵光一现的，因此与“轴心时代”的“超越的原人意识”有着不同层次的悬隔。后者是透过超越的内化，发现生命有内在的精神本质，由此得以奠定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认同，并进而对生命的本质与本原作一根源式的体认，从此把人类文化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也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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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egister2018-04-04王艮本着阳明良知思想对他的启发，辅之以他个人的神秘主义的精神体验，把天人合一的观念不但加以引申，而且与批判意识结合，替整个泰州学派的抗议精神铺路。这份精神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强调在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之外，有一个独立的思想权威可以与其抗衡。何心隐之强调师尊于君，李贽的一生以个人之良知对抗各种政治社会权威和儒学正统，都是这份精神的突出表现，使权威二元化的意识因此在晚明有着接近突破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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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egister2018-04-04“内圣外王”这个理想，视内在心灵生活和外在的社会与物质生活同样重要，对于现代文化重外而轻内的取向，可以发挥调剂与平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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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egister2018-04-04然而，话说回来，儒家的抗议精神和批判意识毕竟不是西方的民主宪政，两者之间仍有着重要的差异。其中一个基本的不同就是民主宪政是从客观制度着眼，对权力加以防范，而儒家的抗议精神则是着眼于主观德性的培养以期待一个理想的人格主政，由内在的德性对权力加以净化。上面提到的陆世仪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他对政治的构想最后仍归结于期待圣王的出现。他的抗议精神是由“大学模式”表现出来，因此也难免受到这模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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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egister2018-04-04上面讨论的主旨是在强调：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儒学，是含有幽暗意识这一层面的。所以要这样强调，主要是为了纠正一个很流行的错误观念，那就是儒家思想一味地乐观，对于生命的缺陷和人世的遗憾全无感受和警觉。但但是这种强调并不就是对儒家与基督教在这方面不同之处的忽视。前面说过，两者表现幽暗意识的方式和蕴含的强弱很有不同。基督教是作正面的透视与直接的彰显，而儒家的主流，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外，大致而言是间接的映衬与侧面的影射。而这种表现的不同，也说明了二者之间另一基本的歧异，如前所说，基督教，因为相信人之罪恶性是根深柢固的，因此不认为人有体现至善之可能；而儒家的幽暗意识，在这一点上始终没有淹没它基本的乐观精神。不论成德的过程是多么的艰难，人仍有体现至善，变成完人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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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egister2018-04-03西方自由主义深受启蒙运动的乐观精神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自由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思想层面。在理想上，它保持着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它珍视人类的个人尊严，坚信自由与人权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但它同时也正视人的罪恶性和堕落性，从而对人性的了解蕴有极深的幽暗意识。因此这种自由主义对人类的未来是抱持着希望的，但这希望并不流于无限的乐观和自信。它是一种充满了“戒慎恐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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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仁2011-03-21不过自1970年代后期“文化大g命”结束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反省批判，往往忽略此一五四遗产中的负面影响。大多数的人将这个错误归咎于儒家传统的所谓“封建遗毒”。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中国g产lism者不应舍弃的家传珍宝。1980年代后期，震撼中国文化界而且广受知识界欢迎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河の疡》，就是明证。在尝试学习历.史教训之时，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尚未以他们批判儒家传统的方式，来检视五四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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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仁2011-03-21如前所述，人的神化理念不但深植于中国传统，而且也深植于近代西方思想中。五四知识阶层同时承接这些固有及外来的观念并以独特的方式，将这些观念一并陶铸成当代中国激进的人极意识(radical anthropocentrism )。因此有关.人的神化的观念，基本上来自五四启蒙运动，是五四文化遗产里的一个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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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hiel2021-01-09首先，以幽暗意识为出发点，基督教不相信人在世界上有体现至善的可能，因为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堕落性，靠着自己的努力和神的恩宠，人可以得救，但人永远无法变得完美无缺。这份完美无缺，这份至善，只有神有，而人神之间是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从基督教看来，人既不可能神化，人世间就不可能有“完人”。这种人性观，对于西方政治文化有着极重要的后果。我们知道，在基督教以外的一些文化里，如中国的儒家传统，希腊的柏拉图思想，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往往是归结到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格作为统治者——这种追求“圣王”和“哲王”的观念，因为它和幽暗意识相抵触，在基督教传统里，便很难产生。其次，幽暗意识造成基督教传统重视客观法律制度的倾向。人性即然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便很容易“泛滥成灾”。因此，权力变成一种极危险的东西。大致而言，历史上解决权力问题的途径可分两种，一种是希望执掌权力的人，透过内在道德的培养，由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另一种是求制度上的防范。前面说过，从基督教的人性论出发，很难走上第一种途径，生下来自然只有第二种途径。基督教的思想家，不论新教或旧教，思考人类的政治问题时，常常都能从客观的法律制度着眼，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