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天地玄黄

• 王小刀

  2015-11-17
  这里，群众性的暴力，被描写成革命的狂欢节，既是阶级斗争的极致，也是美的极致；作者所欣赏的正是这种强暴的美。——党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最终转化为新的美学原则。
• 王小刀

  2015-11-17
  “作家在生活中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是怎样的”，与“政策规定的也即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之间的两难选择。按照“是怎样的”写作，这是通常所说的“写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模式；按照“应该是怎样的”的要求去写出所谓的“本质的真实”，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模式。丁玲选择了前者，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王小刀

  2015-11-17
  中国新文学史发展到1948年前后，终于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48）、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1946）、柳青的《种谷记》（1947）、欧阳山的《高干大》（1949）、草明的《原动力》（1948）等中长篇小说的出版为标志，出现了一种相对成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模式。它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血肉联系是十分明显的，与五四文学则存在着既继承又反叛的复杂关系；但就其写作（生产）、传播（流通）方式，艺术思维，创作模式而言，则都展现了新的特点与面貌。更重要的是，这种新模式出现以后，它就以自己为标尺，展开了对异己文学的尖锐批判。
• 王小刀

  2015-11-17
  那一代人这种渴望脱胎换骨而又势不可能的痛苦，后人恐怕很难理解。而周立波的自我克制与自我警戒（这一点和丁玲的自信与锋芒形成鲜明对比）也未尝不可看作是一种自我保护。但他最终也还是在劫难逃，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在一场饱览壮阔的群众性暴力运动（当时也被视为”盛大的节日“）——文化大革命中，周立波本人也被”革命群众“拉上街头，唱着歌，打着锣鼓，游斗示众。这样的历史”下文“也是人们不可能事先料及的。
• 王小刀

  2015-11-17
  大概谁都会同意当时人们对部队文艺工作所作的如下总结：这是“为兵服务”的文艺，或者借用今天的熟语，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宣传队）通过文艺为战争服务的实践，把毛泽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按毛泽东的观点，战争正式最大的政治）的思想推到了极致，使其得到了完整的实现。这至少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文艺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真正成为党的工作的一个部门。这不仅是指思想、路线的领导，更有着组织上的具体保证：部队文工团不仅直属各级党委政治部的领导，而且自身建立党支部，并设有政治指导员（或称政治教导员，政治协理员）。二、每个文工团员（宣传队员）都无例外地首先是党的政治工作者、实际工作者，然后才是文艺工作者，是名副其实的“文艺战士”。三、完全自觉地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即为”兵“（武装的工、农）服务”，具体化为“写兵，演兵和给兵演“，在内容上则是”和部队的当前任务和基本任务相结合”，围绕部队及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创作与演出。四、努力“吃透两头”，实现党和领导机关的政策、意图与战士的思想、生活实际的结合。五、逐渐建立起适应部队政治需要的创作模式与艺术形式及风格。具体地说，即是短小精悍的歌、舞、剧结合的，广场演出的，具有趣味性（战士喜闻乐见）与现场煽动性：这也是一种政治的、群众的、行动的、狂欢的广场艺术。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实行“兵写兵，兵演兵”，“把文艺工作变为群众运动”。七、归根到底是要实现文工团自身的革命化、政治化，一方面要克服残存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真正地从思想感情上和兵扭在一起，首先在对于战争的感性认识上和战士们一致起来，爱兵之所爱，恨兵之所恨，乐兵之所乐，忧兵之所忧”；另一方面则要把党的思想真正化为自己的血肉，提高组织纪律性，像战士一样绝对服从党的集中统一的意志，自觉地做党的工具。所追求的正是文学艺术与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化（党话）”——按毛泽东的说法，“‘化者’，彻...
• 王小刀

  2015-11-13
  尽管文学作品还保留着某种商品的外壳（仍要通过卖与买的商业行为发行），但文学市场的需求已不再成为文学生产（写作）、流通（销售）的驱动力，而代之以“政治“（党的利益）的需求。“文学市场”的悄然隐退意味着文学艺术的生产与传播机制的根本变化，从此纳入党所领导的国家计划轨道，也即纳入体制化的秩序之中，“文艺成为政治的工具，党的机器中的螺丝钉”才真正得到了体制上的保证。正是这种文艺生产与传播的计划化与文艺的彻底政治化，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最根本的特征。
• 王小刀

  2015-11-13
  毛泽东对丁玲及其创作的关怀，就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对文艺的特殊爱好或对丁玲个人的特殊兴趣（尽管确实存在这样的因素），而是意味着毛泽东已经把未来文学的发展列入他的新中国的蓝图之中。他对丁玲的那一番谈话已经提出了他的某些设想，例如作家必须是实际工作者，必须到工厂、农村去，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大作家“等等。因此，他要把文学艺术牢牢地掌握在党的领导、控制之下，这就是后来所提出的”全党管文艺”，以及“第一书记管文艺”的思想，这时已经初见端倪。
• 王小刀

  2015-11-13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实质上是在于毛泽东本人“对抗”。这种对抗不仅是不自觉地，而且对抗者在主观上还是真诚地要拥护甚至捍卫毛泽东的。这种从支持、拥护出发的对抗，不仅充分体现了本书所要着重讨论的共和国文化的复杂性，而且本身即具有极大的悲剧性。胡风及其友人就这样在违背自己主观意愿的情况下，以这么一种特殊的方式（心态、语言等等），扮演了一个公开在理论上与毛泽东相对抗的知识分子的角色。而且，也同样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由于胡风本人的巨大的人格力量，他对周围的年轻人所形成的凝聚力，使得他们的这种对抗，不同于在此之前的王实味、萧军等人，多少具有了某种集团的性质，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危险性。这都导致了最后的结局：由毛泽东本人，以那样一种方式来解决胡风问题。当胡风和他的年轻友人终于发现自己是在与谁对抗时（恐怕有的人至死也没能正视这一点），一切都已经晚了。
• 王小刀

  2015-11-06
  在1948年，人们所面临的是如何接受革命风暴的洗礼。特别我们正在回顾的4、5、6月校园学潮，对长期孤守在书斋里的教授、知识分子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大多数教授、讲师（助教更不用说）此时自身也存在着生存的危机，更深切地感受着民族生存的危机。正是这双重危机感，以及保护学生的职业道德，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站在学生这一边。
• 王小刀

  2015-11-06
  尽管在事后的不断回想中不免强化，也即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某些东西，但仍然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广场上群众歌曲对人的精神的渗透与影响。这首先是一种思想、心理、情感的凝聚与认同：当无数个个人的声音融入也即消失到一个声音里，同时也将就同一的信仰、观念以被充分简化，因此而极其明确、强烈的形式（通常是一句简明的歌词，如“团结就是力量”之类）注入每一个个体的心灵深处，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与力量。处于这种群体的意志与力量中，个人就会身不由己地做单独的个体所不能、不愿或不敢做的事。这事一个个体想群体趋归并反过来为群体控制的过程。这也正是革命所要求的：面对强大的暴力，是英勇的群体的反抗。
• 王小刀

  2015-11-06
  在接受文学遗产的名义下，有些人渐渐走向对旧世纪意识的降服。这或许是事实吧，但由此反映出的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文学的高度警惕性，却是更应该注意的。这里内含着双重疑惧：既表现了长期处于西方世界包围中的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侵略（包括文化侵略）近乎本能的警觉，又显示了长期处于资产阶级对抗中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异己感与不洁感。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丛刊》的批评家门在激烈地开展国内思想斗争的同时，也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西欧文学的没落倾向“，对所谓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文化，即现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提出特别严峻的批判，这既是追根溯源，又是预先防范。对西方文化、文学的这种不信任几乎成为难以摆脱的心理情结，长期影响着新中国厄问化领导人及其选择与决策，《丛刊》的批判倾向仅是一个开端。
• 王小刀

  2015-11-06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革命的胜利，“我们”（以“党”为集中代表）与“我们”体的话语即将取得思想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提到首要地位的是“批判”，即如《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中所说：“思想斗争是文艺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环。“这就使得”我们“体的话语一开始就具有浓重的革命、批判、阶级斗争色彩。
• 王小刀

  2015-11-06
  在这里不妨稍稍考察一下“我”与“我们”这两种主题指称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五四时期是一个高扬“我”的时代，“我“作为抹杀个体的封建伦理的历史对立物，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鲁迅小说的女主人公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堪称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但几乎在同时，就开始了对"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个体主义思潮的怀疑，处于绝望的自我开始四处寻找新的力量源泉。
• 王小刀

  2015-11-05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这样把一个无可怀疑的历史巨变与转折——由此引发的将是中国社会的一切方面，包括我们所要着重讨论的文学艺术的巨变与转折，推到中国每一个阶级、党派、集团，每一个家庭、个人的面前，逼迫他们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为这选择承担当时是难以预计的后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毛泽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看作是作为主导者与胜利者的一方对这一终于到来的历史巨变所作的反映与选择。选择是明细而不容置疑的。
• 愤怒的葡萄

  2012-05-29
  这对于与这块故土有着血肉联系的中国人，尤其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太难以接受的选择。1948年的中国文化舞台上一直引人注目的自由主义作家、记者萧乾，至今也还记得那个夜晚，服过三次安眠药也不能入睡：上半夜，那位入了英国籍的捷克汉学家（和其他朋友）的“忠告”（“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之类）像几十条蛇在心乱钻，近年来与左翼知识分子冲突不断，真的拒绝了剑桥大学的聘请，留在大陆，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像苏联、东欧那样，大搞“清洗”，如果真有那一天，自己能够逃脱吗？……
• 未央

  2012-05-05
  这年11月出版的《文学杂志》3卷6期特载署名“方回”的悼念文章，并谈及当年王国维的自沉。作者说：“今日已经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在那里竞争。旧的必灭亡，新的必成长。孕育于旧文化里的人，留连过去，怀疑未来，或者对于新者固无所爱，而对于旧者却已有所怀疑、憎恨，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这种死结。隐逸之途已绝，在今日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可奈何，只好毁灭自己，则死结不解而脱。像王静安、乔大壮两位先生都是生活严肃认真、行止甚谨的人，在这年头儿，偏就是生活严肃认真的人难以活下去。所以我们对于王、乔两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复悲其遇，所谓生不逢辰之谓也。
• 水先

  2012-05-05
  萧军听了大为感动，当即表示：“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一……”话未说完就被丁玲顶了回去：“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 水先

  2012-05-05
  据说刘芝明在准备写那篇批判长文时，需要萧军过去的作品当靶子，萧军便主动提供。刘写好了文章给萧看，问：“觉得怎么样？”萧军摇头笑了：“不怎么样！”“为什么？”“若是我批判萧军，就不这么写。你把萧军比作狼、虫、虎、豹，还有什么老鹰、狮子等凶兽，但凶兽毕竟不是巴儿狗！你还记得吧，鲁迅说过，自己的血肉宁愿喂鹰喂虎，也不给巴儿狗吃，养肥了癞皮狗乱钻乱叫，可有多么讨厌！”以后批判声势越来越大，萧军又对刘芝明说：“你要能批判得我少吃一碗饭，少睡一个钟头觉，我都佩服你！”刘说：“你跟共产党耍什么硬骨头！”萧军反问道：“那么共产党净需要缺钙质的软骨头吗？”
• 夕颜

  2020-02-15
  “而现在，这样的启蒙传统却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否认“精神的奴役创伤”的存在，将人民、农民纯化、理想化的民粹主义倾向。胡风一语道破实质：“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样成其为封建主义呢？”他指出，那种“只要优美的”人民而不要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人民”的理想，固然纯粹而美好，但“世界上没有只有阳面没有阴面的事物，抛弃了阴面，阳面也定要成为乌有，即所谓观念化了的”东西”。而将人民抽象化则是危险的：它容易为所谓“人民的代言人”（类似于上帝的代言人）提供机会，将人民崇拜变为人民的代言人崇拜，在人民的统治的名目下实行代言人专政。因此，胡风及其友人一再强调，一定要使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能“被动地”等待“人民代言人”来解放，这里显然是隐含着某种忧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