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

• 烧脑的绿豆

  2017-06-11
  如果把主流意识形态给定的1978年作为改革的起点，那么，就在改革起步的1979-1981年，中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此次经济危机，主要源于中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的巨大的财政赤字。巨额财政赤字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投资过度（中美解冻后周恩来“四三计划”与华国锋“八二计划）；二是1978年以后处于过渡期的政府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第二代领导人为获得社会大多数支持而降低社会积累增加社会消费），福利和补贴支出增长过快。
• 进恒

  2019-11-25
  如果人们以世界城市化率平均50%作为中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标志，那么，当中国城市化率实实在在地突破50%的时候，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不能再依靠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条件，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资本经济危机代价的标志一表明中国此后的城市危机只能爆发在城市，并且危机代价也集中在城市“硬着陆”
• 进恒

  2019-11-25
  尽管，在世界“大势”上西方与东方的判断异曲同工一一像沃勒斯坦这样的西方学者关于“核心、半边缘、边缘国家”之间成本一收益分配的理论解释，和东方世界的毛泽东六、七十年代所作的“三个世界”的判断，在本质上基本相同，都是对发达国家可以借由主导制度建构而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制度成本这个规律的实事求是的描述和概括。不过，在一任又一任的东方政治家的政治实践中，有一个要点很少被西方主流学者纳入研究视野，那就是中国如何依托国内的二元结构——因城乡差别而客观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一一来为弱化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向农村转移危机成本
• 进恒

  2019-11-18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国人虽然以其实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但却被中国百年来以邯郸学步为最高境界的理论家们拒绝提升为理论。
• Taylor Swift

  2021-12-09
  中国的所谓“比较优势”，既非劳动力资源丰富到所谓“无限供给”，也不是主流舆论所说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红利”。因为这两个条件，一般发展中人口大国都有。真正的比较优势在于中国的基本制度——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和“土地均分制”的基本财产关系制约下，乡村中内在形成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使数以亿计的农民打工者以聚落于村社的家庭为单位，既以非市场化平均分配得到的无风险资产土地来承担“非农就业”风险，又无形之中拱手把风险收益让渡给了企业家和发达地区的政府。而中国在新世纪遭遇的劳动力综合成本快速上升、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之新困局，恰在于这些“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强势利益集团缺乏对本土经验的基本知识总结，却反过来激进地照搬西方意识形态化的活语体系，自毀中国农村基本制度。颁布“新增人口永不分地”的法律，意味着直接侵犯宪法赋予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引致中国随后发生了一般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的、被“推出来”的新生代打工者们不可能低工资地维持的“边缘化生存”状态——既难以融入城市，又为“一切向钱看”的城市低俗商业文化和“去乡土知识”的反智的农村制式教育等制度文化所全方位地排斥——这也许就是20多年打工潮潮起潮落，而近年来终于演化成“13连跳” 悲剧的大背景。在城市资本化过程以加速度攫取愈发有限的生态资源，造成环境灾难不可逆转的新时期，相对于环境更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是被激进的制度变迁推出来的新生代打工者们的生存状况。他们当中约93%为初中以上学历，约占上网青年的54%；他们不可能接受“边缘化”处境，他们己经被“加工贸易”所需要的“生产线＋集中食宿”的高度组织化企业聚集的开发区孵化器催生为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阶级自觉性鲜明且善于斗争的“新工人阶级”。广东南海的新生代工人“自觉组织”的“广本大罢工”之完胜，是中国3亿劳工成为自觉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的里程碑。西方1...
• 弗莱德

  2016-05-07
  如果把1988-1994年发生在中国的大危机与西方1929-1933年的大危机作客观对比，应该能出一本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学术著作。但得坚持客观地把1988-1989年的滞涨、1990-1991年的萧条和1992年的复苏、1993-1994年进入高涨的同时再次诱发高膨胀的过程，看作一个比较典型的危机周期来作分析。诚然，中国1993年以后应对危机的政府调控为实际内容“深化改革”，及其造成内需下降导致的外向型经济大转型，对世界资本主义影响巨大，也给后辈留下了一场丰富的话题。
• 弗莱德

  2016-05-06
  在纳入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相对于殖民主义历史而言的“原住民”过亿的人口大国，且是未经西方那种对外侵略就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的发展中大国，其发展经验，如果仅用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框架和学术概念，恐怕难以全面解释
• 荒荒

  2014-01-23
  在城市资本化过程以加速度攫取愈发有限的生态资源，造成环境灾难不可逆转的新时期，相对于环境更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是被激进的制度变迁推出来的新生代打工者们的生存状况。他们当中约93%为初中以上学历，约占上网青年的54%；他们不可能接受“边缘化”处境，他们已经被“加工贸易”所需要的“生产线+集中食宿”的高度组织化企业聚集的开发区孵化催生为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阶级自觉性鲜明且善于斗争的“新工人阶级”。
• 弗莱德

  2016-05-07
  1949年以来，历经4此“民族资本主义”和5年“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在连续9年的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后，一方面史无前例地在大城市中初步构建了以军重工业为主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任何资本原始积累都势必发生的巨大制度成本。但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却不在制度成本，而在于这种成本因何爆发和向何处转嫁。
• 进恒

  2019-11-20
  而中国在新世纪遭遇的劳动力综合成本快速上升、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之新困局，恰在于这些“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强势利益集团缺乏对本土经验的基本知识总结，却反过来激进地照搬西方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自毁中国农村基本制度。颁布“新增人口永不分地”的法律，意味着直接侵犯宪法赋予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引致中国随后发生了般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的、被“推出来”的新生代打工者们不可能低工资地维持的“边绿化生存”状态一一既难以融入城市，又为“一切向钱看”的城市低俗商业文化和“去乡土知识”的反智的农村制式教育等
• 进恒

  2019-11-20
  中国的所谓“比较优势”，既非劳动力资源丰富到所谓“无限供给”，也不是主流舆论所说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红利”。因为这两个条件，般发展中人口大国都有。真正的比较优势在于中国的基本制度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和“土地均分制”的基本财产关系制约下，乡村中内在形成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使数以亿计的农民打工者以聚落于村社的家庭为单位，既以非市场化平均分配得到的无风险资产土地来承担“非农就业"风险，又无形之中拱手把风险收益让邃给了企业家和发达地区的政府。
• 莫昭

  2018-09-06
  P248 （2010）中国当前百分之七八十的经济重心都在沿海岸线200公里以内，造成92%的外贸、95%的石油进口都是通过海上运输。P255 2008、2009年公共安全支出（维稳）分别占财政支出的11.5%、10.8%，已经逼近国防开支占比 占 GDP10%隐性收入与当前维稳经占财政开支的4%相对应，具有内在相关性。 ……隐形的和灰色的收入都会内在的导向和加强非规范制度，而不是规范制度。也因此,今天很多地方的政府治理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正规权力和非法手段（甚至黑社会）相结合,不断向弱势群体转嫁排斥性增长代价的牟利型治理,而不大可能感谢为有普惠制的阳光财政支撑的公共治理。
• 莫昭

  2018-09-06
  P216 现在，1990年代这个放弃对公共品承担责任的激进改革创造的短期需求释放为有规模的增量，并且得以同步消纳政府货币超额增发的特殊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 ……当时度过危机的制度收益，已经基本被利益集团短期吃尽，制度成本却不断积累，无人支付而常常表现为社会冲突。既然是输入性危机,就不可能靠中国政府的国内应对政策缓解;如果中国没有参与国际规则的定制权而只能使用国内政策,则势必形成巨大代价。
• 莫昭

  2018-09-06
  P203 乡村治理危机主要归因于制度变迁中强势主体为最大化获取制度收益而逐层向外进行的代价转嫁。
• 莫昭

  2018-09-06
  P167 财政金融尚未分家前，只要不发生颠覆性政治危机、政府不垮塌，则国有银行还是不必按照西方市场化私人金融的制度来充实自由资本——不仅银行系统的呆账坏账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用国库的外汇储备来冲抵和填补，就连整个银行系统出现的严重贷差，最终也是由国家信用作担保并以增发货币作为最后的支付手段来抹平的。P168 由于各种“好典型”的意识形态化包装都具有“政治正确”，遂使人们很少意识到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承担主体的非一致性——这种改革的成败，客观上不仅在于制度收益被哪些既得利益集团获取，而更在于制度成本如何被获益的利益集团成功地转嫁出去。P177 1998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建成。2003年，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仅次于美国。P178 政府重新进入：政府直接介入经济、通过追加国债投资拉动实体经济和同期大规模增发货币促进经济增长。——政府直接投资化解市场失灵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 负面效应：国进民退、粗放增长。有用未来更大的过剩来掩盖当前过剩的风险。严重的受制于资源和原材料进口占比过高。P180 在治理劣化的条件下，每一次资源的重新分配和调整都可能引发冲突他。从长期看，征地补偿政策对农地功能的补偿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平的。P186 康晓光（2002）：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精英联盟”，及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们的联盟。使得社会利益分配向精英群体倾斜，同时也形成国家政权总体稳定的基础。农村中的对抗性冲突，属于大众处于被剥夺状态而制造的局部反抗。精英联盟是内生的而且非常稳定的，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 杨鹏（2005）进入“精英间冲突”、“精英与大众冲突”的“双重冲突”时代。
• 莫昭

  2018-09-06
  P161 自从1971年尼克松颁布政令废除美元黄金挂钩，1973年采取“浮动汇率”的货币金融政策以来，欧美国家在布鲁赛尔货币会议上通过了以提高净资产本流动率来维持实际消费的办法，产业外移和外部资本收益的大量回流，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危机性状。结果，欧美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
• 莫昭

  2018-09-06
  P155 无独有偶，在10年之后2008-2010年的更大规模的救市投资中，以往那种为占有农村稀缺资源并加快资源资本化而向农村转嫁危机的做法，被“政治软约束”到肆无忌惮的各级地方政府愈发采取“亲资本”政策而直接放大，造成以“群体性事件”为名的社会冲突大幅度增加。P156 中央控制的垄断性金融部门，出现了以普遍存差为表象和以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为实质的流动性过剩。地方政府税收依赖的产业部门和农民生存依赖的产业部门，则普遍出现了以“贷款难”为表象的流动性不足。
• 莫昭

  2018-09-06
  P140 1993年危机时期强力推出的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名的城市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下岗失业，都意味着这次是让城市利益群体直接承载了国家产业资本扩张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大规模引资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主要代价。由此，城市利益群体发生实质性分化，资本相对于劳动取得了绝对强势地位。P142 1994年教育、医疗产业化改制……彻底腐蚀了相关知识分子群体。这些被一般性地认为属于社会性腐败的现象背后的潜规则问题则更为严重：这两个领域中的许多从业者十几年来已经顺理成章的凭借个体对信息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占有高额收益，且自觉地构建了维护其利益集团地位的公开制度和内生机制；这些领域中占据制度供给部门的权威、门派错综复杂，制度改进的空间几乎不存在。因而，尽管他们饕餮着，且继续占有着最多的公共资源，却大多不可能再提供低成本、普惠制的公共服务。P145 跟随1993年赤字危机的铁血16条，过半是金融政策。紧缩措施很大程度损害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对国有大企业则影响不大。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资源配置愈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寻找利润的增长点，形成虚拟资本，变异为参与利润分配的工具而不是创造利润的工具。P150 第二轮圈地运动（1996）“如果以成本价为100元，则农民只得5%-10%，村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往往由村干部掌握），60%-70%为政府及各级部门所得”。相比较而言，八十年代农村自主的生产性占地的“以地兴企”时期，土地资本化收益较多留在了农村内部，主要用于社区福利、支农支出，同期带动农民非农就业和现金收入的增加。九十年代的“以地生财”收益主要为地方政府及结构化的产业资本所共享。
• 莫昭

  2018-09-06
  1992年经济过热：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 莫昭

  2018-09-06
  P113 城市利益趋向的应对方式，将成本转嫁给乡镇企业。表现为以发展沿海经济为由要求其让出原材料和市场，减少对乡村的公共投入。 结果是人为压抑了农村经济和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从此整个国民经济转向，由内需拉动到外向型经济。P114 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城乡不同利益主体都有难念的经，都需要在政府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只不过长期以来，城市利益代表在坐落于城市的政府及其决策中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乡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