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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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酒2022-11-29新编纂的举业书几乎没有，出版当然是极度的不振，而且出版与其说是坊刻不如说是官刻占主流，这一情况也是只有明朝前半期才有的事情。但即使是由官僚来重刊的宋元时期人的编著，比起成化、弘治时期，举业书的出版终于开始呈上升的趋势了，对于这一点可以通过上面的叙述来确定。而且对于举业书的社会需求如果增加，与之相应，出现新的举业书也是自然的趋势吧。“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相当于第二副知事)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这是16世纪前半期的郎瑛所说的话，是相当容易理解的。弘治中期，《京华日抄》这本举业书被出版，且在世间颇为流行。这一时期举业书的出版也渐渐变得活跃起来了，这是从前章中所见的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建阳书板统制中可以确认的事实。这一时期的官僚禁止对书版进行“厘正”，对“使读者怀抱侥幸之心来考科举”的“晚宋陈言，如《京华日抄》《论范》《论草》《策略》《讲章》”之类的书更是如此。及至15世纪末的建阳，虽说仍以“晚宋陈言”为主，但这样那样的举业书不断地被出版，特别是《惊华日抄》一书，更是首当其冲。在少数“求学之人”分散各处的时代，举业书完全不能成为营利出版的对象。或者某个官吏会偶尔重刊一下宋元的举业书版本。在出版自身都很单调的当时，人们只考虑举业书有益于后学而没有把它当作产生弊害的东西。但是这是至少到弘治中期颇为特殊的状态，一旦举业书的出版开始复兴，评价好坏与否也在转瞬间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早在弘治六年（1493），一位批阅会试卷的官员这样叹息道：“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宋代的“正人君子”，也发出过同样的叹息声。这一叹息，很快变成用在同宋代相同的出版统制上。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建阳书板统制延续到了正德十年（1515年），因为“近时，考试答案文流布四方，书肆欲以此赚钱，士子以此为依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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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酒2022-11-29南宋13世纪前半期的刊刻经费，一字大概在2文左右，若是半页10行且每行20字的话，一页大概有800文左右。这情况在明初，即16世纪末变得如何了，估计实际上的经费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至少不会降至一半以下。但是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嘉定县（江苏）刊的《题韵直音篇》这本书里面说到，“全部两千余版，费用银四百余两”，即是以一版二钱的价格来刊行的。这本书因是讲述文字方面的书，所以小字很多，行款每半页8行小字双行24字，大概每页750字左右，如此则每100字不足3分，银钱比价是一两银，大致相当于700文，大概是20文。南宋时是100字200文，到了明初后少说也应有一百文以上吧。但是此时却大约是20文。这个差别该说是显著了。关于《题韵直音篇》，天顺中著者所居住的嘉定县知事曾承诺出版此书，但因知县离任而未能实现。著者死后，因其子“遍求当局各方”，终于被巡按御史（巡回地方的省级检查官）所肯定，于是为县厅所出版。即使到了成化中期，并无适当身份地位的一般士人的自著刊行，仍然只有拜托官刻。但是以旧有的出版方式所刊行的这本书，从刊刻经费来说，不是明初而是明末的行情了。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在福建沙县重刊的《豫章罗先生文集》，每半页13行且每行23字，“一百六十一页，绣梓工资（刊刻经费）二十四两，即一页相当于1钱5分（100多文），每10字大瓶有2分5厘（约18文）。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永丰县（江西）出版的《周礼传》“全部总计八百五十页，每页计给工人的工资是一钱三分，合计费银一百五十两五钱。此中不含誊写、伙食费及版木费”。这本书每半页7行且每行22小字双行，一页大概有四五百字，每百字大概是3分左右。其后在万历中年开始在嘉兴（浙江）所进行的方册（不是折贴，是普通的线装本）大藏经的出版中，《刻场钱粮经费画一》（出版事业所赁金经费统一规定）是这样规定的：第一百字，写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