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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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檬檬§2012-06-0920世纪的种种极权主义无不以摧毁传统价值起家,无不借助全面而有效的全民洗脑而得以巩固。传统或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公共价值因此再不可能为个人思想提供判断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独立思想不能不成为抵抗极权统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和最后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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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檬檬§2012-06-09极权意识形态只讲合不合乎它自己的特殊逻辑,不讲合不合乎普通人的情理。正因如此,极权意识形态才拥有一种特殊的伟大远见,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限度,不断要求他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断地训练他们把服从变为一种思维方式,把无个人思想变为一种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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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檬檬§2012-06-09在这部著作(「极权的起源」)中她深刻地批判了绝对正确思想对政治的主宰。这种思想被称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哲学"或者"主义",这成为极权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由封闭概念体系构成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单一思想(idea)的逻辑,...它用单一思想解释历史,...把事件的发生解释为同一法则的演化,某种单一思想的体现。意识形态声称,它思想家逻辑已经把握了整个历史性秘密,包括晦暗不明的过去,错综复杂的当今和不可确定的未来。"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单一封闭概念逻辑蔑视人的多元经验世界,压制独立的个人思想,践踏人的自由要求,并最终"毁灭人性"。用意识形态取代政治,从根本上取消了"政治生活的本质",取消与人生多元性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辩论。在极权制度中,统治意识形态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领袖思想"。阿伦特把真正的思想确立为个人的独立思想。她指出,所谓通晓一切、战无不胜的领袖思想不但不是思想的最高体现,而是个人的思想的天敌,是以思想为名的思想杀手。极权意识形态之所以起作用,全在于它把握着全能的权力。它全能地解释历史和世界发展,使得极权的逻辑成为全能的逻辑。许多旷古未有的恶正是在极权意识形态的全能逻辑中被合理化,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有了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意识形态,所以可以从肉体消灭和折磨一切"阶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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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2012-04-21政治和道德之间存在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关键在于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有道德的作用。”政治专权扼杀政治自由所包含的人对自由的根本意识。人如果没有自由意识,就不可能有道德的自我约束。政治专横表现的不是权力统治者的自由,而是他们完全被权力和利益驱使的不自由。至于被统治者,他们的不自由造就了他们的无自尊。一个人没有自尊,道德也就不再可能。雅斯贝尔斯写道,“政治自由指的不只是一国实在法允许公民做什么,即人们普通所说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等。这种法定的政治自由固然重要,但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政治自由,那就是自行承担政治责任的自由意识,……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责任是政治自由的初现。”而且,“越有知识,越有……自尊就越能觉察自己的政治责任。”因此,一个国家如果不自由,一国所有的人民都得为他们政府的专制付出道德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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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好且硬的杰夫2011-02-11苦难是一种把人拖下非人深渊的可怕力量。那种不损及人性,甚至还能帮助提升人性的苦难,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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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7-04-04据帕托契克的学生品克(Zdenek Pinc)回忆帕托契克在1975年曾对他的学生说,哲学家有三条可能的行动道路,第一条是柏拉图所走的,那就是退出社会,独善其身。第二条是诡辩哲学家所走的,那就是与现状妥协,苟活求全。第三条则是苏格拉底所走的,那就是不逃避冲突,在必要时以生命为之付出代价。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当然不只限于希腊哲学家,伏尔泰的憨第德(Candide)可以说是走了柏拉图的路,海德格尔步的是诡辩哲学家的后尘,而帕托契克则选择了苏格拉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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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lès2012-09-18受难者作见证是一种为自己的生命作主的生存方式。正如哲学家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说的,人们在苦难发生时苟活。大多数人苟活,确实只是为了苟活,“只有少数人活下来是为了作见证。”但这些少数人却为所有活下来的人创造了一种“活下来”的意义和理由。那就是,“在最严峻的逆境中,努力象为自己生命作主那样对待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作主,这是一种使命,“一种讲述自己的故事,带着见证意识活下来”的使命。哪怕是那些曾经真的只是一味苟且偷生的人们,在可以讲述苦难的时候,只要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一样可以找回自己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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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lès2012-09-17五十年前,萨特和加缪在暴力问题上所持的是针锋相对的非道德主义和道德完美主义。五十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政治需要有一种有别于这二者的立场,那就是道德非完美立场。非道德主义只考虑手段是否有效,而不考虑是否道德。它以“正当”目的证明一切手段的道德正当化。道德完美主义则认为,无论目的多么正当,多么高尚,都不能证明有悖道德原则的手段为正当。道德非完美论采取道德应变的立场,力求做到现实条件所允许的最道德选择,而不是遵循绝对的道德原则。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和对现实问题表述立场,具有暂时、近似和非完美的特点。知识分子政治并不是寻求完美的解决方法,尤其不是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能解决方式。知识分子政治只是在介入具体问题时,不断接近实现正义的可能。知识分子政治因此必然具有妥协性,必然只能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艺术,而不是一种关于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分子政治的妥协在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世界中反复自我调整,力求在现实提供的选择中永远选择次恶。选择次恶往往是知识分子在特定形势下可能实现的最佳行为。与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和暴力主义者都不同的是,以人道为原则的知识分子政治坚持手段在道义上必须与目的保持一致的同时,强调无法兼顾时必须遵循“次恶”原则,这也意味着在无法实现最优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次优。分别从反战或者以战克暴的角度来看,正义的战争就是这样一种次恶或者次优。萨特和加缪在暴力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单单是关于暴力本身。他们对暴力的谴责或赞同并不单纯是一个如何定义暴力的问题。他们并不单单是从“暴力是什么”,或者“暴力做什么”来认识、判断和评价暴力,因为在他们那里,暴力并不只是涉及“伤害”,而更是涉及对伤害是否“正当”的判断。这是一种相当主观的判断。当暴力与“无辜”联系在一起时,暴力是一种不当罪行。但是,当暴力与“罪过”联系在一起时,暴力则成为一种合理惩罚。罪行是不正当的,但惩罚则是正当的。无辜和罪过之间的区别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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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Aid2012-08-20"犹太人不是一种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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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Aid2012-08-18大屠杀见证者、作家埃利 威塞尔于198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他写道:“歌德说,人在悲痛时会沉默,这时候,上帝便把歌唱悲伤的力量给了人。从此,人再也不可能选择不歌唱。⋯⋯我为什么写作呢?为的是受害者不被遗忘,为的是帮助死者战胜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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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檬檬§2012-06-08不只是加害者的非人化,受害者也非人化,这才是集权统治下最恐怖的体验。阿伦特关注犹太人社群面对纳粹屠杀时的顺从屈服,......试图与残害者达成某种协议,本意并不是对受害者和幸存者提出道德指控,而是为了说明集权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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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檬檬§2012-06-08她认为,在犹太人记忆这场灾难时,不提及自己在其中的那一部分责任,那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一种集体失忆。她指出,集体自我欺骗比简单的说谎更加危险。这种欺骗是施加在记忆群体内部成员上的暴力。那些以民族自豪、团结稳定、向前看等名义来禁止讨论的问题并不会就此消失,反倒会造成集体记忆中许多"忘却的空白",严重危害群体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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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13-03-28阿伦特同时从政治和哲学这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进行思考“思想”。这两个方面的思考并不和谐,根本原因就是,政治和哲学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紧张关系。政治的思想是入世的、积极参与的;而哲学的思想则是出世的、特立独行的。阿伦特没有能化解政治和哲学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并不出人意料。阿伦特对思想的思考既不纯粹是政治的,也不纯粹是哲学的,除了政治和哲学,她的思考还包含了文学和艺术的因素。这种奇特的混合式的阿伦特关于思想论述本身成为一种她所崇尚的思想形式。这种思想形式能够充分是个性化、富有想象力、极具创造力、充满真实坦然的自我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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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13-03-28共同记忆是指个人记忆的聚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就成为共同记忆。”共同记忆是相对而言,“一个社会中记得某件事情的人数超过了一个门槛限度”就可以称作为共同记忆。共同记忆会随着事件直接见证者的遗忘或消灭而变得不那么共同。例如,到今天为止,在中国还不会有人怀疑“文革”是一种共同记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随着直接经历者的逝去,情况就必然会有所改变。分享的记忆则不单单是个人记忆的聚合。记忆必须在公共空间中有自由交流,才会成为分享的记忆。分享的记忆以自由的公共交流为条件,因而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政治性质的记忆,“分享的记忆融合和标定事件记忆者的不不同角度。”广场上人群的记忆,虽然每个人都只是从自己特殊的一角经历了事件的一个碎片,但却可以融合成一个整体事件,其他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也可以“通过叙述的途径”分享他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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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脑2012-09-26克里斯蒂伐指出,在阿伦特那里,公共人际关系中的言论是一种行动,它需要的是“见识”,而不是“巧言”。见识是一种“实践的智慧”,一种“判断的洞察力”,而不只是“理论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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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脑2012-09-26政治自由的要义在于,正当的政治关系必须以人们相互接受劝说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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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霜斋主人2020-02-06知识精英不只是盘踞学术要职和高位,而且是要确实受到公众的信任。真正的精英是那些确实能够在非人道、非正义事件发生时挺身而出,与权力据理力争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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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lès2012-09-16加缪和美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比萨特和波芙娃都更顺畅。这不是因为加缪对美国的印象特别好,而是因为他为人比较含蓄,不像另外两位那么咄咄逼人。而且,加缪的人道主义和反暴力立场也与美国知识分子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比较一致。加缪一直有意和存在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不愿意让人把他当作是萨特的一个次要搭档。阿伦特在1946年11月11日给雅士伯(Karl Jaspers)的信中记录了她对加缪的印象:“他是一个你所说的来自抵抗(法西斯)的人。他绝对诚实,有政治眼光。”阿伦特觉得加缪是一个“没有‘欧洲民族主义’情绪的欧洲人,”这种人可以“四海为家”。与加缪相比之下,阿伦特觉得“萨特是一个过于典型的法国人,太文学气,可以说太有才气,太有抱负,……这种人我在战前还没见过。”阿伦特对加缪和萨特的印象与她在1946年8月17日写给雅士伯信中所说的相当一致,“加缪也许不如萨特有才气,但却重要得多,因为加缪严肃得多,也诚实得多。”菲律普斯在回忆中也提到加缪比萨特英俊,也较含蓄,乐于与人闲谈,和纽约知识分子比较谈得来。巴瑞特同样觉得加缪的政治观点透出“朴实的正派”,而且“人很谦虚,着实迷人。” 加缪到美国搭乘的也是海轮。那艘从事客货两运的奥尔贡号其实是一艘货轮,“全船的旅客都挤在一个很小的餐厅里就餐。船上的起居与艰苦的战争年代相比,没有什么改善。”四十年代的欧洲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与当时美国的物质丰富形成悬殊的对比。《纽约客》撰稿人利埃布林(A. J. Liebling)在加缪去世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加缪到纽约时“那身令人发笑的穿着,……那是一件出自一位法国裁缝的杰作,是战前甚至1926年大危机前的款式。”当时连在法国的美国大兵都觉得法国人身上老有异味,发给美军的小册子解释说,不是法国人不爱干净,实在是因为肥皂在法国是稀缺的日用物品。 当时的欧洲人很容易对美国有物质主义的印象,其实物质丰富并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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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刀周遠2020-04-17极权统治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的政治化,从而使得政治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恐惧和厌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