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Viateau

  2017-10-03
  而非耕地则由禁地慢慢变为了众人皆可涉足，但需被征所获之物几分之几作为赋税（为关税商税之缘起）。这一种转变，春秋末年，已在大大开始。土地狭或是人口密的国家，如郑、如晋、如齐，都有此现象，都有此措施。然直到秦汉统一政府出现，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却依然承袭旧贯。他们认耕地为农民私有，而非耕地，即封建时代相传之禁地，则仍为公家所有。由于封建贵族都已消失，便归皇室。再从这一所有权的观念影响到赋税制度，所以当时凡农田租入归诸大司农，充当政府公费。而山海池泽之税则属少府，专供皇帝私用。这一分别，若非从封建时代之井田制度以及其他土地所有权之分别转变说来，便不易明了（待明）。本大宗归国家，小宗归皇室十分之合理，但由于战国以来盐铁之利逐渐庞大，山海池泽之税超过田租却是意料之外的。后来汉武帝南征北战，政府花费庞大入不敷出，甚至自己把少府的经济拿出补贴国家。但在动员地方上的盐铁商人捐款时却响应不佳，于是武帝将全国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
• Viateau

  2017-10-03
  战国时孟子讲过：“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可见战国税额，是不止什一的，在孟子以为什一之税已是很好了。可是汉代，税额规定就只有“十五税一”。而且，实际上只要纳一半，三十税一。在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前后历十一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这因中国疆土广，赋税尽轻，供养一个政府，还是用不完。但由于汉代土地私有，可自由买卖，就形成了兼并（卖田原因涉及人口税和兵役税，待明）。但耕户卖去了他的土地所有权以后，他就变成一佃农，田主对佃农的租额是很高的。有的高到百分之五十。结果政府的租税愈轻，地主愈便宜，农民卖了地，要纳十分之五的租给地主，地主向政府只要纳三十分之一的税。政府减轻田租，只便宜了地主，农民没有受到分毫的好处。正因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买卖，才开始有兼并，才使贫者无立锥之地。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政策，一面常欣羡古代井田制度之土地平均占有，耕田者依时还受，但一面又主张耕者有其田，承认耕地应归属民间之私产。在这两观念之冲突下，终使土地租税问题得不到一个妥适的解决。汉武帝时董仲舒曾提提出限田政策以限制地主，惜未推行；王莽篡制欲恢复井田，将田亩收归国有再重新分配，也失败了，由此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
• Viateau

  2017-10-03
  1. 无定期选举：如皇帝更替，荒年灾年，推举而来的人成为贤良。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这叫做策问。策即是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一道道的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政府看了他们的意见，再分别挑选任用，这是一个方式。这一种选举，既不定期，也无一定的选举机关。地方民意也可举，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举。2. 特殊的选举：特殊才干的人，如通晓外国语，晓习治水等。3. 定期的选举孝廉：汉代一向诏令地方察举孝子廉吏，但一向不受重视。直到汉武帝下诏明令推举，逐渐形成了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因此乙科回地方充当吏属的太学生仍有机会被察举到皇宫做郎。而大部分推举到朝廷的孝廉大抵都被安插作了郎官。由于数量巨大，慢慢皇宫里的郎官，就全都变成郡国孝廉，而那些郡国孝廉，又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生补吏出身的。如是则皇帝的侍卫集团，无形中也变质了。全变成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了。于是从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到了东汉，由于上举的郎过多，均等待分发任用，于是无定期选举和特殊选举都被无形搁下，仕途就只剩下孝廉察举了。由此可见，中国政府自汉代以来就慢慢演化成了读书人的政府，或称为士人政府。汉代从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举而来。政府即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里。
• Viateau

  2017-10-03
  那时已有太学，如现在的国立大学。当时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是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由于二千石官的子侄后辈均需送进皇宫充作郎官，则郎官中既有知识分子也有贵族子弟。考乙等的，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吏是地方长官的掾属。汉代官吏任用，有一限制，地方长官定要由中央派，太守如是，县令也如是。但郡县掾属，必得本地人充当。不过辟用掾属的权，则在长官手里，这叫做辟属。
• Viateau

  2017-10-03
  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计簿就是各项统计表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一切财政、经济、教育、刑事、民事、盗贼、灾荒，每年有一个簿子，分项分类，在九十月间呈报到中央，这叫做上计。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全国分为十三个调查区，每一区派一个刺史，平均每一刺史的调查区域，不会超过九个郡。他的调查项目也有限制，政府规定根据六条考察，六条以外，也就不多管。地方实际行政责任，是由太守负责的。这些刺史，上属于御史丞。皇宫里还有十五个侍御史，专事劾奏中央乃及皇宫里的一切事情的。部刺史和侍御史的意见，都报告到副宰相御史大夫，副宰相再报告到宰相。副宰相所辅助宰相的，便是这一个监察的责任。
• Viateau

  2017-10-03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变。汉时县的上面是郡，郡县数当然也随时有变动。大体说，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大概汉代县数，总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间。郡长官叫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即二千石。不过九卿成为中二千石，郡太守则为地方上的二千石。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进一级就可当三公，九卿放出来也做郡太守。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灵活，这又是汉制和后来极大的不同。九卿放出来当太守，并不是降级。地方二千石来做中二千石，也不是升级，名义上还是差不多。当时全国一百多个郡，太守的名位，都和九卿差不多，因此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不感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 Viateau

  2017-10-03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副丞相）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它是副丞相。做了御史大夫，才得升任为丞相。太尉虽与丞相尊位相等，实际除却军事外，不预闻其他政事。则最高行政长官为丞相（宰相的正式官名）。皇帝实际上不能管理一切事，因此由宰相代理，但由于秦汉时代的宰相不但要管国家政务，还要管及皇帝的家务，于是在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凡具中字的官则指住在皇宫里），掌管皇室一切事务。御史中丞属于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隶属于宰相，如实则皇室一切事仍得由宰相管。另一方面来看，皇帝也不过市政府下面的一部分。所以宫廷事，也归宰相来统治。九卿（全都隶属于宰相）：太常：管皇家祭祀；光禄勋：守卫宫殿门户的宿卫；卫尉（当时军事方面的官都称尉）：掌门卫屯兵，为皇宫的卫兵司令；太仆：皇帝之车夫；廷尉：掌法，皇帝出门在外有人犯法；大鸿胪：礼仪部，管交际；宗正：管皇帝的家族，同姓本家异性亲戚 ——此七卿管皇帝私事，非政府公务。随着历史演变，原先管皇帝家务的后来业管国家大事了。如太常兼管教育，光禄勋后来掌管皇宫里的一切侍卫太监郎官，太仆后来带管了国家一切武装，廷尉变成了司法，大鸿胪变成了外交。大司农：管政府经济，收入支销国家公费；少府：管皇室经济，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农的钱。所以说当时皇室和政府在法理上是鲜明划分的。
• Viateau

  2017-10-03
  皇帝秘书处为六尚之一：汉代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意。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五尚都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饮食起居。只有尚书是管文书的，这真是皇宫里的“秘书”了。汉代开始的尚书，其职权地位本不高，后来才愈弄愈大。宰相秘书处共有十三个部门，即十三曹，一个曹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司，分别为：一西曹，主府史署用；二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并包军吏在内。二千石是当时最大的官，以年俸有两千石谷得名。可见朝廷一切官吏任免升降，都要经宰相的秘书处；三户曹，主祭祀农桑；四奏曹，管理政府一切章奏，略如唐代的枢密院，明代的通政司；五词曹，主词讼，此属法律民事部分；六法曹，掌邮驿科程，这像现在的交通部，科程是指一切交通方面之时限及量限等；七尉曹，主卒曹转运，是管运输的，略如清代之有漕运总督；八贼曹，管盗贼；九决曹，主罪法，与前者所管皆属于法律之刑事方面；十兵曹，管兵役；十一金曹，管货币盐铁；十二仓曹，管仓谷；十三黄阁，主簿录众事，这是宰相府秘书处的总务主任。这十三个机关，合成一个宰相直辖的办公厅。因此汉代的政务都要汇集到宰相，而并不归属于皇帝。因为皇帝只有一个笼统的尚书处，只有一个书房。最先的尚书也仅有四人，而宰相府下就有十三个机关。这相府十三曹，此诸皇室尚书的范围大得多，而且此十三曹的权位也很重，也竟俨如后代之专部大臣。可见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
• Viateau

  2017-10-03
  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我们这几十年来，一般人认为中国从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说是皇帝专制，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 Viateau

  2017-10-03
  严格说来，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只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也已经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因此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略不论。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所以秦代暂亦不讲，而只讲汉代。
• Viateau

  2017-10-03
  我们评历史上一切制度，都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绝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
• Komorebi

  2016-11-06
  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制度指政治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政治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细分。而且一个制度之成立，也当然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对歧异。
• Komorebi

  2016-11-06
  当知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火，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了工商资本。只鼓励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策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吏，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若再奖励他们来革命，来争夺政权，那岂得了？可见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政治只是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却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成长。可见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经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非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个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
• Komorebi

  2016-11-06
  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现在再说的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的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俞久，应该此大本原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
• Komorebi

  2016-11-06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之传统，则常求取决于闲人。春秋时即有‘闲均从众’之说。（见《左传》。）那一人贤，就采纳那一人的意见，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
• Komorebi

  2016-11-06
  否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变。
• Komorebi

  2016-11-06
  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本人按：服兵役、服力役、交人口税）…...汉代的奴隶制度…...和西方罗马帝国的农奴完全不同，罗马的农奴多半是战争得来的俘虏，汉代的奴隶是农民自己游离耕土，来参加大规模的工商新生产集合。
• Komorebi

  2016-11-06
  但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
• Komorebi

  2016-11-06
  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革命前后，人人言变法，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转变。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枯燥乏味，无可讲。而且已经明日黄花，也不必讲。
• 小呀嘛小匆匆

  2012-07-20
  总论　上面讲了五次，我想再对中国历代政治，说一点简单的看法：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年，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以前曾不断地修改，以后自然仍非不断地修改不可。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在此我只想专举我们认为一些不好的趋势，再一陈述。至于好的地方，我们且暂略不讲了：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该要有一个凝固的中央。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直到今天，成为中国政治上极大一问题。这问题孙中山先生也提到，对于新的县政，我们该如何建设，旧的省区制度，又该如何改进，实在值得我们再细来研究。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固然民国以来数十年的中央始终没有能达成圆满稳固的统一，国家统一是我们政治上应该绝对正取得。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著。其他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是例外，也可说是始终一贯看重的。因此封建社会很早就推翻了。东汉以下的大门第，也在晚唐时期没落了。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这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