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昨天与今天

• 不鸣而生

  2022-04-22
  中国今天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也不顾“给定条件”对中国的许多现象进行了泛经济学解释。如将权力视为一种产生“公共产品”的稀缺资源，因其“稀缺”，对它的垄断可带来超常的利益。这在交换关系弥漫、人人皆为契约行为主体的西方或许是可以理獬的，但实质上权力并不是什么经济资源。对权力的垄断和对土地等“稀缺资源”的垄断，性质也绝不相同：前者体现的是统治一服从关系，后者体现的是所有制关系。在依附性社会里权力之所以能够生“财”，并不是因其“稀缺”，而是因其具有属于人的超经济强制性。这与资本产生孳息，土地：生地租全然是两回事。把弄权聚敛者的行为方式与现代房地产业者的行为方式混为一谈，都称为“寻租”，显然是把一种野蛮行为过分“文明化”了。所以在考虑中国的经济问题时必须考虑我J的基本背景是政府权力没有从经济领域中退位，政企不分，原始积累的来源不仅是消费者的现时支付，更包括过去历史时期的全民积累，甚至包括以历史欠账形式储蓄于国库中的劳动者退休、住房等社会保障基金。本书中提到的许多方式，与其说令人想到克鲁格笔下的“寻租”，毋宁说令人想到白居易笔下的“宫市”：“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类行为与“公共产品”毫不相干。当一条本来畅通的全民积累修建的公路突然被许多有权者设卡“创收”时，它体现了什么“公共产品”呢？与其说这种情形是“寻租”，还不如说是“索贡”。因此处在“给定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学”者有责任对这种“索贡经济”作出自己的独创解释。292
• 不鸣而生

  2022-04-22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从先奏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的关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否需要抑制两极分化的争论。主张“不抑兼并”者认为国家应当放手让权贵们援取私人财富；而主张“抑兼并”者则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前者的自由放任使官僚权贵得以肆行聚敛，后者的国家干预则严厉束缚了民间经济发展。改革前尤其是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里，“抑兼并”的法家政策曾博得一片叫好；改革后的经商热中，“不抑兼并”又受到不少赞扬。然而实际上民间经济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难有出头之日：“抑兼并”则朝廷禁网遍地，形成国富民穷之局面：而“不抑兼并”则贪官污吏横行，出现国家与人民都穷困，而官僚独富的格局。更糟糕的是这两种政策都有可能加剧由治而乱的王朝危机：“抑兼并”政策下朝廷财政汲取能力急剧扩张，“不抑兼并”政策下权贵势力恶性膨胀，两者都会导致官逼民反，社会崩溃。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宋末年，北宋王朝在统制派与放任派儿度易位中走向衰亡。288
• 不鸣而生

  2022-04-22
  如果说市场经济之前未必要经过“原始积累”，那么“原始积累”更不一定导向市场经济。事实上，“抢来的本钱”不仅可能用来搞统制经济，而且由于“抢钱”与统制都以强权为基础，这种可能甚至比“抢来本钱做买卖”更自然。如今世人都知道苏联人在从余粮征集制、劳动军（即强制劳动）、强制不等价交换（所谓“贡税制”）、强制集体化及“消灭富农”运动直到古拉格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付出了多少代价：仅因集体化而造成的1932~1933年大饥荒就导致约800万人饿死。而这两年苏联为“积累”竞然还廉价出口了281万吨粮食。1926~1939年仅乌克兰一地就在和平时期净减少了10%的人口！与之相比，英国的“羊吃人”是个文学上的形容，我们的电视剧作者望文生义地说是“死了成千上万人”，实则圈地运动固然野蛮可耻而目给英国工农造成极大苦难，但并无大规模人口损失之事。苏联人（当然不仅是苏联人）为旧体制下的原始积累付出了远比“羊吃人”大得多的代价。难道不正是为了不再受这种原始积累之苦，人们才义无反顾地走上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吗？因此，即使原始积累真的是“进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我们也早已百倍地付过了。事实上，正是由于旧体制通过原始积累把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国库”中，如今的某些国库看守人才得以在缺乏监督的条件下轻松地从事“第二次原始积累”，把财富从国库转入自己的私囊。他们因此无须冒当年西方“原始积累骑士”所冒的风险一后者需要夺取分散于众多传统小私有者手中的财富，因此会面临强烈的反抗。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一过程一方面成为世界史上最快速的原始积累过程，另一方面因其无须面临反抗而得以“和平”进行，使一些人得以誉之为“最高尚的原始积累”！其实这种无风险的掠夺只是使他们比当年西方的“原始积累骑士”更具寄生性。当年这些“骑士”们虽不仁不义，但他们把农业社会分散的传统财富集中为工业社会所需的要素资产，也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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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4-22
  然而中国的“自发私有化”规模却恐怕是全世界最大的。按通行的法，自1982年以来，国有资产已流失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500亿，每天流失1。4亿元②。近来国内流传的一份未正式发表的“左派”章，甚至估计国有资产年流失额达千亿之巨③，即每天3亿元！又据最统计，国有资产存量为46000亿元，内负债率为75%，只有25%即10000亿元是实存量。而由于我国劳动者儿十年来以低工资形式为国家造的积累中除生产性资本外实际上还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其比率约25%即相当于目前国有资产扣除债务后的实存量！换句话说，我国国有资产真正的资本部分实际上已然流失完毕，目前貌似庞大的国有经济实际上靠挪用劳动者历史上存放于国有资产中的退休金和银行中的居民储蓄存制维持运行的④。这些数字意味着“保守主义”者所谓中国搞的是“渐进改革”之说是令人怀疑的。实际上中国的“私有化”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以至于国有资产（就资本部分而言）几乎已100%地完成了“私有化”。目前仍在进行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本质上已经不是少数人在瓜分“国有资本”，而是在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瓜分工人群众的养老金和居民存款！目前有人预计，这样一种性质的“国有资产”也将在大约4一5年之内全部流失完毕。到时不要说国有生产性资本中劳动者应得的股份被盗窃净尽，他们作为消费保障的养老金与存款也被偷走。一日泡沫破灭，他们不但无法成为SOP中的“工人股东”，连生存也成问题。那时如果发生“民主私有化”的话，就非得对“少数人”实行总清算不可了（否则人们能“平分”的将只有债务）。273
• 不鸣而生

  2022-04-22
  换句话说，相对“平等”可以通过追求“自由”来实现。萨姆松所谓“美国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哈林顿所谓“美国工人用自由主义的语言，而不是用反自由主义的语言表达他的平等要求”，都是这个意思。第二，如果上述结论对于今天的发达国家已经只具有理论意义（不管原来的“起点”是否平等，如今它们反正已经远离“起点”状态了）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这类正在迈人市场竞争时代的国家来说这可能就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还处于竞争的“起点”状态，类似于北美当年殖民者公社面临解体时的局面。这一“公社”是按《五月花公约》式的精神公平地解体呢，还是按“家长”独霸“家产”而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去的办法解体？是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以便在自由的发展中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还是陷于不公平的“伪竞争一与反竞争的“伪公平”的恶性循环之中，经受“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专制”的反复折腾？是“北美式的”发展，还是“南美式的”发展？这是国人不能不深思的。200
• 不鸣而生

  2022-04-22
  然而北美那种相对的起点平等、规则公平的自由竞争气氛却是南美所没有的。在这-一气氛下，尽管真正能成为富翁的人是少数，但多数人仍然相信机会均等，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勤俭敬业、对事业执著认真，就能够有所成就。因此北美被视为“机遇之乡”，虽然物资贫乏，却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独立战争前的一个作家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之一”③。正是这种社会价值，使北美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后来居上，而目在市场竞争的规则建设上也跃居首席。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陷入不公平竞争(“权贵资本主义”)与反竞争的“公平”(“社会主义”)反馈震荡不已的困境，北美却幸而得以避免。我想这恐怕才是“社会主义者看好的美国”与“在美国碰壁的社会主义”两种现象存在的基本原因。198
• 不鸣而生

  2022-04-22
  不公正的“竞争”导致了反竞争的“公正”。然而正如机会垄断下的“竞争”实际上只是“伪竞争”一样，那种否定个人自由发展权利而由大家长所赐予的“公平”实际上只是“伪公平”，因为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总是以共同体的人格化体现者（大家长）与其保护（束缚）下的共同体成员间的极端不平等为依归。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成为“狭隘人群的附属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物”，总是与“以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相联系的@，它必然要产生普列汉诺夫形容的那种“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者的个人”。②这也就是李普塞特讲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中的不平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阶级’”。有趣的是：与封建时代一样，这种不平等比公平竞争更能促进“阶级意识”的成长。于是，正当“发达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因政治上的相对消极而导致人们对其丧失信心”之时，东欧工人却表现了强烈的阶级意识与政治积极性：从1953年东德的“起义”到80年代波兰的工潮③。尤其在这种社会再次转向市场竞争之时，权钱结合导致高度的机会垄断，有可能重现不公正的“伪竞争”、激起反竞争的“伪公正”的一幕，造成“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专制”的“怪圈”式循环。190
• 不鸣而生

  2022-04-22
  仅仅美共如此倒也罢了，美国历史与现实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不仅苏联模式的“共运”在美国从来不成气候，其他模式的诸种“社会主义”乃至反对资本主义一市民社会的各色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也都难以尘根，起码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是如此。社会民主派、民粹派、无政府工团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等运动在美国也从未形成声势，而它们在欧洲、在堪称美国文化之母的英国、在与美国同属新大陆的南美地区都曾各领风骚。社会党国际的美国成员一美国社会党及其衍生党在1912年高峰时也仪有党员11。8万（而此时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都已众逾百万），此后每况愈下，20年代末党员不到7万，到80年代后期它的两个后续党（民主社会主义者共和人民党与社会民主党）总共只有8000左右成员，实“市场理性”如何实现际已名存实亡。显然，美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仅难望北欧同仁之后尘，也绝无可能与密特朗、勃兰特等西欧同志相比肩。我们后面将提到的美国社会党领袖哈林顿是社会党国际主要理论家，位居社会党国际名誉主席然而他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却远比他在“国际”论坛上的影响要逊色得多。美国历史上的人民党人（the Populists）曾被一些论者视为俄国民粹派的同类。但事实上他们不仅声势、影响不及，而且在性质上也相去甚远。俄国民粹派崇尚公社和“人民专削”，是所谓“农业社会主义”者，而美国人民党人一我姑且把他们称为“农业白由主义”者一对这两样东西是绝不感兴趣的。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基本上不存在。至于美国的工会，它不仅是劳资妥协的专家，而且在捍卫所谓“美国人的价值观”方面历来比颇讲实用主义的政府与商界要极端得多。在美国，工人比资本家更“反共”，工会比商会更“冷战化”，这是众所周知的。175
• 不鸣而生

  2022-04-22
  这里说的是人不敷出的小农而不是“求富益货”的种植业主，生产的是粮食而不是经济作物，但其生产的商品率仍达到45÷150=30%，而如按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的消费量计，则为（1350+450）÷（150×30+450）=36。4%。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只需记住：时至1978年，我国农业中粮食生产的商品率也只有20%！106
• 不鸣而生

  2022-04-22
  2。由于奴役性的高利贷残余较多，因而credo型的古典借贷关系也就达不到希腊一罗马那样的发达水平。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代利息率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属低水平，但仍比古典希腊、罗马要高。罗马帝国初年的借贷利率为年息6%~8%，而汉代达20%左右。“倍称之息”的原始高利贷仍时有所见。二是借贷资本向经营资本的转化即信贷投资也远不如希腊一罗马发达，这又造成了汉代信用制度的落后。在雅典与罗马的经济生活中银行业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帝政初年的罗马，银行业遍布各个城市，除存款、贷款业务外，还从事汇兑、转账支付、期票贴现、赋税折算等等。而汉代没有出现银行业，“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①之类的现金囤积使成为一时风气。三是没有形成一般生息资本的形态。在罗马繁茉时期，由于古典商品经济中利息率的平均利润率化，以至于各种投资收益都被视为生息资本的不同形态，例如地租在罗马人那里便被看做是地价的利息，地租率随利息率的波动而波动。但汉代租佃关系虽也表现出占典色彩，却绝没有达到罗马那种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