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 艾雷岛主

  2020-02-03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埃里希 · 弗洛姆（Erich Fromm）总结说，它不仅是由经济所招致的不满所推动，而且是被一种“对自由的恐惧”所推动的。在当时的的德国小资产阶级和一些工人中间存在的威权主义思想，使他们以“渴望被操控”来应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弗洛姆写到，尽管劳工团体和自由的、天主教的资产阶级对纳粹主义强烈抵制，但这种抵制最终还是崩溃了。究其原因，第一是因为人们“内心疲倦和想要放弃的状态”；第二是由于1919—1923年间德国工人所遭受的失败这一客观存在的遗产；最后是因为，大概从1930年开始，抵抗的意识形态已被耗尽。
• 祭酒_Fathom

  2020-02-03
  值得一提的是，创造出这套新政的人是个负债累累、破产连连的创业者，能一朝成名多亏了电视真人秀（这也是逃避现实的形式之一）。无论是他的竞选广告还是当届政府，都无不彰显出对社会现实的完全漠视，这是向往超脱生活的直接结果。
• 祭酒_Fathom

  2020-02-03
  这得说到第三个历史性的事件，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在2015年12月12日，巴黎第二十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后一天签署的公约。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代表们决定了什么，甚至不取决于协议能否实施（白宫和议会的反对派会竭尽所能让它落空）。不，它的重要之处在于，在那天里，所有在掌声中签字画押的国家都明白了，如果他们全都朝着各自既定的现代化目标挺进，就将不再有符合他们发展期望的行星存在。这样一来，他们的计划就只好排到彗星上去了。
• 祭酒_Fathom

  2020-02-03
  英国沉迷于帝国美梦，追思19世纪末；美国渴望恢复战后的强盛，重温发黄老照片中的1950年。而欧洲呢，欧洲这片大陆又一次被孤立了，在前所未有的支离破碎中走向衰弱。波兰梦想一个虚幻的国家，匈牙利想要只留下“土生土长”的匈牙利人，荷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在与妄想闭关自守的政党苦战。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弗兰德尔想要独建国。与此同时，俄国熊正舔唇咂嘴，而中国实现了“大国崛起”的理想，傲视所有近邻。
• 祭酒_Fathom

  2020-02-01
  他们牢牢地掌控着文化、政治和经济制度。原教旨主义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和特朗普另类右翼都是造反派，都反建制，只要他们没有被自由左派充分地代表，只要左派还和特权利益牵连在一起，他们就会继续这种大踏步倒退式的政治运动。在19世纪和20世纪，普遍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少数群体获得平等的主要战略，现在则是民族和宗教的特殊主义成为被排除者的首选战略。
• 祭酒_Fathom

  2020-02-01
  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的错误：他混淆了高雅且官方的文化（的确极度世俗）和体制建设，后者在相应的时期里远比高雅文化重要得多并且具有颠覆性。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精通世界文学（ Weltliteratur）的普世主义语言和社会主义再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不愿意想象他们新的国家边界，而宁愿把它交付给宗教，所以他们对人权和公民权方面的普世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就远不是那么熟练。因此，以色列政体的特征就是，在其官方文化和它的首要政治体制一一国家之间横亘着道鸿沟。正是这样的缝隙和匮乏让狂热分子和原教旨主义团体掌握了权力。
• 祭酒_Fathom

  2020-01-20
  归根结底，将理解的难度上升到道德训令和天赋责任或历史责任的高度，是设置并强化区分“我们”与“他们”之边界的主要原因和重要推力ーー尽管基本上不限于用宗教或种族的条条框框来区分“我们”和“他们”一一以及其基本任务与功能。
• 祭酒_Fathom

  2020-01-20
  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当前的症状表明，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搜寻“他们”一一最好是那些陈旧过时的、确定无疑的、心怀敌意的外来者，这样人们就可以轻松地强化身份、划定边界和设置门檻了。
• 祭酒_Fathom

  2020-01-17
  赫希曼对人们如何回应企业、组织和国家的衰败提供了权威的闻释：保持忠诚、退出或是抱着修复或革新的期待“呼吁”对立、反抗或抱怨，从而防止衰退。
• 祭酒_Fathom

  2020-01-17
  特朗普发出的讯号，以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整合了仇视女性、种族主义、排外心理和狂妄自大，这些讯号集中体现为两个极端：一个是隐性的，一个是明显的。显在的信号是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的，（隐形的是让美国白人再次伟大）
• 祭酒_Fathom

  2020-01-17
  这种主权危机最明显的征兆是，没有哪个现代民族国家能控制其国民经济，无论最富裕的国家还是最贫穷的国家都是如此。美国经济基本掌握在中国手中；中国依赖非洲、拉了美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原材料；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东石油；几乎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都依赖来自少数强国的尖端武器。
• 祭酒_Fathom

  2020-01-17
  新自由主义民主派是以他们自身已不复能保障的前提为生存条件的：提供某种意见多元主义的媒体，在其中人们可以体验到某种自我效用的诸如工会、党派或协会等各种中间组织，能表达不同阶层利益的真正的左翼政党，不会把教育简化为“人力资本”供给和死记硬背的填鸭式作业的教育系统。
• 祭酒_Fathom

  2020-01-17
  而在主观方面，一种坚实的普世主义的“我们一情感”显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反，我们在今天所经历的是在种族、国族、宗派等各方面的“我们/他们”区隔的复兴。“文化之争”的逻辑很快就在假想的“历史终结”之后替代了冷战年代的敌友划分模式。
• 祭酒_Fathom

  2020-01-17
  维尔海姆·海特迈耶（ Wilhelm Heitmeyer）早就警告过，要提防“一种威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压统治”和“狂暴的右翼民粹主义”。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预言，全球化会导致“社会的解体”，并且警告说，“保护主义的反弹”并非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前景。
• 退耦的光子

  2019-01-12
  2016年11月的美国大选以来，局势至少更加明朗了。英国沉迷于帝国美梦，追思19世纪末；美国渴望回复战后的强盛，重温黄老照片中的1950年。而欧洲呢，欧洲这片大陆又一次被孤立了，在前所未有的支离破碎中走向衰弱。波兰梦想一个虚幻的国家，匈牙利想要只留下“土生土长”的匈牙利人，荷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在与妄想闭关自守的政党苦战。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弗兰德尔想要独立建国。与此同时，俄国熊正舔唇咂嘴，而中国终于实现了“大国崛起”的理想，傲视所有近邻。
• 巴斯光年

  2020-02-18
  今天的自由左派和民粹主义右派双双陷入到恐惧的政治中：对移民的恐惧，对女性主义的恐惧，等等；抑或是对原教旨主义的民粹主义者的恐惧，等等。这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恐惧进一步上升为焦虑（Angst）：恐惧针对被认为对我们的身份认同构成威胁的外部客体，而焦虑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总想要保护它，使之避免引发恐惧的外部威胁）出了什么问题时才出现的。恐惧促使我们去消灭外部客体，而应对焦虑的办法就只有改变我们自身。我们可以尝试去转向本雅明关于怪兽（monsters）在旧的正在死去而新的尚未出生时繁衍的著名论说：当一种秩序施行它的统治时，恐怖和怪兽就会被正常化，但是在过渡阶段，当旧的秩序正在死去而新的秩序尚未出现时，恐怖本身就会变得可见，它们会被去正常化，而且，在这样充满希望的时刻，伟大的行动就会成为可能。
• 巴斯光年

  2020-02-18
  去文明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对于缺乏安全感的人——没有什么方式是粗鲁而野蛮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他们无上的权力和高大的自我形象……他们在下坡路上越感到脆弱、无助和绝望，就越敏感，越要为其权力背水一战，于是他们的行为就越粗鲁，越可能无视和破坏他们引以为傲的文明行为准则。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文明行为准则除了其他作用外，更多的是其权力的象征和工具，也只有如此，才有意义。因此权力精英、统治阶级或者国家，为其卓越的价值观、卓越的文明而战斗，而采取的方式却往往与其声称所代表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背水一战的捍卫者很容易就变成了文明的破坏者，很容易变成野蛮人。
这些去文明化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中低阶层，也出现在精英人士中，在中等学历、中等收入的中年男性中尤其突出。其他的还不便多说，研究才刚刚开始。除了每天陪家人吃过晚餐后，在互联网上关注或者传播负能量信息，他们还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感觉自己——被精英人士，被全球化，被女性，被难民——所鄙视、所利用。他们感觉自己变成了社会的圈外人，成为自己国家的少数群体，没有归属感，不被重视。这种明显的地位丧失导致他们通过“消极归类”其他群体来寻求平衡。物质和文化上的地位缺失是怨憎、负面情绪、身份认同和阴谋论的催化剂，这些方面早已被确定为威权主义人格结构的特征。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臣服于臆想的市场在经济上的不可替代性，释放了“独裁的侵略”。
• 巴斯光年

  2020-02-18
  个体化原本是文明进程中的一方面：现代化社会基本的自我描述之一就是，其成员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体。个体化进程基于从传统和限定的社会形态中的释放：传统的社会关系、家庭、当地社区、邻里关系，全部都变得不那么重要。然而矛盾的是，现代化的个体最终要依赖社会，因为他摆脱了传统社会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生活移动性变强，人们往往不再与父母住在同一条街上，因此需要一个可以在上班时帮忙照顾小孩的日托中心。然而由于福利社会的去集体化和向心力的减弱，个体的个体化越来越消极。社会衰落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其风险难以控制。社区和中介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无论传统生活方式和〔阶级〕阶层如何停滞不前且令人窒息，它终究为反面事例提供容身之地——例如失业——，社会风险不被视为个人错误的后果，而是共同的命运。协会和俱乐部，这些如今属于市民社会的场所，不仅提供给人们从社会压力中退避和解脱的空间，而且在这里还可以组成〔即使是小规模的〕社会——或者反社会。这一点对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都适用。在这个地方，人们体会自我效能感，自己说的话被重视。人们可以在此表达不满，但同时实现一种社会化、集体认同、社会融合，事实上还有社会控制。在这一层面上，社区和中介组织始终也是民主和文明的学校。而其重要性日益下降，导致个体面对社会约束和变化时往往只能依靠自己。
• 巴斯光年

  2020-02-18
  怨憎心理的增长也与商业、民主社会理想的传播密不可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在20世纪早期建立了一个系统性的怨憎心理理论。作为一个社会固有的典型的现代现象，个体之间的社会平等与权力、教育、地位和财富的巨大差距并存。这些不一致，伴随着关于个体愿望和平等的不断扩张的理念，一起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对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渴望，在最没有希望的环境下滋长繁荣；1989年冷战结束后，平等的条件，也就是天赋、教育和努力工作带给个人以社会流动性，这不再是美国专属的幻想。关于平等的幻想在结构性不平等扩张之际依然不断扩散。因此，怨憎心理从一个欧洲或美洲的弊病逐渐转移为全球性的瘟疫。民主中的平等主义理想与私人财富创造的新自由主义理想碰撞，跨国公司和个人从单一民族国家脱离，都使怨憎心理加速增长。现在有不少理性规划都旨在创造更多财富，通过城市之间的联结或者通过“共享经济”达致更公平的社会；但这些规划都不愿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大多数的个人要么是生活在主权不断弱化的政体中，要么是生活在各种不同的缺乏想象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中。他们所要承受的不只是这样的事实（如托克维尔在另一处写道的）：他们关于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旧有信条，连同他们与传统社群及其支持体系的联结一起消失了。而且，随着社会民主的衰退和后殖民主义的国族建设，在很多国家，他们的社会孤立感在不断增强。
• 巴斯光年

  2020-02-18
  工业无产阶级不仅在1980年代抵抗新自由主义时失败，而且随着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后果，作为社会变革主体，工业无产阶级将会被更加无定形的群体所取代，如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等社会学家为这一群体贴上“网络化个体”（networked individual）的标签。这些“网络化个体”不仅包括职员和学生的下层，而且包括大部分普通劳动人口，如护士、咖啡师、软件极客等。甚至剩余的安全雇佣的工业劳动力，也由于高科技制造业工作场所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这种全球主义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化个体是“被扬弃了的（sublated）工人阶级”，如果存在一个历史的集体主体能够推动向超资本主义的过渡，那么这个主体就是年轻的、网络化的、相对自由的人类。他们不是一个阶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因新自由主义的崩溃而被驱逐出了经济的未来。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作为对比放在1930年代的情景中，那么得出积极结果的可能性就会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