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冲突

• 闻夕felicity

  2023-05-17
  防止高度冲突的一个方法是学会识别你周围的冲突操纵者。注意观察谁以争斗中的每一次转折为乐？谁能迅速触发悲痛之情？谁能指出别人都未指出的错误？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人，和他们保持安全距离很重要。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对深陷其中的人来说。因为冲突操纵者在人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他们或许很可爱，有说服力，有魅力。优秀的人总能让自己不可或缺。他们成为一个群体认同的核心，没有他们，就很难感受到“我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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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7
  实际上，当谈论兄弟姐妹时，我们想象的互相关爱的理想状态是相对罕见的。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与兄弟姐妹有密切关系且相互支持。另外三分之一表示要么存在敌对关系，要么就是竞争关系。其余的人对他们的兄弟姐妹漠不关心，或者说他们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但很少沟通交流。兄弟姐妹是大多数人一生拥有的最长的关系。如果幸运的话，我们的父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相伴大约50年，但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可以和我们相伴七八十年。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足以产生误解、滋生虐待、建立怨恨。所有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始于冲突，因为孩子们会争夺父母的注意力，慢炖锅问题会不断积累。这就像一场持续一生的“政治竞选”。与此同时，父母和亲朋好友会左右冲突的发展。他们可以降低兄弟姐妹之间冲突的危害，但有时他们的作用也会恰恰相反——他们加重了偏执和敌意，播下怀疑的种子和流言蜚语。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冲突操纵者，是继群体认同之后的第二种引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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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7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那天在球场上，本杰把他的棒球帽转向左边。柯蒂斯知道，把帽子转向左边意味着这个人是“公民国家”的成员，“公民国家”是一个黑帮联盟，其中就包括以芝加哥黑石大道命名的“石头帮”。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不久之前，柯蒂斯也成为石头帮的一员。柯蒂斯想，他和本杰是有联系的，于是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看本杰打球时的敬畏之情开始转变成另一种感觉，那是一种填满胸膛的自豪感。他和这个闪闪发光的年轻人就像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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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7
  冲突就像野火，会以不同的方式蔓延。有些会熄灭，有些隐隐燃烧了几十年。可这有什么区别呢？确认偏误很强大，但它本身并不会导致战争。为什么有些冲突会爆发，像传染病一样蔓延，让整个社区多年来局势紧张，而其他冲突却可以朝好的方向发展？哈特菲尔德和麦考伊两家族的冲突始于个人之间的人际冲突，与加里和守旧派之间的冲突没什么两样。在这两个例子中，卷入冲突的邻居在各自的角落里划分不同的盟友，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二元对立的故事。就像加里和他的邻居一样，哈特菲尔德家族和麦考伊家族除了暴力之外还有其他选择。他们是自由的白人，有着正常运作的法律制度。当时塔格谷的村民很少有血海深仇，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先回到加里的故事，看看他接下来做了什么，以及他是如何在当地政治的“沥青坑”中挣脱的。他没有辞职，但是他做了更令人惊讶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冲突是如何爆发以及何时爆发的。我们总结出冲突的四种引燃器，在任何冲突中，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催化因素。• 群体认同• 冲突操纵者• 侮辱• 腐败四种引燃器加速了冲突的升级。它们使冲突比以前更有意义、更加必要，这也意味着冲突更难被中断。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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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7
  现在，我们假设政党是代议制民主正常运作必不可少的恶魔。正如我们所见，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极力反对政党制度。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称政党是受拥护的政府“最危险的敌人”。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警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态的发展，它们很可能成为强大的引擎，那些狡猾、野心勃勃而又毫无原则的人会利用这股力量颠覆个人的权利，篡夺对政府的控制权。”汉密尔顿、华盛顿、杰斐逊和亚当斯都认识到对抗体制的力量会触发最坏的发展倾向。华盛顿一家之所以来到新大陆，是为了避免17世纪英国内战中使国家四分五裂的派系争斗所造成的暴力。当人们被归类为对立的派系时，高度冲突发生的概率会更高，这是精心设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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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7
  美国人也被冲突蒙蔽了双眼。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人比现实生活中更富有、年龄更大、更冷漠、更不讲理。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人比实际中更偏向于支持无神论者和同性恋，也更激进。热衷政治的两个党派对彼此的误解最深。两个党派的美国人都猜测，对方持有极端观点的人数几乎是实际人数的两倍。民主党和共和党也大大高估了对方对他们的厌恶程度。这些误解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它们也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如果你感受到了威胁，你就无法保持好奇心。如果你认为对方比实际中更极端、更可恶，那么不管看起来多么精神错乱或分裂的一个人，你都宁愿把票投给他而不是投给对方。2016年，大约一半的美国选民表示，他们的选票都是出于保守才投出的，更多是基于他们反对谁，而不是支持谁。与此同时，那些旨在帮助我们获取更多信息的机构似乎达到了相反的效果。美国人花在各种新闻来源上的时间越多，他们对对方的看法就越不准确。尤其是民主党人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他们对共和党人就越不理解。持有研究生学历的民主党人对共和党人的认知，不准确程度是高中就辍学的民主党人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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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7
  冲突陷阱让我们一旦陷入困境就难以自拔。我们知道内心想要的是和平，我们知道为了达到目标愿意做哪些妥协。对方也是如此。我们如此相近，却发现寸步难行。那些把我们拉进“沥青坑”的无形力量，包括二元对立、被社会排斥的痛苦、沟通错觉和白痴—驾驶员反射模式，都变得更强大了。即使愿意，我们也不想成为第一个提出和解的人，因为我们担心这会被视为软弱的表现，然后我们会被要求放弃更多。我们不相信对方真正想要讲和。对和解的每一次拒绝都直接表明了我们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我们无法不去权衡双方立场。即使在更大、更棘手、更严重的冲突中，这种情况也会发生，例如2/3的巴勒斯坦人和2/3的以色列人支持过去提出的各种和平计划。人们想要和平的生活，不再受到岗哨的恐吓与威胁，也不再因为爆炸感到恐惧。然而，冲突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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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7
  宾斯特德说：“宇航员认为地勤要求太多，不讲理，反应迟钝，在不知道现场真实情况下提出各种不可能的要求。”他列举了地勤人员“脱节”的各种表现，而地面控制中心的人想的是，“他们为什么这么自以为是？我只是要求他们做一件事而已！”当然，地面控制中心很容易让人烦躁。他们不在现场，无法同情宇航员的遭遇。而在火星模拟生存训练中，向他们发送信息并收到回复往往需要40分钟。在外太空无法与地球进行电话或视频通话，所有的对话都是通过电磁波传递信息的。这意味着沟通滞后且无法令人满意。如果没有肢体语言和有声语言的细微差别，文字沟通肯定会带来误解。宾斯特德是太空旅行界的“加里·弗里德曼”。她非常了解冲突，但当她自己被封闭在一个模拟的太空舱内4个月后，她也经历了团队和地面控制中心之间的冲突。即使早有预期，她还是陷入了冲突陷阱，就像加里一样。整整13年过去了，当她和我共进午餐谈起这件事时，她仍然很生气。“我想说，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地面控制中心做错了。”测试者开始新的模拟项目之前，宾斯特德都会警告他们：这种地面控制人员与宇航员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发生。他们听了之后点点头，通常会想，既然他们知道了，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肯定会发生。”宾斯特德说。她顿了顿，又笑着补充说，“当然有例外是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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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7
  的确，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善于处理压力和冲突。即使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也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他人保持合作。这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寻找的宇航员。最近的11名宇航员是从18353名申请者中选出的，入选率大约为0.06%。这意味着进入哈佛大学比进入NASA要容易75倍。面对如此多的申请者，NASA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挑选那些适应力特别强的人。“你们需要相互依赖，真的。”前宇航员小杰·巴基说，他在太空中帮助宇航员疏解人际关系压力。“能够避免真正有害的冲突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其他测试，应征者还要接受心理面试，能通过的人往往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善于社交，精神稳定，身体健康，特别擅长在压力下与他人共事。宇航员被录用后，将接受冲突管理和沟通技能培训，模拟如何处理与其他宇航员的冲突，这些培训可以提高他们的心理能力。与其他人相比，他们不太可能出现“压力荷尔蒙”急剧升高，这种激素会在我们害怕或愤怒时削弱我们清晰思考的能力。事实上，可能没有人比宇航员更能对抗冲突了。那么任务中都发生了什么呢？或者说每次模拟任务都进展顺利吗？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可能找到一个从不与他人发生冲突的人。”金·宾斯特德说，他是NASA夏威夷长期太空探索模拟项目的主要研究员。“你可以选择一个戏没有那么多的团队，而不是一点戏都没有的。”宇航员不会轻易陷入冲突，他们花费的时间往往更长——当然比我要长得多——但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如今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NASA预计在未来十年将宇航员送上火星。这项任务长达520天，超出了任何人所能对抗冲突的极限。2010年6月，在莫斯科进行的一次时间超长的深空模拟生存训练中，来自4个国家的6名男宇航员模拟登陆火星，他们在一座狭小的混凝土建筑中生活了17个月，过着与外界隔离的生活，也无法与地球上的家人定时联系。每周他们都会参与一项关于人际冲突的调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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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7
  被拒绝会削弱我们的力量，尤其是在我们措手不及的时候，就像加里的遭遇一样。在实验中，那些期望被接受却惨遭拒绝的人往往会做出更有敌意的反应。这是因为意想不到和不可预测的威胁会让我们觉得更危险。在加里的例子中，他受到邀请以“救世主”的身份参加竞选，而他却被看成（至少在一些人看来）是一个唠叨鬼、小丑或恶棍。在不损害自我意识的前提下，唯一理性的解释方式就是责怪守旧派。多项研究发现，被排斥的人通常会有同样的反应。首先，他们试图重新赢得他人的喜爱，他们急于顺从（或试图这么做）。如果这不起作用，他们就会变得咄咄逼人。而像加里这样感觉不被尊重的人，比仅仅感觉不受欢迎的人的反应更有攻击性。不论如何，他还是受到了指责。“我变得有防御性，”他后来向我承认，“我变得咄咄逼人，我开始注意策略了。”攻击性通常会导致更多的社会排斥，但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帮助的：它让我们对环境有了一种新的控制感，从而恢复了我们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即使只是暂时恢复。同样，如果我们视对方为异类，这能帮助恢复我们受损的自尊——“我们”是好人，“他们”是坏人。妖魔化也能赋予我们一种使命感：我们在与邪恶做斗争。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呢？当人们鼓起勇气反抗并大声指责政客的谎言和不当行为时，他们往往会被排斥。经历着巨大的被社会排斥的痛苦，这要么迫使他们回归阵营，变得过于顺从，要么迫使他们猛烈抨击他人以保护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羞辱政客通常会适得其反。它会让你的感觉好起来，暂时恢复主导，但羞辱是社会排斥的一种极端形式。相当于那些在乎你的想法或因为某种原因需要你的支持的人施加的压力，后者会产生推动效果。羞辱大概率会让对手变得更强大，尤其是另一组的人来羞辱的时候。它加剧了分裂，让另一方在恐惧或愤怒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它使“我们”坚信自己站在善的一边，而“他们”站在恶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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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7
  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在实验室中研究排斥、拒绝和放逐的影响。他们发现可以轻易地、戏剧性地诱发人们产生这些感受。例如在托莱多大学，心理学家吉卜林·威廉姆斯(Kipling Williams)以头脑风暴训练为由，把228名大学生逐一带到实验室。在训练开始之前，等候室里的另外两个人（他们在实验室工作，大学生并不知情）会在一堆东西中“发现”一个球，然后开始互相掷球。起初，他们在等候室的三个人之间掷球。之后，在一分钟愉快的掷球游戏后，“卧底”研究人员开始排斥实验对象，只是与另一位研究员互相掷球，没做任何解释。他们这样玩了4分钟，直到主要研究人员回到房间。当掷球游戏发生变化时，被排斥的实验对象一开始会大笑，并与掷球者进行眼神交流，试图重新融入游戏。当这不起作用时，实验对象通常会停止微笑、退缩、变得安静，或者突然在背包里翻找东西。虽然这种煎熬只持续了四分钟，但气氛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非常不舒服。研究人员发现游戏很难继续下去，其他旁观的研究人员从镜子中看到都觉得尴尬。这种排斥在每一个目击者身上引发了一种近乎本能的痛苦感。在后来的实验中，心理学家们发现他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网络游戏（他们将其命名为“网络球”），带来同样的排斥感。两三个玩家与被试者一起玩一场在线接球游戏，然后突然停止抛球给他。（事实上，这两三个玩家都是由程序员控制的虚拟人物。）尽管是虚拟人物，但还是出现了与面对面实验相同的结果，被排斥的玩家只需要几分钟就会感受到明显的悲伤和愤怒。目前至少有62个国家的5000多人参与了网络球实验。研究人员观察其中一些人在玩游戏时大脑区域的变化。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仪显示，与身体疼痛相关的大脑区域被激活。威廉姆斯把这种被拒绝和放逐的结果称为“被社会排斥的痛苦”。值得注意的是，被社会排斥的痛苦似乎不会因一个人的性格而变化。我们为什么会在与虚拟人物那么短暂的接触中感受到那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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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7
  分类为我们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因为它允许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每个人，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过于仔细地观察或思考太多。分类也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把“黑人的命也是命”标语牌立在自家草坪上的白人妇女，会感觉自己也属于觉醒中的一员；把一件黄背心放在汽车方向盘上的法国司机会觉得自己也是被压迫的工人，正在反抗当权派。但是分类模糊了重要的细节。一旦我们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分别心，我们就会区别对待对方。我们从世界各地数十年的研究中认识到这一点。在分类的影响下，我们不太可能与其他群体合作，而是更容易变为敌对状态。我们巧妙地调整思维和行为方式，以更好地融入各自的类别。
• 闻夕felicity

  2023-05-16
  加里知道，如果没有更好的倾听技巧，就无法走出冲突陷阱。于是他把音乐家分成几组，要求他们练习建立理解环路。最开始，一个人倾听另一个人去解释她为什么加入交响乐团。当说话者说出一些她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时，倾听者再“回放”给她听，询问是否理解准确。倾听者不会像机器人一样逐字逐句地重复她所说的话。相反，他试着用他能想到的最优美的语言来提炼他认为她想表达的观点，然后他会确认自己是否理解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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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6
  平均而言，医生听病人描述病情11秒后就会打断他们。可是即使医生不打断，病人也会在6秒后自动停止讲话。这是自我表达所需要的时间，通常只有17秒。但医生们几乎都不知道这个道理。糟糕的倾听态度会酿成苦果，这种苦果是可预见的。当人们觉得自己没有被倾听时，他们会产生轻度焦虑和戒备心。他们的话会变少，而且无论他们说什么，都倾向于简化事实。他们筑起了隔绝外界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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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6
  大多数时候，陷入冲突的人并不知道冲突的根源。他们专注于假象，比如慢炖锅或乐高积木，结果导致陷入僵局。高度冲突充满迷惑性，人们很难转移注意力。为此，加里帮助人们深入一步，他利用提问和倾听，帮助人们拉开距离去观察，这样就能理解背后隐藏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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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6
  自从首次在美国律师协会举办研讨会以来，加里已经在世界各地培训了数千名律师、法官和调解人，并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谈判课程，还出版了三本书。虽然也有其他人推广了不同的调解方式，但加里的方法依旧独具特色。他坚持让所有人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一起挖掘冲突背后的真相。其他调解人通常会把争端中的双方安排在不同的房间，以方便开展工作。他们的工作停留在表面，仅专注于解决眼前的问题，表面工作似乎更安全，而且在短期内确实如此。深入冲突背后是有风险的，它或许会点燃潜在的怨恨，引发更多的冲突。为此，加里培训调解人去提出具体的问题，并通过检查确保他们理解每一个答案。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沿着为什么的道路走下去”。如果一对夫妇在为谁得到慢炖锅而争吵，他就会调查为什么那个慢炖锅如此重要。这些问题有助于人们放松警惕。重要的是，加里在同一间屋子里用这种方式培训他的客户。这样，回答问题的人也会提问。通过这种方式，即使他们仍然存在分歧，他也能帮助房间里的每个人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情况。这种方式让人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冲突仍然存在，但它不再是陷阱。“对于一个正在经历人生危机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被理解更重要的了。”加里喜欢这样说。被理解比金钱或财产更重要，它甚至比获胜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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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6
  面对新的问题，人们倾向于用固有的观念去解读，这种现象被称为确认偏误。冲突越严重，就越难改变固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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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5-16
  他逐渐意识到在解决问题时，人类有两种内在的能力。一种是对抗的能力，追求私利的团体相互对抗，这在法庭上最常见，比如丈夫对抗妻子、原告对抗被告。另一种能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显而易见，那就是合作的能力、拓展“我们”的定义的能力，以及跨越差异、化解冲突的能力。事实上，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成功进化更多地依赖于第二种能力，而不是第一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十亿人以惊人的合作精神和无私精神共同应对这一突发且迅速变化的威胁。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本国政府发布居家令之前就开始待在家里。这种情况在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都曾发生。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召集25万名志愿者为隔离中的重症人群服务，报名人数高达3倍。当然也有例外。某些群体把别人当成替罪羊，武断地划分出“我们”和“他们”。但几个月来，绝大多数人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一股相反方向的拉力，逐渐向共同体靠拢。现在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更多时候是在鼓励这种合作的本能，而不是选择对抗，会发生什么呢？建立机制可以激发人性，鼓励团结或挑起对抗。但在现代，人们错误地选择了对抗主义。从政治到商业再到法律，一切都是赢家和输家之间的较量。然而，加里和其他的调解人证明了还有另一种方式存在。他们为解决争端建立了一种非对抗性的选择，而且它比传统做法更有效、更妥善。
• 闻夕felicity

  2023-05-16
  那些没有卷入高度冲突的人被称为旁观者，他们对争斗感到苦恼，尽量置身事外。
• 闻夕felicity

  2023-05-16
  高度冲突不同于良性冲突这种有益的摩擦。良性冲突是好的冲突，它是推动我们变得更好的力量。好的冲突并不等于宽恕，它和妥协没有任何关系。它同样紧张而激烈，但在好的冲突中，我们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好的冲突不会带来刻板的印象。我们始终相信没有人能够知晓一切问题的答案。人与人彼此相连。我们需要好的冲突来保护自己、促进了解和自我改善。当下，我们需要更多的良性冲突。相比之下，当冲突变成一种善与恶的争斗时，就会形成高度冲突。这种争斗包括“我们”和“他们”两个对立面。在高度冲突中，以往的对战规则已经不再适用。双方每次相遇，不论是在现实场景还是虚拟场景中，都会使情况变得剑拔弩张。人与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们越是肯定自己的优越性，就越不容易弄清楚对方在想什么。当双方在现实中或新闻节目上互相针对时，当我们听到对方口中狂热、误导或危险的言论时，我们或许会感到胸口紧绷，恐惧与愤怒一同涌上心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双方并未交换意见，彼此却经常感受到相同的情绪。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来结束冲突——在社交媒体上叫板某人或者向人力资源部门抱怨某位讨厌的同事——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高度冲突的影响。他们就是治疗师口中的“高度冲突型人格”。这些人总是急于指责他人，坚信自己是对的，对外时刻保持警惕。我们身边几乎都存在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事情非黑即白，他们总是正确的一方。不过生活中绝大部分人并非如此，他们尽可能地避免高度冲突。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回避也会带来问题。最终，高度冲突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我们所有人。要么使自己陷入其中，要么眼睁睁看着我们关心的人或群体，乃至数代人受其所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