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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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2020-08-04满、蒙融合为一体，是中国历史的大事。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盛时，都曾统一中国北方的草原与东方的林木地区。但是，那几次统一，都以强大的武力号召诸部，再以统一的北方挑战南方富庶的中国。清朝的情形，却是于入关后挟中国的资源为后勤，借漠南蒙古的支援，拓抚漠北，制服准噶尔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大漠南北、东西草原，坚实地凝聚于清朝的领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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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2020-08-04宋代科举取士，儒生基本上是经由竞争，以经典知识与文字表达能力进入文官系统。虽然唐代由武则天以后，即已有进士科作为文士进身之阶，但是唐代世族势力历久不衰，科举难免权力介入，是以世家子弟常较寒士占有优势。在残唐五代，军人不断以武力夺取政权，世家大族方才凌夷，不得复振。宋代制度中皇家宗室与中上级官员子弟都有庇荫的起身官阶，但是庇荫子弟后来的仕途通常未必顺遂，起步时的优势在日后也就冲销了。宋代宗室，凭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竞争，但依例宗室不能担任宰辅。终有宋一代，曾任宰相重职的宗室，仅有任开封尹时的太宗光义及南宋的赵汝愚二人而已。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戮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重要。唐代知识阶层的人数，在总人口比例上不如宋代，而世家大族在社区的地位，大致受政治影响大。唐代知识阶层因族人众多，占了地方领袖的地位，而宋代读书人则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社区拥有发言权、受乡里尊重。宋代乡里常有乡约、社约，其内容均按照儒家敦亲睦邻、乡里互助的原则制订。儒家社会伦理深入民间，乡间的读书人即乡约的重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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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2020-08-04北宋时，东南不仅农产丰富，当时几项重要的产业，如丝绸、瓷器、冶铁、铸铜等都在长江以南。海外贸易的主要商港也都在南方。因此，靖康之后，南宋以半壁江山，不仅足以自存，而且殷富更甚于北宋。于是，中国本部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开了，经济中心移向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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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2020-08-04五代时，十国之中，九个在南方。一方面由于南方不是逐鹿中原的战场；另一方面，也因南方的经济力量十分充盈。宋代政府限制铜器为日常器用，即为了保证铸币的铜料够用。中国从日本与朝鲜进口铜料，也是为弥补铸币原料之不足。宋代流通货币不够，大约由于两个原因：一则中国本身的经济发达，经济体庞大，必须有足够的货币流通；二则中国货币外流成为东南亚各地的通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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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2020-08-04朱元璋取天下，为刘邦以来所仅见，却与魏晋以至隋唐诸代的更迭大不相同。其间缘故，当是宋元以下，过去以世家大族累积势力的情形不再见于中国。三个征服王朝抹去了中国北方大族的传统势力，而南宋疆域之内，自从六朝以后，早已不见世家，遂致以社会精英家族力量为基础的社会势力从此式微。凭借民间宗教为组织核心的社区力量，则此起彼伏，挑战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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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2020-08-04中国与伊斯兰，两个普世秩序，都能维系庞大人群达千年之久。若从其中心思想言，两者大相径庭。伊斯兰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人对唯一真神的无条件服从与尊崇，人的地位十分卑下，但又因为这一种真神是独一无二的，伊斯兰信仰本质遂是排他的。儒、道、佛三家融合为中国普世秩序的中心思想，“人”是尊贵的，“人心”是宇宙万物观照与理解之所在。佛教“境由心造”与儒家“事在人为”两项观念，在中国融合为一。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对而言，前者借重于人以外的神力，后者注视于人的内在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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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2020-08-04儒家理念，在汉代以前，仁义为先，但在汉代则“孝”的价值跃升为伦理观念之首。这一转变实与宗族组织的发达有重大的相关性。汉代宗族，与先秦封建制下的宗族不同，而与邻里乡党的地缘单位彼此叠合。宗族成为唯一可以约束帝国专制君权的社会力量。汉代文官制度与君权之间，本是政治权力中两项相辅相成的因素。但是，汉代文官又与儒生集团二位一体。儒家的理念，有其理想社会的成分，本质上并不甘于单纯为君主服务。于是，这样一个文官组织，以其理想的儒家理念，有时也有制衡君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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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2020-08-04春秋时代，秦、楚、三晋，都在扩大领土的过程中派遣流官治理新获土地，不再实行世袭封建。秦统一天下以前，七国均已纷纷建立郡县二级的地方行政体系。秦汉地方长官，通常不由本籍人士出任，但地方掾吏则为当地俊秀。中央又有刺史监临督察地方官员。这一套制度，起源早，发展时间也颇长久，因此运作相当顺畅。中央有了这一套统治机制，完全不必依赖军队即足以统治广土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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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2020-08-04汉代的皇帝制度，与秦始皇设计的皇帝制度，有两项不同处。一是察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相辅而行，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相当专业的官僚阶层。而这一阶层，相对于世袭贵族，又是开放的，可以不断吸纳有用的人才，相对程度地保持一定的质量。这一文官集团，经由察举制度，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地方参加中央政府的统治机制。以此特质，汉代的文官政府对于皇权，有时是共生互利，有时又是对抗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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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2020-08-04封建时代，百姓附着于土地，个人是地缘社区的成员。在编户齐民的时代，社区之内不再有大小封君领主，社区又未必有社会组织，于是社区内的长者，常成为地方上的领袖。战国以至秦汉，三老五更，及所谓父老长者，经常出现于记载。养老尊老，以及乡社集体活动，均与重组社区凝聚性有相当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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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2020-08-04中国历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就是北边的牧人和猎人，会时时因粮食不足而南向侵犯农业地带。农牧的分界线，即是长城所经之处。自古以来，牧人、猎人与农夫之间，沿着长城线往来拉锯，贸易与战争都在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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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废墟2018-01-09“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上，我所看到的十分有限，正如渚岸望江，有时看到波涛汹涌，有时看到平川缓流，终究只是一时一地的片段。假如用河流为比喻，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如黄河，长江，源头相距不远，都在巴颜喀拉山区，一向北流，一向南流。这两条大河的水系，笼罩了中国的大部分疆域，然后殊途同归，倾泻于太平洋的黄海与东海。两个水域分别在中国的北部和中南部，界定了两个地理环境，呈现了自己的文化特色。黄河九曲，夭矫如龙，先是昂首北上，接着俯冲南下，然后逶迤向东，倾注大海，带走了万仞黄土，铺散在千里平原，天玄地黄常为中国宇宙的本色。黄河带给中国肥沃的土壤，也挟来一次又一次的洪荒劫难。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也集聚了文化的创造力”“只是长江水系，支流复杂，多姿多彩，也许更近似文化长河的变化景象。长江源自巴颜喀拉山下的涓涓细流，先流向西南的深谷，袭夺金沙江，再流入四川接纳沱江、岷江、嘉陵江、汇集了藏边甘青的灵水，始成洪流。从此，大江东流，在冲破大巴山的拦阻时，奔腾叫啸，两岸峰高及天，神女雾掩，巫峡云遮，藤萝垂碧，滩险水急。江水又东，出峡之势，直泻千里，奔入湖广丘陵湖泊，于是浩荡奔放，始成大器。江水又东，一路收容湘资沅醴，以及赣江、清江带来的南方雨流和汉水带来的中原黄土，更有雍容广大的气象：星沉平野，月上东山，远树近山，江渚沙洲，美不胜收。自此东下，江水浩瀚，日月出入其中，隔岸但见山影。过了南京，遂与海通，广陵夜潮，石城汐止。江海相拒相迎，进退之间，或则江水积淀成洲，拦江截流；或则江流冲刷，裂岸崩石。终于大江倾泻入海，一时还不能与海水融合，俨然是蓝色大海中的一条绿色潮流。有大江带来的水流，挟来的数千里泥沙，海洋始能成其大。百川朝宗，天下众流都在五洋七海中泯合，无所区别！中国文化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 汇聚为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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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废墟2018-01-09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编审何先生写的前言：“更重要的是，本书以多民族和全球视角阐释中国文化的发展转变，汉文化只是中华文化缔造者之一，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也各有特色。她们与汉族彼此影响，相互吸纳，相互融合，最后形成了当今多民族的多元文化体系。同时，全书每每以全球化的高视点，来诠释多元且复杂的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其视野知开阔，思路之宽广，实为相关著作中所仅见。” “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历史文化就像万古江河一样源远流长，奔腾向前，在当今世界越发显示其务求魅力和巨大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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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2018-04-21中国古代的信仰，大致可分成两条途径：一条是神祗的信仰，另一条是祖灵的崇拜。周代封建建立在血缘团体的网络上，所以祖灵崇拜在周代的政治制度中是一个重要成分。神祗的信仰，一部分融入自然崇拜，一部分成为国家的礼仪。两者都关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超越性力量的关系。在战国时代发展出的阴阳家与五行家，都是针对着自然与超越性力量组织出来的一套宇宙观。综合起来看，从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中国思想系统，有两条脉络平行发展。一条是以儒家为中心的人间秩序，一条是以阴阳五行为中心的自然秩序。这两条路在发展的途径上会交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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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egister2019-08-25葛兆光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中写道:“我总觉得，思想史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第一，要尽量恢复历史的全貌。这个全貌不是什么都写，是不扬善不隐恶，是比较全面，让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古代中国思想，知道所谓‘思想传统’，是后人用后来的观念从古代寻找资源，重新书写出来，让人继承和认同的，实际上这是‘音调未定的传统’。第二，还可以让我们知道，原来关于‘思想史’的描述，太过于精英化和经典化，经典本来不是经典，是一个被逐渐经典化的东西，那些没有被经典化的思想可能就边缘化、秘密化或者世俗化了。你得想办法重新读它们，不至于被后来经典化的东西占据了全部思想史。我总是觉得，有没有这种反方向的怀疑、思索和关怀，是学问境界上的最大差异。好的学者对现成的说法总有追问的习惯，而差的学者总是接受现成的说法，既不去搜集，也不去找，更不去解释那些边缘的、看上去是次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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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子2021-03-08自1895年清廷割台，至1945年台湾回到中国，五十年来两度易国，均不是台湾人民自己的决定。吴濁流称台湾为“亚细亚的孤儿”，台湾人民内心的悲苦，可为一掬辛酸之泪。二二八事件，是台湾战后的一大悲剧。台湾人民初返中国，犹如失落的子弟乍返故居，遇见从未谋面的亲人，其期盼之热切，可以想见。然而，随陈仪来台的军队颇多微闽省游离部队，训练不足，纪律不佳，远远不能与台湾人民印象中的日本皇军形象相比，遂令台湾人民失望。日本在侵略中国前，即已努力宣传中国之野蛮落后、“清国奴”（中国人）之贫愚无能。这一日本观点，在二二八事件时仍是不少台湾人民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预设印象。国府军队处理二二八事件，又因接得的讯息错误，以致措施不当。在日治时期，日本将于已孕育一批皇民化的地方精英，二二八事件时，不少地方领袖来自这一阶层，其于中国与日本之认知，不无偏差。政府接受台湾，颇以来另一批在地人士协助。后者为了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势须去除前者，方能取而代之。二二八事件，大批台湾原有精英罹害，是谁提供清除各地领袖的名单？谁在时候获得利益？两者之间，相关性不言可喻。二二八事件，从此常为台海两岸关系的伤口，其深切甚至不是“时间”可以愈合的。追根究底，台湾两次更易国家，而未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当为两岸关系疏离及台湾内部族群间矛盾的首要原因。两岸人民有五十年不同的集体记忆，彼此之间又有不同的期盼，则是其深层的背景。如何解除误解，愈合伤口，实在不是易事！历史走向和解，抑是冲突与毁灭。端赖当时各阶层人士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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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子2021-03-08台湾的精英也努力为台湾争取应有的人权。林献堂等人组织台湾文化协会的工作，即为争取台湾人的投票权、台湾议会及台湾人民的平等地位。左翼的台湾劳工运动，则努力争取台湾劳工在日资开设工厂中的工作权及应有福利。无论是精英，抑是劳工，台湾人民不愿放弃自己独立人格与人权，不愿只是俯首帖耳地做顺服的“皇民”。日本侵略中国，不少台湾的商人、医生在中国各地工作，尤其以东北为多。他们既是日本国民，又是中国人，其身份相当微妙。侵华战争中农，日本征调台籍男子为军伕参战：太平洋战争时，也有台湾人以充任皇军为荣。1930年，台湾发生雾社事件，当地的原住民不甘忍受日本警察的欺压和侮辱，愤而抵抗，日军动用大炮毒气，夷平整个部落。以雾社事件的抵抗者与自愿参加皇军者两类人相比，令人感叹人性之不同。遵循同一思路，二二八的悲剧中，那些唱日本军歌的人，起心态如何，宁非又是一桩历史的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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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子2021-03-08再者，日本努力推行“国语运动”，凡举家都说日语的“国语家庭”，可以得到褒奖。自愿放弃中国姓氏，改姓日本姓氏的人家，统治当局提升他们为“皇民”，亦即“天皇的子民”。皇民可以享受几乎等于日本本国人民一样的种种特权，因此有些家庭努力同化，希望能获得“皇民”的身份，他们向神社请“麻”供奉，放弃了自己原来奉祀的神祇与敬拜的祖先。推行皇民运动之初，能够取得“皇民”身份的人数不多，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时，皇民占全台人口不过百分之四。太平洋战争开始，皇民运动加速进行，增加到百分之七左右。大战结束时，皇民人数占百分之十左右。然而，皇民化还是成功的！举世各处过去各国的殖民地，只有台湾的皇民，长久怀念旧日的殖民地主人，而从不记忆自己终究只是日本人的次等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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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子2021-03-08日本统治台湾的政策，有其文明的一面。后藤新平（1857—1929）开始的文治政策，目的是将台湾彻底同化，成为日本内地的延伸。日本的统治，在许多方面值得一提有相当足以称述的成就：普及的“国民教育”，严格执行的公共卫生，严厉却很公正的法律……凡此，与清领时代相比，都令台湾人民心服。另一方面，台湾人民只是日本帝国的“次等国民”，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出任中等以上的官职。台湾的中小学校，通常有两所：一所是日本子弟的学校，设备好、师资佳；另一所是台湾子弟的学校，一切都逊于前者。太平洋战争时，在台日本人领取食物的质量、数量，都比台湾人民的配给为优。凡此，都是殖民地人民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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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子2021-03-08甲午一战，北洋败绩，清廷提出其他种种赔偿，但日本仍强索台湾。日本非取得台湾不可，是因为日本的南进扩张，需要台湾为基地。中国忍痛割台，自此五十年中国全民悲伤！台湾官民面对割让的最后一步，为成立台湾民主国，宣告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是东亚第一个“共和国”！台湾军民台湾军民明知没有成功的可能，仍抵抗优势武装力量的日军达三个月之久，日军损失三万余人，台湾死亡军民不啻十倍之多。日本在占领台湾十年后，才宣布终止戒严。在日据初期，台湾民间的抵抗，并未停止，民间的义军如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前仆后继，不断起事。日军展开残酷的镇压，一个一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其中尤以客庄为多。最令人伤心处，则是族群的恩仇又起，有些台湾百姓，或则为虎作伥，或则狐假虎威，利用日军镇压战役，占取其他族群土地，甚至杀害妇孺，显示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