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之死

• 闻夕felicity

  2023-05-19
  关于郃阳事件的起因，汪景祺在《西征随笔》的《西安吏治》一篇中也有记载。按照汪景祺的说法，康熙年间，天下吏治之坏莫过于陕西。一则督抚大吏均为满人，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于政务很不通晓，将地方公务都委之师爷、书吏，任其鱼肉百姓。二来康熙中期以后，西陲连年用兵，陕西官府、民间的负担都很重，而地方官以苛敛聚财为能事，想尽一切办法征收苛捐杂税，常常激起民变，官民矛盾十分尖锐。郃阳县在雍正初年隶属西安府，因为与河东盐场所在地山西运城临近，所以当地人民用盐比较方便，并不需要官方背景的盐商往来贩运，而是采取“民运民销”的方式自行解决。雍正初年，为了增加盐课收入、满足战争需求，年羹尧的亲信，时任西安知府的金启勋强行将郃阳县用盐改为“官运官解”，引起当地绅民的强烈不满。在郃阳籍官员范光宗（曾任福建学政）家人的带领下，一些百姓冲入县城，砸毁县衙，要求官府收回成命。金启勋等人无计可施，只好听从陕西布政使胡期恒的安排，与民众达成妥协，仍许当地食盐民运民销。没过多久，金启勋经年羹尧保举，由西安知府升任河东盐运使，成为负责河东盐政的长官。大约出于报复心态，金启勋指称郃阳县内盐枭横行，请求年羹尧准许他带领官兵前往抓捕，年羹尧予以批准。雍正二年八月，金启勋带兵来到郃阳捉拿盐枭。至于带了多少兵、抓了多少人，其间发生了什么，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外界关注。此事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刑事案件加以处理的。然而半年后的雍正三年三月，这件事突然被高调提起。刚刚改调镶白旗汉军都统的前陕西巡抚范时捷向皇帝密奏，说他在担任陕抚时听到有人反映，去年官兵在郃阳大肆捉拿盐枭，因为处理不当，导致当地无辜百姓畏惧惊惶，甚至有多人跳崖投井自杀致死，请皇帝下旨年羹尧确查。雍正帝将范时捷的奏折发给年羹尧，让他查明。年羹尧回复说：郃阳盐枭恣行，不得已派兵前往，官兵“未射一箭，未放一枪”，除了将十五名盐枭拿获押解省城外，并未造成平民伤亡，“...
• 闻夕felicity

  2023-05-19
  对于九十二款大罪中的这些严重经济问题，我们还是要从更深层面，结合当时具体情况分析。首先，青海一战的军需补给，并非由中央财政直接供给调配，而是主要由年羹尧统筹川陕等四省自筹自支。这一策略的优势是筹措周期短、运输成本低，资源调配机动灵活，可以及时适应战争变化。另外，雍正帝即位后，政治局势一度紧张，国库里的钱一下子都拿去打仗，手里没活钱的皇帝实在心里没底。因此，如果能让年羹尧尽可能自负盈亏，而中央少掏钱，那雍正帝真是再乐意不过了。从结果上看，这一招的效果确实明显：雍正初年，在青海用兵的情况下，国库存银不降反升，从康熙六十一年的两千七百万两，到雍正二年增至三千一百万两。可以与之对比的是雍正中后期的对准噶尔部战争。雍正七年，清廷再次打响对准噶尔部的战争，打算由西北两路出击，直取伊犁。在这次战争中，雍正帝吸取年羹尧权力过于集中、尾大不掉的教训，在军事上、人事上都实行分权，而在军需供应上则采取由中央直接筹集军费、调配物资的方式。对准部战争的军需筹备从雍正四年就着手进行，由雍正帝亲自挂帅，他最亲信的三位重臣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直接办理，准备周期达三年之久。三人小组的运作模式，构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军机处的雏形。对准部战争延续时间较长，且胜负参半，损失颇大，国库存银从雍正八年的六千二百万两直线跳水，至乾隆初年户部仅余银三千四百万两，几乎降到了雍正二年的水平。抛开其他因素不计，两次战争的“花钱”模式差别可见一斑。不过，西部地区经济基础本来薄弱，过度榨取民力作战，容易激起民变，于是雍正帝和年羹尧达成默契：虽然不给钱，但是咱可以给“政策”。比如让年羹尧一个川陕总督兼职管理位于山西的“钱袋子”河东盐场，将原本只能由户部统一办理的“捐纳”（合法的花钱买官）权下放给陕西省，在战争期间对川陕藩库亏空等问题睁一眼闭一眼等等。总而言之，中央政府在战争期间几乎放弃了对川陕等四省的财政监管...
• 闻夕felicity

  2023-05-19
  年羹尧仗势敛财，家财甚巨，确有其事。按照清朝的制度，旗人因为已经由国家在京畿地区分配了旗地和住房，所以即便出任外官，也不能在当地置产，卸任之后只能回京依靠旗地生活。清前期旗地的买卖限制较多，土地兼并比较困难。所以，清中前期的旗人官僚贪腐有一个特点：他们往往在身居要职时好摆排场、大肆挥霍，但因为置业较少，现任官一旦退职，特别是众多子孙分家之后，经济条件就大幅跳水，一两代内就能陷入贫寒的境地。相比这些听从制度约束的“老实贪官”，年羹尧就显得生财有道。他利用自己亲友、袍泽、故吏遍天下的优势，在各地大量置产经营，如借助直隶总督李维钧，在保定周边置有田地三万亩，房屋一千两百多间。因为女儿与衍圣公府缔结婚约，年羹尧又以置办嫁妆为名，在济宁购置良田十九顷。另外，年羹尧凭借在西北、西南地区大权独揽的地位，支持诸子、家奴，以及亲信官绅、商贾经营盐、茶、马匹、贵重木材等大宗生意，再与军需供应、边境贸易相结合，获利之丰厚可想而知。
• 闻夕felicity

  2023-05-19
  第二，是对皇权掌控力的高度自信。前面我们说，相对于以前的朝代，清朝皇帝更习惯运用数目字管理罪犯，承平时期处理大人物，安排的罪名一般都在二三十条以上。但到了晚清，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辛酉政变后，大权臣肃顺被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等人以跋扈不臣为名，六天时间从重从快判了死刑。因为时间仓促，肃顺又不是个大贪，突袭抄家无所收获，直令草拟谕旨的笔杆子曹毓瑛“思索竟日，周纳无词”，实在列不出多少罪状条款。实际上，肃顺的专断强横、把持朝政，比年羹尧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柄一定是很多的。这件事情若放在雍正手里，细细查去，大罪没有九十二款，二十九款也是有的。但此时的慈禧和奕䜣，对政权的控制能力远远无法与雍正帝相比，对肃顺等人抱着好悬抓住，赶紧杀了省事的态度。可见，合法性强不强，是一个建立在控制力基础之上的高端话题，对于弱势君主而言，充分论证合法性，实在是一件不敢追求的奢侈品。第三，是政治手段的纯熟运用。在“倒年”中，雍正帝手段的高明老辣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确保在政治，甚至是法律的框架内剥夺年羹尧的兵权，让已经有一定割据倾向的川陕军政集团平稳“回归”皇权的控制范围之内，没有激起许多人都担心的兵变。第二，尽量缩小范围、实现精确打击。对于年羹尧关系网中的文武精英，雍正帝普遍采取收买剥离的方式，使其不至于一损俱损；对于其中特别优异者，还能推诚重用，爱才之心昭然可见；而对于年氏家族的无关成员，更是极力加以保护。第三，雍正三年，在“倒年”进行过程中，雍正帝同时向以其亲兄弟允禩、允禵为代表的先帝皇子、宗室王公和八旗上层贵族发起总攻，并开始着手清除他即位的大功臣、国舅隆科多在朝中的势力。在不影响国计民生的情况下，多点出击而令所有的对手毫无还击之力，他不愧是政治斗争史上的超级大咖。不过，为了达到完美控制事态发展的目的，“倒年”活动中的雍正帝采取了很多阴暗不堪的手段。比如通过密折的形式鼓励告密、挑拨离间、凭空...
• 闻夕felicity

  2023-05-19
  不怕麻烦、喜欢给人几十条几十条地罗织罪名，这体现了以雍正帝为突出代表的清朝皇帝怎样的特点呢？笔者个人认为主要有三点。首先，是对统治合法性、合理性的强烈渴求，以至于有些强迫症式的表现。清王朝是少数民族通过武力征服而统治大帝国，在华夷之辨的意识形态下，合法性先天不足；而雍正帝本人的即位程序又颇有瑕疵，他在位期间朝野已经流言四起。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令他随时随地感受到朝野对他皇位合法性的指摘，并一生致力于对自己的皇位合法性进行解释与强调。事实上，如果换作一个脸皮厚的皇帝，这种指摘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在皇权至上的时代，除了扯旗造反，其他任何负面评价，对皇帝本人来说，都是柔性的、没有强制力的。他既可以我行我素、置之不理，也可以二话不说，拖出去砍了，大不了担一个暴君的名声，也不会掉二两肉。但雍正帝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个极好面子又很务实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面对一切棘手问题，既要切实有效解决，还要解决得情理法兼顾，最不济也要逻辑自洽、自圆其说。于是，我们在《雍正朝起居注》和雍正年间的满汉朱批奏折中看到的，是一个忘记了自己皇帝身份而喋喋不休，与任何对象都能展开激烈辩论的胤禛。实际上，不要说皇帝，就算没有什么生杀大权的普通上司，通常也只是兀自下命令而已，不大需要就一件事和人讲出一二三条道理，乃至翻来覆去辩论道理的。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准则。不过，一度把年羹尧捧到恩人位置的雍正帝深知，“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让将军见太平”这种事，是不得人心的。不论内中有何委曲，让不知内情的人从表面上看，都只能看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对皇帝的声誉、朝廷的形象，是极大的损害。所以，他让群臣不遗余力地搜括年氏的罪状，按照合乎制度的程序全面公开，向天下人讲出九十二条道理，展示年羹尧是如何的罪大恶极，数罪并罚、按律当诛。而自己则是站在一个至公至明的位置上，战争时期重用他，是真诚的、讲道理的；现在逐渐发现...
• 闻夕felicity

  2023-05-19
  对中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读者，可能都知道这样的说法：宋朝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不杀士大夫，这是宋朝的重要国策，且被执行得比较彻底。宋朝皇帝普遍脾气温和，让大臣拿话挤对到墙角了，也没什么办法，不但杀不得，也羞辱不得，大不了远远打发出去，还挡不住他们“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并以此名垂青史，备受后人的同情理解。相对于宋朝皇帝的谦谦君子风度，明朝皇帝显得比较粗鲁，自己行事不靠谱，想一出是一出不说，还一言不合就打官员板子。那时候没有抗生素等消炎药物，挨打的人就算当场没有被打死，如果伤口感染治疗不及，送命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不过，皇帝粗鲁有粗鲁的“好处”，他打人是因为一事而打、兴起而打。他打了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昏庸的、蛮横的、歇斯底里的，那自然而然，被打的人就是明智的、忠诚的、坚贞不屈的。被打的人由此而获得社会主流的同情、支持、尊敬，乃至崇拜，变得顺理成章。在这种情况下，有明一代广大士大夫前赴后继、冒着风险争相“找打”，挨打之后，得仁得义、成贤成圣，不论挨打的原因是什么，只消挨打，就自然而然便成了正义的代言人。清王朝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按道理，民族初兴、政权肇基的阶段，也谈不上什么规范的礼乐刑政，滥刑酷法是比较多见的。但很奇怪，至少从皇太极当政时期起，满洲统治者就有用数目字管理罪犯的习惯。比如皇太极在压制昆仲、独揽君权的过程中，囚禁了他的堂兄阿敏，公布了阿敏的罪状共十六条。阿敏获罪是在天聪四年（1630），当时的后金王朝还没有引进明朝的六部制度，自然既没有专门主管量刑定罪的刑部，也没有成体系的律例法典作为量刑依据。而皇太极和他的执政团队居然能想到量化政敌的罪名，让自己的决策看起来有理有据，还是很有政治头脑的。清廷入关后，在学习明朝法律制度，特别是问刑程序的基础上，继承了本民族这种细致罗列罪状的传统，其获罪名目多而著名者如鳌拜获罪三十款、和珅获罪二十款等等。不过，要说...
• 闻夕felicity

  2023-05-19
  在笔者看来，年羹尧的这一做法，大概出于三个原因。首先，年羹尧与允禟本有交往，是熟人，还多少沾些亲戚；允禟是先帝皇子，其父康熙帝对年羹尧有无以复加的知遇之恩。为了先意承志、取悦新君，而凌虐和自己没有私仇私怨的恩人之子，这样的行为，不是年羹尧这种以“大英雄”自诩的人做得出的。第二，正如笔者前文所交代的，年羹尧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定位成雍正帝的“私人”，哪怕他们之间有很近的亲戚关系。年羹尧始终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职务是“大将军”，最重要的职责是带兵打仗、驱逐叛军，而不是参与皇室斗争，帮助皇帝打击亲兄弟。即便每个官场中人都知道，帮上司做好事、公事，远不如帮他做坏事、私事更容易产生亲近感。第三，虽然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但笔者大胆推测，年羹尧可能在困守西宁孤城、难以得到后方足够支援的情况下，向同在西宁、随身携带了大量金银的允禟予以经济上的求助，并得到了允禟的支持，所以无论如何，要对他手下留情，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他的政治保护伞。对于这一点，雍正皇帝可能也有所了解，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年羹尧落马后，继续受命看管允禟的宗室楚宗、直隶总督李绂都发现了允禟、年羹尧之间有不少的往来书信，并将此事上奏雍正，示意要不要借此将二人定以同党之罪。雍正帝为此回复二人，这些书信的事他都知道，二人自有罪名，何必凭空拉扯在一起。雍正帝将允禟交给年羹尧看管，本来是出于信任，年羹尧宽待允禟一事，如果发生在雍、年君臣交好之时，最多也只会造成皇帝的不满。而一旦君臣交恶，特别是交恶的形势明朗化之后，在即位合法性有瑕疵的雍正帝看来，年羹尧割据西北、手握大军、身边又挟有野心勃勃的反对派皇弟，甚至利用起了皇弟的政治、经济资源，那可就过于危险了，其局面简直可以与当年挟制着南明永历皇帝的吴三桂相提并论。想必每念及此，雍正帝都要不寒而栗、夜不能寐吧。从雍正三年初“倒年运动”进入筹备阶段起，雍正帝对允禟的控制措施也越发严厉。他以允...
• 闻夕felicity

  2023-05-18
  雍正帝是天生的政治人物，对于女色的兴趣不大。雍正六年（1728），湖南人曾静号召反清复明，为当今皇帝扣上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是“好色”。雍正帝为此疾呼驳斥说：“远色二字，朕实可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雍正帝虽远远谈不上好色，但对女性之美，还是有自己的欣赏视角。他曾命人画了十二幅工笔重彩汉装美人图挂在屏风上，后经朱家溍先生考证后命名为《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画中美人或读书，或对镜，或赏花，或戏蝶，姿态各异，但体态纤柔、相貌清秀、气质文雅的特点是一致的，可见其对女性的审美旨趣。而雍亲王在潜邸时的妻妾，或出身于满洲武功贵族，或出身于白身包衣家庭，恐怕气质举止、文化修养，多与画中美人不符。唯有出身仕宦科举之家、身体又很羸弱的年氏与之相类。是以年氏虽然入府较晚、与雍正帝年龄差距较大，但颇受宠爱，夫妻感情十分融洽，十年左右的时间就生育了三子一女，与李氏并列为雍正帝生育子女最多的后宫。不过大概是因为“素病弱”，年氏所生的孩子都没有活到成年。换言之，如果年氏之子能够长成，子以母贵，对储位当有很强的竞争力。
• 闻夕felicity

  2023-05-18
  与汉民族长久以来实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不同，蒙古、满洲等北方民族的传统是多妻制。侧妻也是妻，地位比正妻略低，但远远高于妾，如根据《清会典》所载的舆服制度，亲王侧妃冠顶饰东珠九颗，比亲王嫡妃仅少一颗，而比下一级的郡王嫡妃还多一颗。这可能与侧妻是聘娶而来、妾是战争掳掠而来有关。明初皇室受元朝影响，还有过类似的做法。比如朱元璋为他的次子秦王朱樉娶元末名将王保保之妹为妃，娶开国功臣、卫国公邓愈之女为次妃，可见次妃地位之高。满洲上层的多妻制在清朝入关后有所消减，侧妻的地位有向妾靠拢的趋势，但在康熙年间，这一制度仍保持着一定的惯性，特别体现在高爵宗室内部。其时，皇子、亲王的侧妃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生育成年子女的妾提拔而来，二是由皇帝直接从八旗秀女中指婚而来——后者的地位要更高于前者，多选官宦世家之女为之。年氏去世前，雍正皇帝曾下旨表彰她的优良品质，其中提到了年氏嫁给自己的原因，是“皇考嘉其端庄贵重，特封为亲王侧妃”。可知年氏成为雍亲王侧妃是通过康熙皇帝的亲自指婚，所以入府之初即获得较高地位，排序仅次于雍亲王嫡妃，而列在另一位侧妃——已经为胤禛生育了多位子女的李氏之前。雍正帝即位后，将年氏封为贵妃，而李氏则下其一等，只封为妃。
• 闻夕felicity

  2023-05-18
  康熙、雍正年间，有江苏武进人钱名世，字亮工。雍正四年（1726），钱名世因为附逆年羹尧，被革职发回原籍。雍正皇帝为了对其进行羞辱，亲自书写“名教罪人”匾额，让钱名世悬挂在自家大门上，并命在朝翰林出身的三百多名官员写诗声讨他的罪行，结成《名教罪人诗》。其中有个叫陈万策的官员取巧写了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易亮工奸”，把这几位倒霉的亮工凑在了一起。
• 稻草公园

  2022-11-17
  另一方面，明清之际，四川战乱频仍，人口损失极其严重。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四川省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大量招徕外来移民开垦荒芜土地。所谓“湖广填四川”，描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前来四川开荒的移民中，大多是较贫困的青壮年单身男子，是以省内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一时土匪横行，社会治安压力极大。为了解决四川的这个问题，清廷一度将从贵州买卖少数民族妇女到四川的活动合法化，可见其严重程度。
• 丁壹说

  2021-09-09
  雍正帝厚待遐龄、年希父子，应与他对年贵妃的感有一定关系年妃是年龄幼女，亦与父亲、长兄性格相类，为人温和小心，从不特宠而骄、干预政事。
• 任小本

  2020-02-25
  “爵以赏功、职以任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逻辑之一。
• 咕咚来了

  2020-02-08
  胤禛与年羹尧这对郎舅之间的感情基础并不牢靠，有许多隐性矛盾在突发情况和共同利益面前被掩盖下去。此外，二人的经历、性格也很不协调：一个是半生沉潜、一飞冲天，所以心细如发、城府深沉；一个是少年得志、顺风顺水，所以大大咧咧、狂妄不羁。
• 咕咚来了

  2020-02-08
  “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若王李以相公之势，仅供现物三千——王熙孙景曾、李天馥子某熊蒋以致仕之儿，真献囊金满万——工部尚书熊一潇子本、左都御史蒋宏道子仁锡史贻直、潘维震因乃父皆主考，遂交易而得售——浙江主考史夔、福建主考潘云鹏子韩孝基、张三第以若翁现居礼部，恐磨勘而全收年羹尧携湖抚资囊，潜通昏夜——年遐龄子馈一万朱世衍舁督学秽蓄，直达寝门——北直学院朱阜之侄励廷仪则畏宗卿要路，兼受苞苴——宗人府丞杜讷子收严密乃修同谱私情，不嫌乳臭——榜眼严虞惇子总是老师分上，且期囊橐之取盈，故舍其侄而独收其婿——狄宇乃李姜二人本房老师之婿更恐言路关头，必欲逢迎之尽致，遂因其弟而并及其兄——副宪刘谦子侄皆中尤可丑者，宛平之门馆私人，亦不敢违其嘱托——王熙西席二人、管当子二人一齐中式所可奇者，总督之长班贱役，致无弗尽其收罗——王朝柱父范总督长班费士龙以居停关说，半现半赊——费为黄编修之舅蒋廷锡馈学道遗赀，如携如取——河南学道伊子，托严虞惇馈三千王守烈凭虞山一饯，数月前先结狐朋——王因严虞惇献三千廖赓融恃相国专房，百名外续居狗尾——赓融父凤征为北门馆客，时出入其家张翮许魁选而得羲经之殿，嫌其少也——预报元魁，云魁定张翮，以所馈少，名次略后姚观以同乡而兼姻娅之亲，岂为文乎——姚乃宸英妻亲三场代笔，魏嘉谟遂占高魁——魏代熊本终场，本方十四岁午夜夤缘，刘师恕俨居首选——督捕右堂刘国黻数日前夜至李、姜寓嘱托，其子遂中式胡承谟之半万均系徽商李昹年之八千专为废籍——山东革职阁学李膺廌之子编修岂能荫侄，知借力于家兄——陈恂弟澍馈银三千，遂中北籍佥事诚为有儿，亦贻谋于乃祖——赵继汴济宁道景从之子，皆其祖吉士所通赵熊诏因王以通李，数倍于王——熊诏托王守烈献李银三千徐陈基献靳以媚姜，名先于靳——周颙杭州人，挟赀...
• 咕咚来了

  2020-02-08
  顺天乡试又称“北闱”，考场设在京城，录取名额居于全国乡试之首，但考生结构也最为复杂，不但包括顺天府和直隶地区的普通生员，还有大量的八旗子弟，高级京官子弟和在国子监就读的各省监生、贡生；每一科考生总数都在七八千人以上，在省一级的乡试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
• 咕咚来了

  2020-02-08
  战争环境的残酷艰辛，很容易让统帅和部属、士兵之间建立极其密切的关系。所谓袍泽之谊、战友情义，是其他形式的感情无法比拟的，而一旦战争结束，这种感情也将随即转化为根联固结的利益关系。
• 任小本

  2020-03-02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除了扯旗造反，其他任何负面评价，对皇帝本人来说，都是柔性的、没有强制力的。他既可以我行我素、置之不理，也可以二话不说，拖出去砍了，大不了担一个暴君的名声，也不会掉二两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