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现代性

• MoonyLee

  2022-04-12
  中国的资本家和政府领导用可替换使用的“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来解释他们在追求财富道路上的成功。无论这些有权势的人功利性地使用还是真正信奉这两个概念，那种认为文化具有塑造未来的力量的说法都是颇具吸引力的。它与大众急于跨越社会主义废墟的心情产生了共鸣。从这种角度讲，“中国文化”为文化协商提供了一个框架。谈论中国文化激起了对新可能性的兴奋情绪，也满足了民族主义者摆脱过去的半殖民地耻辱而继续前进的渴望。它引导人民相信新统治形式的正确性和正义性。晚近以来，更是鼓励人们避开政治，而被国家所鼓励的文化民族主义填补了随之而来的空白。对现代性体验的认识因此必须考虑到它们在全球的特定性。因为现代性通过标记排斥而获取它的权力，因此自相矛盾——民族一国家历史叙事中的矛盾之处——萦绕在追求现代性的各种努力中。这些矛盾并不是从与现代性对立的事物中产生的，相反，在中国它们是通过各种对以现代化名义进行的科学管理项目的文化调停而产生的。通过调用理智、理性、工业化、生理控制权力等概念，我们旨在洞察这些实践如何在影响了现代性的特定的本土/全球构成中证明自己。我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捕捉到那已经存在的“另类的”现代性。千禧年将至，后毛寓言正在变得更加强大。现在中国流行的一个概念是自由市场的成功需要超级的男子气概。它在关于需要救赎、恢复和重新微发男子气概的全球想象中找到了其支持。但这一全球想象空间也带出了不同的视角。从某种角度说，白种人被亚洲人威胁了，他们接管了白种女人，还接管了对资本主义的统治。麦克·克菜顿东方主义的小说《旭日）（1992）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还被改编成了广受欢迎的电影。尽管男子气概问题决定了未来的基调，关于金钱、性和权利的争辩仍在中国层出不穷。身份和政治多样性使任何对后毛时代的简单概括都面临误读的危险。一个我认识的女性主义者为了保护女性不被性客观化而颂扬儒家的家长制价值观...
• MoonyLee

  2022-04-12
  由于三代庶民共存于丝织厂内，并肩工作，后毛现代性因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统一的项目并产生一个同质的主体性形式。老代群充满争议的记忆挑战了空间权威，而年轻农村妇女身体驯化中太多的失败导致了那些充斥在后毛幻想里的暖昧、矛盾以及讽刺性。而这一领域的性别化使其充满了过去的残余。将女工们的身体塑造成一个规训过的形式需要，在已经铭刻在妇女身体上和她们的身体表演中的各层次的意义之上再增加更多层次的意义。断言中国的权力秩序不是对普遍的目的论的重复，并不是要异化中国，也不是要把中国置于一个本质化了的东方差异的话语中。正相反，通过论证中国现代想象的特殊性，我想进一步批判欧美社会理论的普遍化倾向。远非论证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原汁原味的单一的现代性，我采用了一种以“另类”的现代性为中心的人类学的另类策略。现代性没有单一的跨国的参照物。事实上，任何被认为是现代的认知都来自于中国和其他前殖民地国家诠释和实现现代性的方式。
• MoonyLee

  2022-04-12
  如果在中国话语权力通过其对庶民代群的组建而变得可识别，那么我们必须进一步关注代群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表现权力的问题。在后毛中国，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关于性别或阶级或现代性的整体话语体系，而是相互共存但也相互冲突多样性的权力表现。庶民代群在相同的工厂车间这个社会空间里并存着。她们都与统治性的后毛现代性想象抗争。但是，她们发现自己与权力的运作有着相当不同的关系，并由此替换了彼此含蓄的议程。除了认为权力和知识是相互组成的，福柯进一步指出：现代权力在历史性的和文化性的特定实践中证明自已。因此，能动性和抵抗的形式是多样性的，因为经历现代性的同样时刻的人们也许由于她们与各种权力制度过去的关系而以迥异的方式“看”当前的制度。对于这种异质性的注意将显示出现代想象的历史暂时性。
• MoonyLee

  2022-04-12
  她们对自己过去的话语展现既支持又动摇了后毛现代性想象。她们对自己生活的诉苦风格的叙述中继续保持着一种对国家的认同，因为她们的怀旧来自于一个她们自己和国家相互认可的想象中的统一体。虽然这一统一体已经消失了，但一个底线却还在：中国公民应该继续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认同并指望国家来确定民族身份。而在年轻工人中即使是党员也很少有人像余师傅或杜师傅在我面前那样宣称以国家的名义或者为国家说话。当她们感到国家权力与她们相关联时，很多人用一个含糊的“上面”来指称国家。老工人们希望由于国家曾经以庶民的名义组建了其合法性，国家因而有义务“照顾她们”。
• MoonyLee

  2022-04-12
  历史提供了关于工人堕落的情形的寓言，但当他们的习惯和能力被自然化时，这寓言又同时被抹去了。在这个后毛时代的工人故事里，社会主义过去被具体化为二种分离于人类关系而存在的实在力量。它能对人产生作用，将人们变成另外一种人。它附于人们身上，像一个可以被除去的物件。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一物质化称为一种历史拜物主义（见陶希格，1992）。像商品拜物主义一样，历史拜物主义将毛泽东时代的过去变成一个物体，它在这世界上的效力显得是与特定的社会关系相分离的。人们现在说，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不能实现现代性。对于Maoism的暧昧态度是对工人作为历史主体意识的模棱两可的承认和否定态度之根源。
• MoonyLee

  2022-04-12
  我们必须以本内迪克·安德森（1991）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即国家历史常常是关于遗忘的，或者说是关于要记住什么该被遗忘的历史。虽然中国的官方话语劝诫人们忘记那所谓的“十年动乱”，但为了给后毛政权提供道德权威的源泉，它却又不断地重提毛的错误并强调克服它的必要。差别常常在不平等的国家之间被制造出来以使对那些非公民的它者的殖民成为可能；差别在对现代性的宣称中也同样地非常必要，而且它也可以同样地在一个国家的公民之中被制造出来以规训其国民。国家需要不断地证明它是如何纠正毛的错误的，否则让“文化大革命”在历史遗忘的阴影中消退是很容易的事。于是我们发现“文化大革命”不断地被突出、被谈及以及被用作所有关于现代性讨论的出发点，它的无意义和恐怖被不断地重复诉说。只要后毛政权还当权，“文化大革命”就不会被遗忘。在这里历史提供了一条萦绕着民族退步阴影的通向现代性的道路。就如尼古拉斯·迪克斯（1990）所说的，历史与其说成了现代的标志不如说是个塑造现代性的可能性的不确定的场所。
• MoonyLee

  2022-04-12
  朱迪斯·巴特勒（1993）曾论证道，性的具体化体现在一个区分关系的矩阵中，在这矩阵中性别主体通过对权威规范的重复演出而被制造出来，这群女工在创造新的社会性别政治信念的过程中摆脱了她们的羞辱，这种信念在国家定义的劳动话语实践中将她们的性具体化。她们在劳动意义的转变中上演了自己新的社会性别身份。通过分离、拒绝、痛苦、骄傲、欢笑、反思性的议论、矛盾和对艰苦劳动的英雄式的展示，余师傅和陈师傅记录了她们关于阶级的性别化的、代际的历史。她们的故事向我们显示了“中国妇女”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身份，而是移动的、多样的和不断变化的。试图沿着一个惟一的轴心一如阶级、家庭、或者性别来创造对话将模糊这一多样性。这多样性不仅存在于中国妇女和西方妇女的差别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中国妇女的差别之间。……对于她们这一代群来说，对阶级位置的采纳使女性性别显得与“工作”本身不相关。在协商解放的社会性别范畴的过程中，老代群的故事印证了但也超越了近来的女性主义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妇女”不是一个本质化了的女性经验的所在地，而是一个不断转移的主体位置……
• MoonyLee

  2022-04-12
  毛泽东主义将社会的可变化性作为庶民能动性的基础并视其为实现现代性的必要条件，而后毛时代的政治文化基于相似的目标却将自然的不变性作为其非庶民的基础。在这个后毛时代的寓言里，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被描绘为是对固有的女性气质的违背，压抑了人的性别天性。于是在这个故事里，毛式的性别压抑阻碍了中国人民表达他们被压抑在社会主义文化政治之下的人性本质，从而阻碍了中国对现代性的接纳。
• MoonyLee

  2022-04-12
  关于现代性的寓言继续标记着对财富和权力的被延迟的渴望，对这渴望的实现将最终消除那逗留不去的过去的殖民差别的阴影，显示出中国能最终成为一个能以自我为参照的民族国家。⑩后毛时代的革命被叫作“经济改革”，因为它强调经济发展高于一切。但是就如阿图罗·埃斯柯瓦尔（1995）所提到的，“发展”的结果是创造出一系列的想象，这些想象使“经济”话语不可能与关于什么样的主体和社会关系被认为是适合于发展的政治话语分开。因此，我的方法不同于那些将在中国的权力看作是可度量的看法。有些观点认为那种毛式社会主义的深入到个人生活内部的政治凝视已经解除；如果说它还保留有一些力量的话，也只是表现在延缓了政治民主或者市场“自由”的其控制性的统治方式上。这也许是对的。但我发现更有用的不是分析权力的多少而是权力的方向和质量，即考察国家如何转移其凝视的方向和改变其凝视的模式。将社会性别放在研究的中心使这样的考察成为可能，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截然不同的压迫力和新的施展范畴的重新凝聚的权力焦点。这种权力运作于多样的平台，其中国家权力并不一定与代表部分人的自由的市场力量相对立，相反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有时会在重叠的诱导和限制的网络中交叉，并由此创造了被许多人所渴望的后毛时代的现代性。
• MoonyLee

  2022-04-12
  社会主义权力通过向工人、农民注入庶民意识并说服他们授权社会主义政权作为他们的代表而运作。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庶民能动性是构建现代性的主要手段。它具体表现为多种方式：语言和文化运动，用新学会的阶级分类法积极地表演生活叙事，在打倒那些被认定为阶级敌人的斗争大会上的政治表演中的符号学和关于阶级压迫的道德话语。故事讲述，尤其是个人生活历史的叙事，于是成为一种对于个人同国家权力之间关系产生重要后果的政治活动。国家将最平凡的事件和活动赋予了民族的、政治的和象征性的庄严意义。就如大卫·阿普特所指出的：“行动变成可效仿的，每个人都是某种榜样。”（1995：202）意识形态的规范和道德/政治的奖励和惩罚机制促进了对阶级划分的采纳（毕来德，1985）。像一个庶民一样说话，意味着将个人生活同国家追求现代性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些政治表演及其所带来的“觉悟”使那些被指认以庶民身份发言的人感到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他们中的许多人热切地接受了使他们可能有更好的将来的话语。共产党提供的关于他们生活的故事激起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激烈变革的热烈的渴望。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新政治精英中的一员。
• MoonyLee

  2022-04-12
  在中国所胃的现代性既不是一个纯粹的本士事务，也不仅仅是一种普遍性话语的例证。悬殊的渴望不断地相互替换以试图达到与西方相抗衡的物质和精神水准。这些迟识的渴望反映了当“中国”在现代性的普遍化项目和理论中一直象征者构成上的“外在”的情况下，中国精英价层和政府领袖对现代性进行的各种跨文化的翻译。现代规训以其个体化的政治技术、主体构成和生理控制力为特征。这一微妙的、不引人注意的技术产生自主的主体，她通过接受各种机构的话语实践（例如刑事、医学、工业、教育、心理等）以及人类科学的各种知识而担当起“自我规训”的责任。另一方面，生理控制力通过统治社会身体而运作，它规定着人们的身体的和精神的健康及其生命和成长。规训技术既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基础，又通过资本主义的成功而得到促进。人类科学在社会规训中的中心地位显示了知识和真理是如何站在权力一边的，而不是相反。现代权力贯穿于知识创造的全过程。更有甚者，权力并不仅仅存在于那些宏大的机构“那里”，而是渗透于身体和渴望的形成过程之中。它消除了主观性和机构之间的区别。由此当利己的、个人的主体相信他们是最自由的时候，也是现代规训运作得最有效并由此挫败了现代性的解放前提的时候。换言之，我们在个人自由名义下采取的行动早已被权力机制所规范过了，我们只能在权力机制的范围之内行动而不能超然于其外。霍米巴巴的迟到概念巴巴突出了一个深刻的矛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那些被殖民主义所压迫的人们在殖民主义结束之后其文化差异被打上了“时差”的标记。当庶民为争取那个承诺能克服他们的“迟到”的现代性而奋斗时，他们在现代性的“现在”中造成了分裂。现代性由此被其自相矛盾和不完整性分裂，不仅仅因为其所有的类别被其自身不稳定的差别所破坏，而且因为全球帝国主义中的社会历史的截然不同。性别是想象和渴望现代性的中心形式之一。关于殖民地社会妇女在殖民者和被殖民的精英男人们之间地位的话语...
• MoonyLee

  2022-04-12
  社会性别的划分不是统一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协商、冲突和变化的状态中的。因此我把社会性香作是互动于而不是平行于其他形式的差别的，这包括阶级族、年龄（更确切地说是连续的政治运动所形成的代群）。在后毛时代的中国，三代各具特色的女工相遇。她们都各自形成了如杜博瓦和保罗·葛洛义（1993）所说的双重意迟”即感到既置身于现代性之中但又不属于现代性。从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当我在中国东部浙江省的沿海城市杭州的丝织厂里与女工们一起进行我长达两年半的实地调查时，我萌发了对现代性的断裂问题的兴趣。在这些年里，我发现几乎不可能泛论中国最新的现代性事业对于妇女的影响，因为妇女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事实上，我发现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不同的政治运动时期成为工人的妇女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政治代群身份感。这种政治代群可以大概地以年龄夹划分。她们自觉地将自己与其他代群区别开来，各代群女工对于她们作为妇女的身份、与劳动的关系，以及对社会性别和阶级关系如何影响中国的将来等都有着不同的见解。用后结构主义的术语来说，即在推进现代社会主义的标志下通行着的不同的社会项目重新组织了“妇女”和“工人”等社会类别。因此，这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分类标准被定义为主体的女工们并不二定相互认同。事实上，在中国代群差别的概念是与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同时出现的。从20世纪初开始，关于在线形历史中划分出的各个时期里不同群体的人们平行地相关的观念，总是伴随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们通过亲属关系而纵向相连的文化观念。但只有当现代主义关于进步（永远克服和超过出现在面前的事物）的观念出现和被接受后，这些群体可以被赋予共同的经历和特征的想法才成为了可能。
• MoonyLee

  2022-04-12
  人们所遗忘的和铭记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动摇了后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寓言。我于是在过去的文化想象和它们对于现在的充满争议的重建中往返追踪。虽然我从总体上同意福柯的观点，即对于现代性的召唤标志着与既有权力形式的决裂，我却发现当涉及到记忆时，这种决裂却不像福柯所论述的那样清晰划一。因此，在一个权力与以现代性的名义制造的知识交织的世界里，能动性、历史、主观性（主体性？）的复杂性成为我关注的对象。鉴于妇女在殖民主义关于他者的知识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不难发现性别问题成为中国政权成功想象现代性的中心。因此，性别观念、性别关系、性别实践成为我关注的重点。它们帮助我了解到遗忘和铭记如何将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不断地交织在一起。当然我的论点不应该被理解为主张中国还没有达到与西方一致的现代性。相反，我想突破对现代性的认识空间，主张不仅仅要理解现代性如何继续使新殖民主义的差别关系正常化，而且还要理解现代性的断裂如何为挑战其权力提供了空间。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忆历史”。“妇女解放”作为早期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一部分的多重合义这些含义在历史上有着多重的回声。对于老一代群来说对照于绝当今的边缘地位，她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变成了种怀旧，地们故事的双重性帮助我阐述和重新定义跨文化女性主义以及人类学对历史的书写。第二部分“不安的记忆”，从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挨了打的妇女的故事切入。她的故事动摇了试图对“文革”经验提供一种定论的霸权叙事。我进而主张与那个时代相应的现代性项目，即对权威持续的、革命性的挑战，还继续存在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人们的实践中，虽然他们拒绝毛泽东主义的特定政治。这一辈人继续与权威知识交战并动摇着其基础。在最后一部分“空间与主观性”，我转向年轻女性，她们几乎都是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实现现代性的想象中成长起来的。我探素索了国家鼓励她们获得一种“自然”的女性身份的实践。这些年轻女性既...
• Keira

  2022-07-23
  许多我在中国认识的人比刚到中国时的我更明白在不平等的世界中叙事是如何塑造世界政治的面目的。
• 岩屑

  2012-06-28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女工们向我回忆早年当社会主义的解放话语激发了她们重新设想其作为妇女的身份时她们的勇敢态度。或者更确切地说，她们讲述她们至少有一阵感到过的一种自由的感觉，即不必遵从传统的女性气质的要求而像一个女人一样行事……她们怀念那个在她们形成自己的政治意志时可以将自己设想为国家英雄的时代。对于在“文化大革命”关于“无产阶级力量”的意义的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妇女们，她们的政治信念和女性气质较少植根于英雄式的劳动中，而更多的来自于挑战权威的政治中。……“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女工们以夸张的姿态谈论着无产阶级对国家权力的蔑视而拒绝被定位于基层车间。她们的记忆有力地瓦解了后毛时代的知识政治。在后毛时代的现代性歌颂中，工人们的存在几乎不被注意。她们的遭遇显示了在想象一个自然的经济秩序的过程中的符号暴力，通过想象这一秩序，后毛时代现代性的权力得以发挥作用。成长于这种符号暴力之下，最年轻代群的女工们持有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性别“利益”：因为极度女性化成为从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新象征。这种极度女性化的具体歌王被官方和通俗表现打造为对无性的社会主义所埋没的自然社会性别的“恢复”。她们工作足够勤奋，但她们对于如何“成为”女人更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