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剩之地

• 冰原之光

  2022-07-24
  本书的理论观点是，一个国家对待消费的方式，是其会否发展出一个能减少贫困的、广泛的公共福利国家的最佳预测指标。尽管我只深入地考察了一个案例，但在该案例中所考察的关系的逻辑却产生了理论预测，即更高的贫困率，是因为政府关注的重点在鼓励消费而非投资。鼓励消费的国家将会发展为不那么广泛的福利国家，而限制消费的国家将被迫发展更广泛的福利国家。当然，一个国家的消费方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结果，包括一个国家过去在有关经济增长和通胀方面的成就，在地缘政治和战争中的角色，还有金融的结构及金融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国家对待消费的态度并不是外生因素或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而是一个时刻，在这一时刻，以消费为结果的因果链开启了一个新的、以福利国家为结果的因果链。这是针对历史社会学中有关在历史中因果链要追溯多远这一问题的一个涂尔干式的回答。历史产生了一系列事件，其中的现象变得自成一类，即不再可以简化为使它们存在的事件。
• 冰原之光

  2022-07-24
  鉴于不发达的公共卫生体系，某些医疗保健支出所购买的药品或医疗服务，在其他国家会由普通税收来提供。可以说，这一支出中的一大部分正流向异常高成本模式的美国医疗保健，有着昂贵的行政成本、积极的高科技治疗手段，以及较弱的成本控制。但这也可被视为美国医疗体系私人性质的后果，因为公共筹资建立的福利制度则被期望能限制这种增长的动机，而且这一开支的大部分都超出了消费者的选择能力或控制范围。简而言之，我们有理由认为，医疗保健方面的私人消费支出一其构成了美国和欧洲支出模式之间的主要差异一肇因于一个不发达的公共卫生系统。美国消费者并非透支享受奢侈品，而是因为医疗保健的成本而捉襟见肘。在部分由高水平之消费债务导致的经济危机之后，信贷驱动的体制所存在的问题似乎明显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这些问题在信贷体制发展的过程中未必有那么明显。尽管常识似乎是，有息贷款到期后必将最终减少购买力，但有关信贷的观点是，富有成效地使用信贷将带来经济增长，如此一来，债务将由变得更富裕之后的借者来偿还，对此人而言，此时的债务可就便宜多了。如果信贷的使用方式有助于家庭向上流动一进入好学校、应付那些会使家庭致贫的紧急情况、商业投资、通过购置房屋积累资本一而且如果信贷在宏观经济层面被用于有效的投资，从而使经济增长，那它就能够提高购买力并因更高的经济增长而被偿付。一旦利率足够低，而且教育和投资的回报足够高，那信贷就会有效。借者其实乃向未来更富裕的自己借贷一一个未来因为其所借资金而更加富裕的自己。这是有关经济增长之基本洞见的私有化版本，同时也推动了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发展。当然，这一设想只有在经济的确增长时才会起作用。罗伯特·柯林斯（Robert Collins，，2000）将美国对经济增长的依赖追溯到了“新政”。查尔斯·麦尔（Charles Maier，，1977）阐述了美国在整个战后时期是如何依靠“以经济增长取代阶级冲...
• 冰原之光

  2022-07-24
  税收优惠这一政治主张非常有活力，并且摧毁了建立全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希望。学者们已经证明，公司和工会都极力争取雇主提供的医疗福利，而不是全国医疗保险制度，部分原因在于雇主提供的医疗福利能够享受税收减免。但这一研究至今尚无法回答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何税收优惠在美国如此重要。我此处的看法是，税收优惠的政治主张一因而还有医疗保险的政治主张一是与累进税捆绑在一起的。累进税在20世纪初就已经对公司和富人设置了极高的税率。鉴于将某些种类的所得排除在税收之外的传统做法，立法者便寻求各种税收优惠来回应。累进税制加上碎片化的政策制定结构，这一组合尤其具备影响力，因为这样一来，广泛的税率降低就变得困难了，因而导致寻求其他降低税负的方法。这就在资方和国家之间创设出一个特殊的关联结构，使得税收优惠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议题。这一政治过程最终导致了带来私人福利的税收优惠，该福利是由公司提供给雇员的。由于在20世纪初期大部分其他国家尚未出现如此之高的公司税，因而它们没能发展出这一税收优惠的政治主张。其他国家的强势公司不需要借助税收优惠，因为它们可以指望更低的一般公司税。而其他国家的国家医保没有因争取税收优惠的斗争而陷入混乱并最终被迫放弃，因为这些其他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税收结构不会产生一开始就关注税收优惠的奇怪的好奇心。
• 冰原之光

  2022-07-24
  由上所见，欧洲诸国的主导性回应是贸易保护主义，而“二战”结束后则选择了工资限制和出口导向政策，并以之作为福利保护扩展的回报。尽管美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也推行保护主义一的确，《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在这轮保护主义周期中曾经是一个中心插曲一但作为一个农业出口国，它的确受到欧洲关税的伤害。因此，一个关键的不同在于，在美国，农业对价格不稳定性的关注先是转变为对生产过剩的关注，随后就转变为对财富集中的关注。在美国，恰如他们在最初的民粹主义时期所做的，20世纪20年代商品价格的跳水，意味着对农业的毁灭性打击，最终导致了对猪的屠杀和被犁掉的棉花。
• 翩跹乌鸦

  2021-09-05
  一位观察家将其记录为“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焦虑不安，被以下思想所唤起的不满情绪：‘为何我们以更少的付出生产出空前的成果这一事实，却意味着我们必须得到更少的享受？’”（Deutsch，1935）如菲利普·伦道夫（A.Philip Randolph）这样的分析家很快认定这个问题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生产过剩，因为“工人想购买，他们能够消费掉这些生产出来的产品。但他们却无法购买这些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因为他们的工资不够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展现的事实中发现了一个响亮的回声，那就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有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论点。
• Tinalalala

  2020-06-26
  一个始于这些观察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需求侧理论一一能更好地理解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经验差异。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研究的那样，因为美国高出许多的增长率，需求管理在美国比欧洲变得更重要。当欧洲国家集中力量通过聚焦生产和限制消费自上而下地重建其经济时，美国倡导的却是一种所谓的“按揭凯恩斯主义”，即按揭融资成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机制。这些发展回过头来引发了一种政治经济，它瓦解了公共福利国家的基础，而对以信用融资个人消费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形成依赖，这与欧洲生产导向的经济模式形成明显的对比。简而言之，我在本书中的观点是，政治经济的比较差异最好被解释为针对需求管理的不同路径的发展，它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大萧条”期间。在欧洲大陆国家，问题是如何重新启动似乎被摧毁了的资本主义。然而在美国，问题在于如何驯服资本主义，它太成功了，过剩的财富甚至催生了贫困。这些不同的问题产生于这些国家在帝国工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或者是殖民地，或者是殖民者。为了回应这些不同的问题，各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传统，且几十年保持稳定，而且影响了政治经济其他领域的发展，包括福利国家。美国企图靠管制市场和扩大信用来促进需求，而欧洲国家则聚焦于鼓励供给和限制消费。在伊丽莎白・桑德斯（ Elizabeth Sanders，199）对美国农业国家主义重要性论证的基础上，我指出美国农民非凡的生产效率和不成比例的政治势力在这一时期对政治经济具有关键的影响，其余响不尽于今。
• Tinalalala

  2020-06-26
  作为结果的反垄断政策与过去完全不同。当然，在美国从托马斯・杰斐逊迩（ Thomas Jefferson）开始，就一直有一种怀疑大企业的亚文化，但相似的亚文化在所有国家都存在。例如，农业的和反大企业的意识形态部分组成了19世纪有关德国工业化的争论，而且在纳粹的修辞里尤其突出（ Barkin，1970， Turner1985）即便是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明确选择了鼓励大企业的政策，但从克米特・马斯克劳德（ Comite Mascuraud）和皮埃尔·普雅德（ Pierre Poujade）到乔76斯博韦（ Jose Bove）（也可参见Nod，[1986]200M197，都直持有一种强烈怀疑大企业的亚文化，以及杰斐逊式的对农业和小企业的声援。此处真正的差异不是文化层面的，而是行动层面的。尽管企业的规模是垄断政治学出现的一个因素，但莫顿·凯勒（ Morton Keller，1980）认为美国更独特的是，在用以控制垄断的政治制度形成之前，大企业已经发展起来了。但也许美国和欧洲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因为在出口市场上农业的地位不同，欧洲的农业有贸易保护主义的抚慰，而美国农业则没有；美国农业因而成为反抗财富集中以及对抗直接威胁其利益的产业经济的中坚力量。这些在19世纪第一个通货紧缩期确立的先例，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第二个通货紧缩插曲期间，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开花结果了。第二阶段的通货紧缩并没有被习惯性地视为民粹主义时期的延续。大多数历史观点认为，民粹主义已经在世纪之交时终结了。但本书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二者乃同一更宏大故事中的两幕，这一故事就是因美国的富裕而在世界范围内导致的经济不均衡。这两段通货紧缩的插曲被世纪之交的那数年所打断，在这段时期里，新发现的黄金储备暂时解决了通货紧缩的问题。但这只不过是一段幕间乐曲，而非最终的解决方案。通货紧缩的问题是由残存...
• Tinalalala

  2020-06-26
  那个“荒唐而残暴的”立法隐含着一种无情的逻辑。不仅如此，它还导致了一个更大且更麻烦的问题。当美国所有的能量在十几年中都被迫用以增加农业生产率，那么眼下由此而导致的供给过剩问题又该怎么办？过剩到底是如何成为一个问题的？这里的问题不只涉及猪，还涉及棉花、小麦、玉米、蔗糖、烟草等。实际上，所有这些作物成了美国农业的脊梁，它们的价格必须得到政府计划的支持。这不仅表现为丰裕时代中的贫困悖论，更是丰裕时代反而造就了贫困的悖论。增长的供给导致价格跳水，由此导致农民们濒于破产并把更大范围的经济推至萧条。
• Zophiel

  2019-09-30
  我认为有关美国和欧洲之间差异的优秀解释应当符合三个标准：它必须能解释美国在某些领域内更严格的政府干预，同时能够解释导致一国更大程度贫困和不平等的不那么发达的福利国家的现象；它必须能解释为何欧洲国家能够在几十年里将经济增长同再分配结合起来；还必须能解释美国和欧洲不同轨迹的起源。我在本书中已经说过，20世纪上半叶，促进农业利益者在政治中的角色解释了对农民来说很重要的领域的政府干预，这些政府干预持续破坏了公共福利国家。由于促进农业利益者对累退税的抵制，美国从未采用经济扭曲程度较低的税收，而这些税收则支撑着欧洲的福利国家并使欧洲得以加强经济增长和再分配。这种分歧的最终原因是美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这一爆炸性增长是由引人到北美广袤土地之上并在19世纪开始结出果实的英国制度引发的。 本书还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和欧洲的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差异几乎与文化、雇主偏好、工会势力无关，也与美国资本主义不寻常的生产力及其在两次战争之间和“大萧条”时期所引发的危机无关。在任何发达的福利国家，公共动员或对福利政策的支持都不是政策产生的主要因素。虽然系统的投票数据在整个时期都无法获得，但历史研究表明，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大的支持是在政策实施后出现的。同样，雇主在福利政策最初被提出时通常会反对，后来才默许。而且劳动强度和动员的模式并不符合美国福利国家的特殊轨迹。相反，我在这里提出的解释基于这样一个原则：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考察经济的需求侧来进行分析，具体来说就是国家是鼓励还是抑制消费。这一视角进而肯定了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性，在这环境中、美国与欧洲国家相比发挥了非常不同的作用，因为美国的富足从19世纪开始便在世界经济中制造了不平衡，而从那时开始，世界只是缓慢且以极大的代价在恢复着。虽然这里给出的许多解释都是针对发达工业国家的，但也有一些因素可以被归纳成...
• Zophiel

  2019-09-30
  20世纪早期出现的金融管制包含了三个特征，而从比较的视角看这三个特征很独特：破产不受约束，广泛的银行管制，以及信贷民主化。宽松的破产和宽松的信贷相互作用，增强了美国人对信贷的依赖；然而更严厉的管制，诸如《麦克法登法案》和《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又与此相冲突，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它们使金融机构更小也更不稳定一一这与强调制度互补的理论家们所建议的恰好相反，这两种特征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麦克法登法案》和《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阻止了信贷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发展了一种聚焦于信贷的经济，与此同时，在“新政”时期也率先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旨在限制信贷的可得性。“二战”后三十年的繁荣将这些紧张局势隐藏在普遍提高的收入流之下，使信贷的需求和供应皆缓慢而稳定地增长，当储户为了对抗通胀而在其他地方寻求更高的回报时，令人恐惧但罕见的信贷紧缩却中断了这一过程。但在20世纪70年代，整个局面都瓦解了，那十年的衰退和经济放缓意味着对信贷的需求超出了可获得的信贷，触及了“新政”管制的上限。当然，金融服务业认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离妨碍了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并阻止了该行业满足对于信贷的明显且广泛的需求。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左翼激进分子也支持拓宽信贷准入。正是这种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对信贷需求的认可激发了快速放松管制的热情。在受到各方攻击的情况下，监管当局被指责阻挠开放信贷通道且并不产生任何显见的利益，美国传统上更为严厉的银行管制开始土崩瓦解。金融界则开启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创新时代。而放松管制运动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想象的显著的放松管制成功导致了更大程度的放松管制，包括《1994年里格尔一尼尔法案》，该法案解除了设立分支银行的限制：还有《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它废除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以及《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阻止了对场...
• Zophiel

  2019-09-27
  在试图解释对抗性法条主义时，卡根引入了国家文化因素，这种文化珍视在法庭上挑战政府的自由，而且碎片化的制度使得其他形式的权威更难施行。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文化观点难以作为一个严格的分析工具，因为它会被滥用而可支持任何经验模式。例如，如果我们已经确凿地发现了相反的经验模式，文化观点的支持者必将视其为支持其主张的证据：如果我们发现欧洲国家正把市场管制的问题托付给独立的中央集权管制机构，那么文化观点的辩护者肯定会认为这体现了欧洲的国家主义、对专家意见的服从以及对正在运行的中央集权的偏好，而缺乏独立的管制机构将被视为美国反国家主义的证据。如果欧洲更加形式主义并拘泥于法规，而美国的体系则较少以规则为基础，那么这将成为证明美国体制更加民粹主义的证据。即便在美国，律师的作用举足轻重，但如果在欧洲发现了这些律师，那就会被视为是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的顺从。事实上，所有这三类经验模式都走向了其他的方向：独立的中央集权管制机构、形式主义和法条主义、律师的突出地位。如果种理论既可以把中央集权的韦伯主义的官僚体制存在作为美国反对国家主义文化的证据，还能将缺乏中央集权的韦伯主义的官僚体制看作反对国家主义文化的证据，那它对理解世界的益处就不大。这两类因素也许能很好地与反国家主义的文化相兼容，但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需要寻找其他一些因素以解释为何一个具有反国家主义文化的政体可以选择此一种而非彼一种路径呢？尽管权力的碎片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却并非故事的全部因为权力的碎片化也可以与缺乏独立的管制委员会相兼容。事实上，如果经验模式是相反的一一即如果独立的管制委员会是欧洲才有的现象，且美国不存在或近来才崛起一一我们就应当会看到这样一些论文，它们显示了在该政治体制中，劝服各种“否决点”一致同意建立一个独立的管制委员会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 Zophiel

  2019-09-26
  近年来，学者们对为何货币不是潜在现象的中性信号，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因果要素这个问题进行了扩展。如果债务以名义价格结算，那价格的通货紧缩将导致无力偿还债务。批评者通常反对说，这只不过是把钱从一个团体（债权人）转至另一个团体（债务人），而并不反映总收入的下降。但如果债权人因此无法放贷，无法去接近一个犹豫不决的项目，即便这个项目本来能够增加总的财富或生产效率，那这些名义上的货币移动就真能够发挥影响了。通过这一因果链条，提高的生产效率却能够导致经济的衰退——即凯斯特勒悖论。
• Zophiel

  2019-09-21
  由于以阶级为基础的观点困难不少，于是20年后，学者们开始发展出一个新的观点，既能解释有关贫困和不平等的不同后果，又能解释远非最小化政府干预下的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这方面表达最彻底的是霍尔和索斯凯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这一理论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之前的政治科学传统 引向劳工、雇主和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法团主义。但这一学派的早期学者们如科比，其给人的深刻印象是强调劳工有能力通过罢工的方式在此法团主义的三角关系中角力，沿着诸如皮特·史文松和约翰·齐斯曼这些学者的思路，霍尔和索斯凯斯将焦点转向雇主一方。在霍尔和索斯凯斯看来，企业在投入生产时存在一些特殊的问题，既需要保证与那些熟练技工的合作，还需要建立可靠的资金来源、原材料供给以及销售的渠道。可以从企业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的历史来分析资本主义。在被霍尔和索斯凯斯称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系列经济制度中，这些问题是通过企业及其每一个合作方之间竞争性的公平市场交易而得以解决的，而在“协调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则通过与其合作者互动来解决问题。例如，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企业无需亲自培训其工人，而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转化，与在协调的市场经济中的有组织的学徒制相比，是一个混乱而偶然的相互选择过程。霍尔和索斯凯斯还认为政治经济活动中不同的要素会相互协调，证实了“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在一个经济领域中有某种特殊类型的协调机制，那么在其他领域中也将发展出互补性的行动”。 在全球市场中，这两种资本主义模式几乎占据了互异而互补的市场。协调的市场经济最适合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尤其是资本品，这些产品保留着来自顾客的无限忠诚，还需要专业化的技工；然而自由市场经济却擅长生产全新的产品或彻底变革生产工序，而这些只需要一般的熟练工人即可。因此，不管是自由的还是协调的市场经济都能造就经济增长。但霍尔和索斯凯斯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会产...
• Zophiel

  2019-09-20
  面对经济危机，强力政府干预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后世对具体的政府干预措施如何评价。现在，众所周知的是，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应对之道就是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的内功心法，一言以蔽之，就是提振总需求。凯恩斯主义武学博大精深，其中有些内容是由凯恩斯亲自阐发的，另有一些则是从凯恩斯的武功秘籍衍生出来的，从而使凯恩斯主义发展成三个分支。 第一支就是众所周知的宏观经济学，其武功招数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姑且称之为“经济凯恩斯主义”；第二支是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通过扩大政府财政在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领域的支出，尤其是注重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的发展，以确保国民经济的总需求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这一支在国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中被称为“社会凯恩斯主义”；第三支就是普拉萨德在《过剩之地》一书中所描绘的武学，并称之为“按揭凯恩斯主义”，其要旨是通过促进信贷消费，提振对国民经济的总需求。 “大萧条”时期及以后，美国政府以征收累进式所得税和鼓励消费信贷双管齐下的方式，对经济生活实施强力政府干预。无论实施何种政府干预，征税都是必要的，而税收征管能力是国家强弱的一个显著评判指标。然而，征税型的政府干预会遭遇纳税人的强力反弹，而美国的纳税人有能力通过跨界利益集团的政治运作推动旨在减税（或至少不増税）的反政府干预型政策。普拉萨德用一章的篇幅，详细记述了容易导致价格普涨的国家销售税立法在美国一次又一次遭到挫败的政治经济历史、用另一章的篇幅记述了累进性的所得税如何在农民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支持下变成了美国税收体系的主下。在此政治背景下，美国式政府干预更多地依赖于鼓励消费信贷，而这种政府干预措施貌似给予了所有利益集团成员以短期好处、因此不容易引致政治上的反弹。这一点被普拉萨德称为“信贷的民主化”。消费品生产商对此大为欢迎自不待言；即便是广大的消费者、对此类举...
• Zophiel

  2019-09-30
  本书的理论观点是，一个国家对待消费的方式，是其会否发展出一个能减少贫困的、广泛的公共福利国家的最佳预测指标。尽管我只深入地考察了一个案例，但在该案例中所考察的关系的逻辑却产生了理论预测，即更高的贫困率，是因为政府关注的重点在鼓励消费而非投资。鼓励消费的国家将会发展为不那么广泛的福利国家，而限制消费的国家将被迫发展更广泛的福利国家。当然，一个国家的消费方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结果，包括一个国家过去在有关经济增长和通胀方面的成就，在地缘政治和战争中的角色，还有金融的结构及金融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国家对待消费的态度并不是外生因素或最终的決定性因素，而是一个时刻，在这一时刻，以消费为结果的因果链开启了一个新的、以福利国家为结果的因果链。这是针对历史社会学中有关在历史中因果链要追溯多远这一问题的一个涂尔干式的回答。历史产生了一系列事件，其中的现象变得自成一类，即不再可以简化为使它们存在的事件。这些时刻应当是我们因果关系的起点。无论产生某种特殊消费态度的因素为何，一旦确立了这种消费态度，它就会独立地影响福利国家的发展。回应选民需求的政客和使得这些需求为人所知的选民共同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影响后果。尽管本书的确在故事中发现了路径依赖的一个要素，其中，之前的决策影响了未来的决策，并使得某些结果不太可能发生，但它不支持最强版本的路径依赖，那种路径依赖设想了若干紧急关头，在那之后是一系列事件，其中若干进程被“锁定”且无法改变。我们没发现那种设想所需要的紧急关头，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意外与此事件有关：通过考察那些试图按照自身利益行动的团体，世界各国对由美式富足所引发的不平衡的回应已被很好地理解了；即使是引发了一系列前后相继事件的地理上的偶然，也可以从结构性的角度被理解为人类向更新士地的迁移。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几十年间，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的关键节点...
• Zophiel

  2019-09-26
  虽然那时候有关生产过剩的解释中大量涌入了符合凯恩斯理论的解释，但凯恩斯自己却没有创造类似的生产过剩理论。他的观点并没有那么激进，他认为当经济形势不确定时，理性的消费者将会决定持有更多的现金储蓄，由此将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危及整个商业（[1935]1964）。最近版本的对“大萧条”的凯恩斯主义解释，被更确切地描述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二者解释的杂交品：尽管他们也许发现了非货币的因素，如消费的自动下滑，其被视为引发萧条的重要因素，他们同时也看到了货币因素在将一个正常的经济衰退转化为“大萧条”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在最终的复苏中也是如此。彼得·特明也许是当代以凯恩斯理论视角观察“大萧条”的大师级代表。特明详细说明了自已的主张（修正了他此前的观点），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因对金本位毫无必要的坚持而被传递一一甚至在金本位被正式恢复之前一一这一混乱引发了通货紧缩的偏向，并成为经济不稳定的终极原因。特明认为这一金本位体制在国家面临经济下行带来通货压力时需要该国实行货币收缩，但在国家面临经济上行压力时却不需要货币扩张；这种不对称导致了整个体制的通货紧缩偏向。正因如此，那些最早放弃了金本位的国家经受的打击最小，且经济恢复得最快。这关于“大萧条”传播的解释同样被广泛接受，但特明并没有探究选择金本位的理由以及可能的替代方案。政策制定者之所以坚持金本位，是因为他们的想法是，如果汇率变化无常，那没有金本位的话，重建所必需的资本流动性就会消失；为何这一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的观点最终却被证明是如此地消极。最重要的是，尽管金本位不需要扩张，但梅尔策认为它也不会强迫收缩；而美联储的收缩之举仍然有待解释。对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而言，核心的问题是来自美联储的货币供应收缩，而这依然在理论框架之外。
• Zophiel

  2019-09-21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与其他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相比，为何美国的贫困人口如此之多。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来衡量贫困，即便我们控制了诸如不同的种族结构和美国人口迁徙的历史等因素，美国的情况都甚于其他发达国家。在最近的一个世纪中，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学者们的都在研究这一问题，而他们却总是得到同一个结论：美国之所以有很多的贫困，是因为美国政府对此现状毫无作为。市场的不平等，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是相似的，然而在国家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干预后，我们却能发现贫困率呈现出显著的分歧。换言之，我们知道如何去解决贫困，或者至少把它减低到欧洲的水平，但我们的决定是拒绝这样做。在比较政治经济学若干个世纪的传统中，它已经发展处一系列的理论试图解释这种情形，如美国社会的种族分裂、坚信市场经济的文化、劳工组织的软弱或工商业利益集团的强势等。这些理论尽管各说各话，但它们都同意美国政治经济体制以最小化的政府干预为特征，其目的在于强调市场经济的差异性，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或“放任主义的”国家，不信任政府干预而热衷于自由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