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盘与风向标

• 懒残僧

  2023-05-17
  在1946年，凯南是莫斯科使团的副团长。他的“长电报”是他的离任总结报告，是他给国务卿的私人报告。而在1990年或之后，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那时候，这种离任报告是少见的，尽管不是完全没听过。除非大使自己撰写的报告，否则无法提交给国务卿。如果凯南在1990年写报告，他大概只能将报告提交给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如果助理国务卿认为足够重要，他会向上转发给国务卿，甚至可能在办公会上亲自提及。国务卿读到电报的机会在1990年要远远小于1946年。1990年使馆的“深渊电报”，尽管是大使撰写和批准的，代表的是使馆的观点而不是大使个人的观点。2即使是这样，电报到国务卿办公室或者其他七层主要领导办公室的机会也很小，或者说除非国务院里有人极力推荐，引起大家的注意，否则根本没有机会。也就是说，国务院高级官员确实指定人员以确保他们可以读到重要的报告，过滤掉那些不值得引起他们注意的报告。即使在当下信息被电子化传递的时代，在机器的关键点上，也需要人来把关。
• 懒残僧

  2023-05-17
  区别真实信仰与声称的意识形态对所有外交分析者都是一个桃战，他需要评估这个国家政治体系中相关行为体信仰意识形态的程度。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有打开耳朵去听大家说了什么，并把这些讲话放到更大的背景中理解。在一些国家，更多的是在威权主义国家，大量的私底下的政治笑话传统会生动又清楚地表明普通人是如何看自己国家发展的。在驻莫斯科使馆，我们定期的政治笑话集锦有广泛的读者，并且实际上一定有高级别的读者。通常，一个国家的当代文学也提供了更广泛的语境。在19世纪末，契诃夫记录了俄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破产。根据我们现在的分析目的，问题不是描述意识形态破产是否为契诃夫的主要目的，或者他部分有这样的意图。他生动而感人地刻画了既缺乏统治权利的信念又缺乏治理能力的统治阶级。他的最后戏剧《樱桃园》具有神奇的预知能力。·果园是对俄国统治阶级或者其价值的隐喻，果园注定枯萎。果园的主人柳苞芙·安德烈耶芙娜·拉涅夫斯卡娅(Luba Andreyevna Ranevskaya)和她的兄弟列奥尼德.安德烈耶维奇·加耶夫（Leonid Andreyevich Gayev)是统治阶级的人格化身。他们只有卖掉果园才能拯救作为个人的自己，隐喻着放弃自身阶级的价值体系。因为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随着强制出让樱桃园日期无情地临近，他们迷思在如何拯救樱桃园的臆想中。樱桃园被出售，他们失去果园，被迫离开。拉涅夫斯卡娅被流放海外，加耶夫找了自己注定不会成功的银行的工作。伴随他们离开的是斧子砍倒他们喜欢的樱桃树的砍伐声。这个统治阶级注定会倒台，只不过是时机与导火索不确定，不知道何时以及如何崩溃。并不是因为职业革命家而崩贵，职业革命家预言崩溃已经数十年了，崩溃还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衰败。或许有人会怀疑这种一百多年前的智慧会有助于现在的分析工作，这种观点确实也无法否定。但是我还是认为在正确分析工具的帮助下，20世纪初的外交分析官员应当也可...
• 懒残僧

  2023-05-17
  理性的外部观察者（多数外交官都是这样的一群人）倾向怀疑意识形态，尤其是极端形式的意识形态。他们甚至会质疑意识形态的存在，认为意识形态或许只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持权力和操控民意而有意运用的工具。这或许有时候是真的，但在更多情况下，则不是。统治阶级运转的意识形态可能与其传递给大众的并不完全一样，但是统治阶级绝对是有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阶级是由一种意识形态来维持的，靠一组核心信念说服统治阶级成员，他们所做的不仅有益于自身，而且有益于他们的社会。稳定社会要有一个建立在强大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统治阶级。如果把稳定视为美德，那么我们应当期待有一个广泛接受意识形态的社会，以合法化其统治阶级。这并不适用于第三世界，因为第三世界由支配的小集团来统治，缺乏任何意识形态基础或承诺。这导致了可怕的政变相继发生，新的领导和他的裙带好友的主要动力无外乎就是尽可能快的变富，尽可能长的掌权，以及在必须下台的时候能够活命流亡。长期掌权的第三世界政府，无论是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伊朗的鲁霍拉.霍梅尼或者是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他们都更愿意通过引人或者创建一种意识形态，以正当化他们对自己和大众的统治权力。很难发现一个统治阶级不愿意长久保持权力的案例，但是这种愿望必须清楚地与一种统治权利信念相区别。一个失去统治权利信念的统治阶级不会长久，无论其权力看起来多么强大。想想苏联意识形态的兴衰。列宁创造了一种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结构，它非常适用于俄国的政治文化。1917年革命的成功确立了第一代苏联领导人，他们内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并成功地说服了足够多的民众，击败了旧制度的反革命运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统治阶级的“清洗”给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增加了恐惧的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一种老的意识形态——保卫祖国——嫁接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之上，并培育了新一代年轻人成为统治阶级。因为老一代领导人被“...
• 懒残僧

  2023-05-17
  我在莫斯科使馆接待过很多来访者。我自己应对来访者的记录也是参差不齐的。我还能记起几次这样的互动。1991年春，应一家重要美国企业副总裁的要求，我向他们汇报情况，这家公司正准备进军苏联市场。在谈话开始时，他问我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地位是否稳固。我回复道，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完成总统任期的机会小于50%。尽管之后我向他解释我的理由，后来我意识到当说出这些意见之后，他已经不再相信我的话了。他的参照系距离理解苏联体系如何运转实在过于遥远。事后反思，我应当先提出我的理由，然后引导他得出最后的结论，而不是一上来就提出观点。
• 懒残僧

  2023-05-17
  我们来看X国的矿工罢工案例。使馆官员早上来到办公室，章起当地报纸，读到可能会有一场矿工上街游行。假设该外交官有足够的联系渠道，也能够负责报告这件事。他会安排会见矿工工会的主席和该国内政部的办公室主任。在当天晚上，他会发回这样一条电报：在矿工工会总部办公室，工会主席[人名]向使馆官员（emboff）2指出，除非立即将矿工工资上涨10%，否则工人明天中午将上街游行。内政部办公室主任随后告知使馆官员，将会派驻充足警力在矿并，以确保那些还想继续工作的矿工能工作。这是一条直截了当的情况介绍使馆电报。电报包括介绍情况的人、事件、时间和地点，告诉华盛顿的读者，使馆从报纸中得知场罢工即将发生。对该情况分析的电报不仅要包括上面内容，可能还要有下面内容：地方工会领导人是这场罢工威胁的幕后指挥，将罢工看作跳战总工会领导层的一个机会。除了支持罢工或者辞职之外矿工工会主席别无选择。内政部认为这是一个分化强大工会的机会，倾向于使用武力支持企业引入替班工人的努力。这条分析向读者提供了事件背后的各种力量因素、不同行为体的真实目标以及这场宣称关乎面包和黄油的罢工背后的权力斗争。这条分析具体处理为什么的问题（“why”question)。接下来的评论更注重预见性，尝试提出“事件意味着什么”和“为什么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罢工期间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很高。矿工很可能抵制引入替班工人的做法，而警察似乎得到命令，要运用武力支持替班工人工作。作为对暴力的反应，其他工会很可能出于同情也发起罢工。如果其他工会的领导人将这一事件看作利用摧毁矿工公会来弱化工人运动的努力，可能会爆发一场总罢工。一场超过一周的总罢工会严重损害经济，并有可能使政府倒台。
• 懒残僧

  2023-05-17
  美国的职业外交体系与其民主制度存在内在冲突。3美国的职业外交官对此更是深信不疑，这是他们的强烈信念。他们认为政治家会考虑短期利益，会考虑国内政治，而忽视美国长期的、根本的、整体性的利益。因此职业外交官与政治任命的国务院官员之间、与总统及其外交政策幕僚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分歧。职业外交官的作用就是始终从国家长远和整体利益来思考问题。而如果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民意是其执政的基础，国务院的外交队伍应当是总统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如果不能认同政府的外交政策就应当离开。为了弥合这种内在紧张关系，美国国务院做了一些制度设计，保证外交官的声音被听到，其利益被保护，比如设立了“不同意见通道”(dissent channel),建立了外交事务协会等。而职业外交官则要不断在指南针还是风向标间找平衡。中国外交体系和外交官队伍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我们的外交工作由党中央统一领导，外交大权在中央，不会出现美国外交体系中总统与国务卿、国务卿与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总统、国务卿与职业外交官之间的可能不一致。我们一直强调“政治家办外交”，要求外交工作要有大局观、战略观，从中华民族的长期利益、整体利益出发。我们一直注重外交干部的政治素养和践行外交人员核心价值观。这都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组织和人员素质基础。
• 懒残僧

  2023-05-17
  根据不同任务，美国的职业外交官有5个不同的职业类别：领事业务、经济商业业务、管理事务、政治事务以及公共外交。领事业务是外交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外交官负责为美国公民提供各种紧急的或一般性的服务，通过签证审核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经济事务外交官处理与其他国家的技术、科学、经济、贸易、能源和环境等有关的问题。管理业务的外交官负责国外使领馆运转，从固定资产到人员配备再到预算制定等。政治事务外交官与所在国政府打交道，能够高效地与各级政府进行沟通和谈判，并能够对所在国的政治运行作出分析。公共外交是与所在国的民众打交道，包括意见领袖、非政府的团体、学界、思想库研究人员等，促进相互了解以及强化对美国政策目标的支持。这五种不同的外交目标决定了不同的外交官的职业轨道。在资格考试时，不同轨道有不同的考核内容，一般而言不同轨道上的外交官也不能轻易转轨。
• 懒残僧

  2023-05-17
  翻译这本书是个意外。回想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在一段时间内，我注意到对中国外交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中国外交官的选拔过于重视外语能力而忽视了专业能力，尤其是国际关系的专门知识。我对这种意见有些不以为然。一方面，外语能力毫无疑问是外交工作的必要条件，它有助于外交官去了解一国的历史、文化、人民，这是做好外交工作的前提。而且，那些凭借优秀外语能力、能够为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做翻译的外交官，更是可以直接观察领导人的会谈，体验领导人的思维习惯等。在各方面，这都是难得的学徒经历。另一方面，我对专门知识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在政策制定上的作用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总感觉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与执行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事情，有不同的目的，遵循不同的逻辑，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其二，2010年以来，我给不同工作背景的外交实践者（practitioners）讲课，比如为外交部新干班讲授“国际关系理论”，为公共管理专业硕士讲授“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等课程。在授课过程中，我一直思考什么样的课程安排更有益于他们今后的工作。基于这两个原因，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读了一些关于美国外交体系、外交官选拔与培训的著作和报告，对相关情况有所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读到了雷蒙德.史密斯的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