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历史肖像

• 莪洲日记

  2023-07-20
  參與政治的同時也經常身處山林，卽使爲了政治暫時離開，也時刻以山林爲大本營的這種類型的「儒者」，就被稱作「山林」。起初，大體上在鄕下講學的道學者們被稱作「山林學者」，或者「山林養德之士」，簡稱「山林」。但到後期，將某些特定的人物，卽從國家那裏受到征召的、享有官職的優待等特別待遇的人士，敬稱爲「山林」。
• 莪洲日记

  2023-07-19
  新儒學在東亞的中世社會特別是在漢文文化圈，似乎具有一種普遍性。通過朱子得以完成的新儒學從元代開始成爲中國的正統思想，經歷了明、清緊緊地與統治體制相聯系在一起，在 14世紀末傳往韓國，在17世紀又從韓國傳播到日本，成爲德川幕府的官學。這樣，新儒學以中國爲中心成為了整個東亞普遍的敎理。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來看，新儒學產生了兩個最重要的結果。一個是從形而上學、思辨的解釋上，給原來的倫理道德提供了新的理論根據，強化了身份主義的階層社會秋序，另一個就是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的正統論的理念，確立了中華主義的世界觀。這一思想給東亞各民族社會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卽同統治體制相聯系的權威主義化。與中國和日本相比，韓國受到了更大的影響。在韓國除了朱子的理論外，一切其他理論都受到抑制，就連陽明學也只是部分地以隱蔽的方式傳播。在從中世紀到近代的歷史進程中，東亞沒有超越權威主義化的身份主義社會原理和中華主義世界觀，因此東亞各民族社會的逆轉方向就不能被打開。由此超越新儒學的重任就由各民族的知識階層來擔當，在中國產生了考據學，在日本產生了古學、國學，在韓國實學得以興起。
• 莪洲日记

  2023-07-19
  在對佛敎的排斥過程之中，新儒學的性質很鮮明地顯露出來。新儒學的特征主要是對古典儒學進行理論性的研究，對宇宙和人生的哲學性的解釋——性理學爲其主干。但引入新儒學的高麗後期的學者們並沒有對性理學進行形而上學的思辯性的研究，只有一些現實性的社會理論，卽只把「人倫」作爲價值來高度地宣揚。新興士大夫在現實性的問題上需要的東西並不是新儒學中的形而上學，而是新儒學的名分論、義理論。新儒學的名分論、義理論是東亞自然法思想的集大成。「作爲子女應該盡孝，作爲臣子應該盡忠」，這並不是依據人類自己的選擇而是一個與生俱來的前提，這就是天理，人倫就是天理的體現，因此這是高於當然的必然。這樣的名分論、義理論成爲新興士大夫的理論武裝，發揮了強有力的力量，在對佛教的斗爭中，這樣的理論武裝使得新興士大夫信心大增。對佛敎的斗爭就意味著對與佛敎成爲一體的「中央管理層乃至大莊園主、世臣巨室」的斗爭，對佛敎的勝利是思想上的勝利的，也伴隨著政治、社會上的勝利。
• 莪洲日记

  2023-07-19
  「兩班——士大夫」的根源是從哪裡開始的呢？和之前的文臣、武臣都沒有什麼關系的書生系譜應當從當時的地方鄕吏層找起。在不存在兩班的高麗時代的地方社會中，鄕吏是是代表性的土著勢力。到高麗王朝後期，這些鄕吏層作爲新興地主的基礎更加堅實，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把行政事務作爲家業繼承下來的他們的子弟不斷加深文學修養，終於成爲「能文能吏」的新官僚而得以進出中央。因此，當時與性理學——新儒學有關系的有名人物大都是鄕吏出身。剛開始的時候，他們的勢力並不是那麼強大，經濟上只是地方上的中小地主，政治上不過就是作爲一部分新進官僚佔據著政界的一個小角落而己。直到現在，屬於武臣乃至王室親威的中央權力層——「世臣巨室」們在走馬燈似的轉變之中依然交替掌管權力，以這權力爲背景佔有擴大的莊園——大土地，給新興士大夫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發展帶來很大的制約。新興士大夫作爲地方中小地主和新進官僚，爲了加強自己的政治和社會勢力，在與既是大莊園主又是中央權力層的世臣巨室的利益對立之中不爭取勝利是不行的。他們首先提倡把新儒學作爲新的意識形態。新儒學在這一時期具有很有力的反抗意義。
• 莪洲日记

  2023-07-19
  韓國儒家以其主流爲脈絡主要被區分為三個時代：(1) 文詞學時代（新羅統一時期至高麗王朝末期，卽7世紀後半期至14世紀後半期）。在新羅統治時期，依據王族和上流貴族的信仰而把佛敎定爲國敎，享有統治性的地位，儒敎只是爲二流貴族提供行政上需要的知識和文學性的涵養，同時漸漸得到發展。新羅滅亡後，高麗王朝成立，新羅的二流貴族投奔了高麗，這也使得他們的文學涵養得到進一步發展，同時形成高麗政府內部的「文臣」集團，爲修飾對中國外交和整頓國內的典章制度做出了貢獻。在這一時期，盡管儒敎在國家統治體制的發展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從其思想史層面上看，對佛敎仍具有從屬性的意義。(2) 性理學時代（高麗末期至李朝中期，卽14世紀末至 17世紀末）。韓國的儒敎在韓國思想史上變得具有決定性意義是從性理學——新儒學時代開始的。這一時期隨著佛敎勢力的下降，儒敎確立了國教的地位，不僅在與國家統治政策的關系上更加密切，而且還廣泛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並以規范人們生活的倫理道德的形式普及開來，展開了與世界和人生有關的哲學理論，並且深化這一理論的學者人才輩出。(3) 實學時代（李朝後期至末期，卽18世紀初至 19 世紀中葉）。李朝中期過後，新儒學漸漸在禮說、性理說等冗長而繁瑣的理論上糾纏不休，同時與李朝專制統治體系相結合了建立了絕對的權威性。禮說、性理說這樣非生產性的、觀念性的風尚直到18世紀才受到新的挑戰，那就是實學派的登場。所謂實學說的就是一部分有良心的學者站在當時韓國社會的現實問題的立場上對古典儒敎固有的「經世濟民」的理想進行重新研究，同時提出了適用於朝鮮社會現實的多種新理論。他們從事物的認識方法開始，通過客觀經驗性的認識開啟了韓國近代思維的萌芽。
• 莪洲日记

  2023-07-19
  朝鮮王朝的訓民政策主要向兩個方向推進：第一，以農業生產技術爲中心，提出救荒、避瘟等與農民的福利事業相關的事項……朝鮮王朝爲促進農業生產傾注了大量的心思，為爲了給農民技術性的指導，收集各地經驗編纂成農書在民間刊行。太宗用吏讀在農書中加入助詞，使之更爲廣泛傳播，世宗編寫「農事直說」讓鄕村百姓「曉然易知」。第二，獎勵以「忠孝」思想爲中心的「三綱五常」等倫理道德。這一倫理道德是重視上下尊卑之分的封建秩序的基礎，由於當時政府的官學——朱子學的本分論、義理論而得以進一步強化。通過向農民灌輸這樣的倫理道德意識，使得臣對君、子對父、婦對夫的名分和義理以及佃戶對地主的義務在同一秩序中更加體系化。世宗編寫「三綱行實」時還加入插畫來教授農民，之後相似的書籍相繼出現也是這個原因。
• 莪洲日记

  2023-07-19
  與從前對農民的生活漠不關心只專於銖求的時代相比，（科田法）是進步的。隨著農民的成長和地位的提高，農民的生活得到了法制上的保證。高麗王朝末期的農民們，在當時的歷史的條件下，雖然不能實現「耕者有田」，但是能夠克服「田丁體制」並且通過「科田法」得到一定的地位保障，借此能夠在高麗王朝統治者的奴隸支配中擺脫掉肆意的搜刮。朝鮮王朝就在這樣的農民基礎上誕生了。揚棄無限制的銖求和對農民的鎮壓，還保證了他們生活的最低生活保障，使農民們更加順應封建的社會編制，這就形成了對民眾的訓導——「訓民正音」。對農民進行奴隸性支配的時候，農民自身素質的高低和知識的有無都不成問題。但是，一旦把農民當作訓導的對象來看，一般的沒有接受教育，不識字的農民們只能全部被看成是愚味的人。怎樣對這樣的愚民進行訓導以獲得期望的成果已成了朝鮮王朝的一大課題。
• 莪洲日记

  2023-07-19
  通過將人丁和土地捆綁在一起的「田丁」的組織結構，高麗王朝統治者幾乎是奴役地統治著國民。這種陳舊的手法在進入12世紀末葉之後激發了民眾集團性的反抗，卽以鄕、所、部曲中的特殊賤民層和奴婢身份集團爲中心的各種民眾解放運動。以萬積、亡伊之亂揭開序幕的解放運動在武臣政權強有力的討伐之下雖然一時間好像遭到了鎮壓，但最終民眾持續的抵抗形成了「逋亡」，導致田丁體制的崩潰，從而使高麗王朝的基礎完全被摧毀了。農民們以「逋亡」的形式挑戰專制體制的同時，對「荒遠田」等末開墾地帶的土地和國家賬簿上沒有登記的土地根據新規進行開墾，開始了活躍的耕地擴張。但是，高麗國家通過自身轉化去適應這新的狀況爲時己晚。雖然這些農民活動在當時混亂的社會中被稱為「田野盡辟」，但是這些田野全部被豪強佔爲莊園，所以國家沒有從中得到任何幫助。
• 莪洲日记

  2023-07-19
  一直以來，學者們對正音制定的動機從各個角度進行了研究。根據姜信沆教授整理的內容，其動機主要有以下幾點：(1)爲了敎給不具備標記手段的百姓一種標記手段；(2)考慮到沒有文字的國家體面；(3)感覺到使用吏讀的不便；(4)世宗對百姓的愛護之心；(5) 爲了糾正朝鮮當時的漢字音。這五點都有文獻上的依據，特別是其中的第(1)項，卽訓民正音的「御制序文」所閘明的，此亦制定正音政策最重要之理由。
• 莪洲日记

  2023-07-19
  李朝建國以後，百余年間就有一次大政變，下一個百余年又有一次大政變。卽1392年建國，115 年後的 1506 年，燕山君被驅逐，中宗繼位；從那開始，117年後的1623 年光海君被驅逐，仁祖繼位。過去的史家在典籍中把這兩次政變歸結爲燕山君和光海君的責任，這並不是公正的評論。當然，並不是要爲兩位君主作不是暴君的辯護，是因爲建國後百余年累積的矛盾在燕山君時被激化；同樣，中宗反正後百余年期間累積的矛盾在光海君的時候也被激化。
• 莪洲日记

  2023-07-19
  所以，逐漸失去自立性的在野士大夫，受到一種所謂的「大儒重望」的形式上的「山林」禮遇之誘惑，要麼隨落爲閥閱政治的犧牲品，以假道學者終老一生；要麼就牢牢堅守士的節操，對閥閱的不當性進行尖銳的分析和批判，自身的社會改革的意志卻止步於學問當中，成爲一名實學派學者。假道學者和實學者雖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們作爲在野者都喪失了政治力量，無法與在朝者抗衡。李朝閥閱的粗暴和貪污腐敗在李朝後期導致了民眾運動的激化，對此統治者只能依據閥閱自身的權力集權確立勢道政治。
• 莪洲日记

  2023-07-19
  但是，經過了壬辰、丙子兩次戰爭，與民族的敗北意識一起，士大夫自身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在社會結構的全盤動搖破產中，士大夫的固有規范被嚴重弱化。這個時期的士大夫中以勳戚爲中心的幾個家族聯合形成了閥閱。在朝者逐漸地排除異己，把政權壟斷在手。閥閱的政權壟斷表現在除了自己的跟隨者以外，支撐士大夫的固有規范的在野者的活動幾乎被初底阻擋。實際上，這個時期的在野勢力本身也在逐漸衰落，處境每況愈下。這是因爲在野士大夫的普遍保守性，不能參與到當時的商品貨幣經濟中去。同時，由於商業高利貸向農村滲透，中小地主的基礎不斷遭受侵蝕。
• 莪洲日记

  2023-07-19
  這裏應該注意的是，在朝者如果長期享受榮華富貴或者過分行使權力，他們就完全脫離了士大夫的概念；同樣，在野者若長期沒有擔任官職，因爲經濟上的沒落，教養和法度也喪失了的話，也就完全脫離了士大夫集團；又或者在周邊徘徊的話，也失去了作為士大夫存在的意義。從某一標准來看士大夫的話，前者做得過了而後者做得不夠，李朝士大夫就處於旣不過又無不及的位置。下面是茶山丁若鏞留給自己兒子的家訓：凡士大夫家法，方翱翔雲路，則亟宜僦屋山阿，不失處士之本色，若仕宦墜絕則亟宜托棲京輦，不落文華之眼目。
• 莪洲日记

  2023-07-19
  考察士大夫的性質有必要追溯到高麗王朝後期，也就是他們的特征形成的初期。就像前文提及的士大夫的雛形出現於鄕裏，經濟上屬於地方的新興中小地主。到了高麗王朝後期，士大夫圍繞與中央的權力層即世臣巨室們作斗爭，制定科田制，堅持田制改革。我們將其看作是瓦解世臣巨室所有的莊園，把新興地主的利益法制化的行爲。隨著莊園的解散，莊園內部非法奴役的民戶們也被解放出來，成爲國家公民，這實際上是建立了新的地主和佃戶的關系，比起封建的生產關系更加合法化和合理化。無論如何，在士大夫與世臣巨室的鬥爭中大呼「耕者有田」並反對大土地所有制這一事實，以及以儒敎王道思想爲基礎的李朝政治、社會理念的原型——鄭道傳所著「朝鮮經國典」中對此的相關論調都有著重大的意義。在反對大土地所有制，以及施行「耕者有田」上取得政治勝利的李氏朝鮮給建國功臣賞賜了很多土地，也因此暴露出很多矛盾。正如國家的基礎扎根在小自耕農一樣，立足於政治社會理念的儒敎王道思想（卽民本思想）再一次給士大夫生活帶來不少制約，原是中小地主出身的士大夫們因爲這樣的制約塑造了自己更爲獨有的特征。當然，由於對土地的欲望，在士大夫中很多人急著使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來擴大其土地所有權。雖然也出現了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但是，李朝建國以後作爲社會主體勢力的士大夫集團的基本特征仍然是中小地主。
• 莪洲日记

  2023-07-19
  高麗王朝末期, 士大夫有沒有作爲身份規范並大擧通用不爲所知，但是「兩班」這一詞的通用卻在資料中出現了。鄭圃隱在信中介紹某人時說「雀鄲之女之母族，亦眞兩班也」便是例子，雖然句子很短，但他的話很明顯地表明那人的身份是兩班，且不是現任的官吏。在「高麗史」中也經常出現兩班，但大部分是指現任的文武官員的法制用語，其中雖然也有社會普遍概念上的身份的意思，但是還沒有發現像鄭圃隱的這封信一樣確切的資料。鄭圃隱的話不是法制用語，是意味著社會普遍概念上的身份，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兩班」不過是士大夫的韓國式稱謂，所以上文中把「兩班」和「士大夫」作同義詞處理，從高麗末期開始這個詞就意味著一種身份規范了。
• 莪洲日记

  2023-07-19
  我們所說的士大夫是從高麗武臣執政掌權特別是從崔怡時期開始登場出現的新型官僚,也就是地方鄕吏出身的能文能武的新官僚. 伴隨著崔氏政權的垮台和武臣勢力的退出舞合, 他們漸漸地積蓄著力量, 到了高麗末期, 更加鞏固了政治和社會的基礎, 最終成爲李朝建國的主力軍, 此即士大夫.
• 松亭君

  2020-02-13
  也就是说，实学派是通过血缘、学脉、交际关系等形成的学问倾向不同的三个流派，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在18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这三个流派大体上成为了不同的期的代表
• 松亭君

  2020-02-13
  我们先按照前人的主张将实学分为三个流派：以星湖李瀷为大宗的经世致用派一一侧重土地制度和行政结构及其他制度改革的流派；以燕岩朴趾源为中心的利用厚生派一一侧重于工商业流通和生产工具等一般技术层面上的革新的流派；以阮堂金正喜为代表的自成一家的实事求是派一一以经书及金石典故的考证为主的流派。如果按照每个学派领军人物划分其形成期的话，大致划分如下：（1）实学的第1期一经世致用派（18世纪上半叶）；（2）实学的第2期一利用厚生派（18世纪下半叶）；（3）实学的第3期一一实事求是派（19世纪上半叶）。
• 松亭君

  2020-02-13
  中华主义世界观是以高丽末、李朝初的亲明政策为基础而确立的，随着朱子学的官学化也更加理论化、名分化。尤其朱子遵循《春秋》遗法，站在严格划清华夷界限的立场上撰写的《资治通鉴纲目》，使得“尊华黜夷”的思考方式深深扎根于韩国士大夫之中。明亡后，清朝开始其统治，使朝鲜王朝受到巨大冲击，女真族的后继者统治中国内陆可谓是那一时期的重大变故之一。结下丙子城下之盟后，民族的耻辱感也只是打算依靠“尊华黜夷”的旧口号来发散。宋时烈的“尊周大义”甚至“北伐论”都是其中的代表。在视明朝为宗主国的士大夫子孙眼里，清朝明显是异己势力、异己地带。士大夫子孙们不仅不承认清朝的存在，还对与清朝的接触忌讳不已。但是，清朝政治逐步稳定，统治疆域不断扩大，成为史上军见的君临天下的大帝国。尤其是经历了康熙、乾隆时代，更是到了中国史上任一王朝都无法企及的黄金时代。韩国的“北伐论”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是少数统治者用此政策口号来抚平民族情绪、从而维持自己统治。于是，“北伐论”者在大义名分之下，继续掌权，欺瞒民众，最后只能导致民族力量慢慢地消耗。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伐论”露出了真面目，一部分有良知的学者在对清朝外交方面提倡采取实利大于名分的政策。并且对清朝的文化，特别是丰富的物质生活和发达的科学技术给予很高评价，甚至主动请求去清朝留学。实学派，尤其属于利用厚生派的燕岩朴趾源集团就是其主张者，也就是所谓的“北学论者”。“北伐论”开始衰落，北学论”渐渐抬头。像燕岩的《审势编》中所说的，当时亚洲形势出现转变是一部分原因，但更是因为人们逐渐明白了韩民族总是被虚无的名分所束缚面丧失实利这一事实。天下已经掌握在蛮夷的手中，往年士大夫的徒孙们对于唯有鸭绿江以东三千里疆土还保持传统文化沾沾自喜。燕岩一派认为清朝虽是异己势力、异己文化地带，但是必须得正视它是中国大陆统治者这一...